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與愛國教

一中國特色價值觀的內涵與由來

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什麼？是愛國主義？是拜金主義？是前現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雜糅而成的集體無意識？還是不必概括的偽概念？或者是別的什麼？

在當代中國人這個群體中，普適性最強的價值觀無疑是“崇拜金錢物質，相信弱肉強食，輕視精神文化”，唯二不受輕視的精神需求首先是重視家庭，其次是愛國至上。

客觀來說，哪怕是持有上述價值觀的人應該也會認為，這種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特有的，並不普遍存在於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普遍存在於眾多發展中國家。

因為，這類中國人認為：歐美髮達國家人大多是空虛或偽善的既得利益者，財富最多地位最高，於是或者沉迷故弄玄虛的精神文化，或者忙於貶低攻擊以中國人為代表的弱者；其他發展中國家人（包括歐美窮人）大多是懶散愚蠢的生存競爭失敗者，無力獲得財富和地位，於是或者沉迷浪費生命的低級娛樂，或者想方設法攀附坑害以中國人為代表的強者。

只有我們中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在努力賺錢，努力提升階層，對占據其他各國人民大量精神生活的宗教、藝術和娛樂，一律視為不務正業。要是我們中國人在賺錢和提升階層的過程中偶爾感到痛苦，彪悍的人就責怪佔便宜的人（但絕不是明搶的人），溫和的人就念叨自己的家人，兩類人一起想到國家許諾自己的未來會更好，痛苦便會平復許多。

正如被中國人以為是“自古以來”的其他許多東西一樣，這套中國特色價值觀也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在中國的最後一代知識精英（民國鄉紳與知識分子）的價值觀被連根拔起，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又無法真正在現實中紮根的環境中自發形成的，可以說是一種局部的文化返祖現象，並不具備其他國家和傳統中國社會價值觀常態下的穩定性、自洽性和社會契約完成度，顯得含糊、幼稚又野蠻。

這套畸形價值觀究竟是怎樣成為主流的呢？這要先從人的價值觀如何形成說起。一個人的價值觀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從幼年到成年，在學校等製度化教育和習俗、家庭生活、人情世事等非制度教育中逐漸習得的。

當代中國人的確大多接受過學校提供的製度化教育，然而它與非制度教育卻有很大矛盾，非制度教育本身又有著巨大的缺陷。這就導致了許多人在價值觀形成過程中的先天不足：學校傳授的價值觀和真實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偏差太大，既不可信又沒吸引力，哪怕真想踐行這套價值觀，在生活圈裡都找不到可以效仿的榜樣；非制度教育在重視應試教育的同時，輕視知識分子、避談政府職責（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不關心政治”），試圖把公平、自由、人生意義、社會責任等一切不可逃避的精神生活疑問都用努力賺錢和提升階層作為解答，變相承認外部社會處於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利維坦狀態，堅信血緣家庭是唯一可靠的堡壘。

在這種先天不足的教育中長大的中國人，大致會形成如下幾種價值觀：

第一類人只接受制度價值觀，這些人中自學能力強的極少數人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把中共當成修正主義甚至是官僚資本主義反動派，成為政府的敵人；其他人會成為民族主義者甚至民粹主義者，但在“辱華”雷區之外的問題上，可能並沒有中國特色價值觀的其他毛病，典型代表是某些愛國大學生。

第二類人只接受非制度價值觀，成為持有中國特色價值觀的主流人群，只是不愛國。他們如果有愛國表現，也只是隨大流湊熱鬧或者為了實現自身利益偽裝出來的。當意識形態控制嚴重入侵日常生活時，他們完全可能自欺欺人，以愛國者自居；但只要風向一變，他們也會立刻忘記愛國這回事。

第三類人不相信價值觀這種東西，認為所謂價值觀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假大空話，相當於持有厭世價值觀。他們可能是在逐利升級的主流遊戲中失敗，或意識到自己沒有入場券的人，連錢和地位都不想要了。

