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hall be

團結與鬥爭、朋友與敵人：統一戰線

2022 年 4 月 10 日

大會認為團結公約必須建立在總的原則和選擇的手段完全一致的基礎上，而不可能存在於堅持不同原則和手段的組織之間，因此代表大會希望一切派別的社會主義者都停止直到目前為止雙方所進行的責難和攻訐，並建議各派社會黨人——在承認任何派別都有權對其他派別進行合理批評的條件下——互相尊重，這是具有自尊心並彼此信任的人所應該做到的。 ——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團結問題》

文/薯條Fries

校正：艾森斯坦

前言：鬥爭的方法

早些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文章，在文章中我呼籲民主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聯盟。然而，當時的我顯然既不懂“民主”也不懂“社會主義”，更不懂“無政府主義”以及“革命”，我竟然把民主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主要分歧解釋為”對革命與改良”的立場分歧，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竟然採取了對“科層制政府的必要性的論證”的角度。對於這篇文章的具體批判，可以閱讀同社的