第四類人在否定制度價值觀和非制度價值觀之後，接受了西方價值觀。這部分人在中國數量很少，有機會通過海外的製度教育或非制度教育（透徹理解精神文化產品也算一種）形成迥異於其他國人的價值觀，可以說多少擁有某種意義上的privilege，典型代表是政治少數派（即所謂的反賊）。

令人遺憾的是，哪怕是第四類人也未必真正持有普世價值觀，往往包含大量雜質。這些雜質有的是西方價值觀中最保守反智的糟粕，有的是中國特色價值觀浸泡下的遺毒（即所謂的“狼奶”）。

這樣梳理下來很容易發現，只要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就難免沾染前述“崇拜金錢物質，相信弱肉強食，輕視精神文化”，捎帶著重視家庭和愛國至上的中國特色價值觀。然而不應忘記，這套價值觀是非常不穩定的。它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特有的價值觀，在此之前沒出現過，在此之後也未必能維持。

中國人當然不是自古以來就一直為了賺錢埋頭苦幹，為了成功不問政治的——別忘了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有多久遠，皇權不下縣的狀態又維持到何時。在歷史上的中國人心目中，賺錢沒有那麼重要；政治，至少是地方政治，也沒有那麼不重要。

當今流行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賺血汗錢”價值觀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改革開放後。這股驅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能量，源於對1949年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所受壓抑的反彈。在那段歲月裡，不僅是知識分子沒有生存空間，農民工人也在消極怠工，幾乎所有人都無法從事任何他/她的價值觀認可的工作。如果借用魯迅的中國史分類，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絕對是“想做奴隸（即所謂的韭菜）而不得的時代”，而改革開放後則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當人們剛剛從連基本的勞動致富權都被剝奪的恐怖中解脫出來時，自然會帶著近乎瘋狂的熱情拼命賺錢。

本來這種賺錢熱情和文化渴望是可以同時存在甚至相互促進的，然而，在文革中從備受尊重的社會生態位上跌落下來的知識精英，反复掙扎之後終究沒能在中共威權之下走出一條生存道路，受此影響，精神生活逐漸成為一種危險遠高於收益的“非必要”活動。

從前三十年的歷次運動迫害，到後三十年的各種封殺監禁，中共執政期間無數明晃晃的事實反復向中國人宣告：讀書只有一條正道，那就是先拿文憑，再做實業或進體制。讀書的精神文化用途往小了說屁用沒有，往大了說危害國家，真要幹的話，都是輕則砸飯碗，重則蹲大牢的歪門邪道。

於是，中國特色價值觀最終成型：做中國人，就是要有錢有特權。有特權相當於有錢，有錢才能勉強跟上特權。不管是誰，人生所有的痛苦都來自錢不夠多，特權不夠大。前半生一定要為了得到更多的錢和特權——用好聽的說法叫階層提升——而奮鬥，後半生髮現奮鬥到頭也就這樣了，為了人生有個盼頭，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庭（即結婚生孩子），才能把自己僅有的這點錢和特權守住再傳下去。如果還有憂慮，那就想著中國會變得更好，自己的日子也會跟著水漲船高。

必須承認，在經濟上行期和階層上升通道堵死之前，這套價值觀對剛做穩奴隸的人還是很有幫助的。然而，意識到自己做穩了奴隸的人終究都會採取同一種行動：消極怠工。無論奴隸和奴隸主的意願如何，客觀規律是不會改變的：蛋糕不可能永遠做大，分蛋糕的方法也基本固定了。

不管當代中國人多麼篤信中國特色價值觀，他們都已經或者將要發現：再怎麼努力也賺不到更多錢了，再怎麼折騰也提升不到更高階層了，分到自己手中的蛋糕渣有多大，就是多大，不會變了。

一旦這個新發現成為社會共識，中國人的吃苦耐勞、不問政治，甚至熱愛繁殖等“優良傳統”都將逐漸改變。一句話，格外有利於奴隸主統治的中國特色價值觀，要消失了。

二中國特色價值觀與愛國教的關係

用工荒的持續，“躺平”學的興起，生育率的低迷，都令作為奴隸主的中共執政者如臨大敵。他們比任何人都需要“中國會更好”，也比任何人都害怕“中國不會更好”，這一點當然是奴隸們無論如何都可以放心的。然而，他們也不得不考慮萬一中國真的不夠好了，手中的政權該如何維持，這一點也是奴隸主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放心的。

目前來說，中共執政者給出的答案就是大力發展愛國教。因為愛錢愛特權價值觀固然對於奴隸主統治有千般好處，卻有一個最大缺陷，就是回答不了搞不到錢和特權的人應該愛什麼。畢竟，搞不到錢和特權的人如果除此二者之外一無所求，自然會對擁有大量錢和特權的人擁有最多恨意，這後果可是奴隸主承受不起的。但是，假如搞不到錢和特權的人還有國可愛，那麼統治者只要把自己和國綁定，便可以安享太平了。

為什麼是愛國而不是愛別的呢？考慮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導人民去愛共產主義思想似乎更高明一些，因為這畢竟是一套有過成功經驗的思想體系。然而文革的經驗證明，沒完沒了的遠景宏大敘事只會令人們感到疲憊和反感，最終所有人都離共產主義信仰更遠了而不是更近了。當然，即使沒有共產主義信仰，人們仍然相信黨，只是中共高層相信的是與自己利益綁定的黨，其他人相信的是作為“歷史必然”為所欲為的黨。

是的，在淡化共產主義這個思想法寶之後，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依據其實就只有“歷史必然”這四個字而已：既然我已經坐在這個位子上了，這個位子就是我的東西。許多中國人愛反問：“你說共產黨不行，那沒了共產黨誰能行？”其實ta的意思就是：我也知道共產黨不行，但沒了它肯定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吧。這就是把中共當成了一種歷史必然，好壞都是它了，沒別的路可走。

對這個歷史必然的信念，且不說有多禁不起推敲，哪怕它真立住了，顯然也只能使人認命當奴隸，卻不能使人積極當好奴隸。等到奴隸主和奴隸日子都在變好的經濟高速發展期過去之後，信奉現在這一套中國特色價值觀的人就會變得越來越少，好奴隸就會變成一種稀缺資源。所以中共無論是為了自己的生存還是為了發展，都必須找到其他能促使中國人不僅要當奴隸，還要當好奴隸的思想法寶。

目前他們，或者說，他習近平，依靠的法寶就是愛國教。

當今的中共全方位實施的意識形態控制，早就已經跟共產主義沒有什麼關係了，而是化簡到極致的“黨國一體，愛國至上”神學，目的是把中國塑造成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用“愛國教”來為它命名再合適不過。

中國共產黨、國家政府、中華民族、中國歷史、中國，五位一體，神聖不容侵犯——這就是當代中國人被灌輸的愛國教教義。

乍一看，作為意識形態宣傳，愛國教的思想性非常差，在任何以邏輯和事實為依據去思考的人看來都是不成體系、漏洞百出的。然而中共不需要什麼思想性，不然何必放棄共產主義？正如電信詐騙犯使用的不標準普通話口音能夠篩選出更易上當的目標對像一樣，不講邏輯和事實的宣教發言，自然能完成“信者愛國，疑者恨國”的簡單篩選。當中國人看到作為中國絕對統治者的中共，在重要場合的價值排序是“愛國”遠大於“邏輯”加“事實”，自然會知道遇到跟愛國有關的問題時該怎麼站隊才最安全。當代中國人習慣了不問對不對，只問好不好，為了趨利避害裝聾作啞對他們來說並不難做到。

放棄邏輯和事實之後，中共在內外宣問題上實際只堅持一個標準：中國的利益永遠是最優先的，中國的形象永遠是正面的。如果換成人，一個跟其他人打交道永遠堅持只佔便宜不吃虧，而且還永遠不犯錯、永遠偉光正的人到底是個什麼德性，到底能不能成事，正常人心裡都有數。但要是在談論中國這個國家，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當然，說愛國教是宗教，還貶低了宗教的組織性和哲理性。中共既要把愛國變成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又不能讓人看出它的迷信本質，所以宣教手段只有一種：不斷堆砌可用於煽情和鍍金的概念，煽動群眾鬥群眾、鬥假想敵。為了激起人們的情感反應，只要跟中國沾邊的、有一定受眾的中國元素，都很有必要打包加入供教徒崇拜的中國概念裡。

只要是中國人，就該愛中國，愛中國歷史（必須是五千年，少一年都不行），愛中國傳統（新文化運動就批判過的糟粕也都可以撿回來請上神壇），愛中華民族（基本上等於可追溯至五千年前的大漢族），愛中國英雄（已經立法執法了），愛中國政府（不愛這個的話前頭那些都白愛了）……照此推演，中醫，漢服，本土品牌之類的概念也完全適合加入這個可以無限擴大的豪華套餐，想必狂熱教徒早已對此深信不疑了。

除了命令教徒要愛這些或真或假的中國元素以外，愛國教全無教義理論可言。現在《習近平選集》出了四卷，超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三卷，與毛澤東的四卷齊平，然而毛鄧都有不少名言流傳，江也有一段精彩表演和“三個代表”，胡太弱勢姑且不提，唯獨習近平說的話最多，也最無人問津。

牆外反習的人萬頭攢動，牆內捧習的人滿坑滿谷，然而無論是貶是褒，沒人說得出來他說過什麼體現了一定思想的名言，只有“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之類等於什麼也沒說的爛梗。上至研究中共政史的學者，下至民間的中南海聽床師，誰也找不出來習近平的綱領性言論作為依據，只能依靠很可能朝令夕改的政策和會議中的只言片語，努力揣測其中的深意。 “學習強國”app的活躍用戶過億，大量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年輕網民需要日常完成app的任務，然而在簡中輿論場裡，“學習強國”的內容幾乎沒人傳播，更不必說展開討論和論戰了。這跟熱衷於輸出愛國觀點、終日高調征討辱華者的小粉紅造成的愛國聲勢，可謂天淵之別。

由此可見，愛國教雖然不是什麼高明的思想武器，但已經是理論貧瘠的中共拿得出手的最好用的法寶了。不需要理會製造麻煩的邏輯和事實，只要繼續把黨和政府跟中國這個概念牢牢綁定，中共就有希望驅使懷著愛國熱情的中國人做穩當好奴隸，努力建設國家。只要能維持經濟繁榮，那麼一床錦被遮醜，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各種問題，都不再成為問題了。

這個算盤雖然打得很響，然而還是離不開人定勝天這個錯誤根子。奴隸再敬業，奴隸制還是會滅亡；人再想當好奴隸，也有力不從心的一天。畢竟，要是真的人定勝天，現在中國應該還在對covid-19動態清零呢。

三結語

總之，中國特色價值觀只能解決中國人在經濟上升期做好奴隸的思想問題，到了經濟下行期就會難以為繼；愛國教信仰則是中共試圖用來彌補中國特色價值觀缺陷的思想武器，希望藉此避免、推遲或者挺過經濟下行期。

然而，無論是中國特色價值觀，還是愛國教信仰，都不可能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更何況它們對中國人到底有多大激勵作用，也是頗為可疑的：物質匱乏感越低的人，就越不可能靠它們緩解精神痛苦；而到了全社會都產生物質匱乏感的時期，它們的可信度也將瀕臨破產。

這套奴隸和奴隸主達成默契自欺欺人的把戲能延續到何時呢？雖然很難知道具體的日期，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到那個時候，中國肯定陷入了比民眾價值觀破滅、愛國心淪喪更加致命的危機之中，沒人顧得上追問，我們怎麼走到了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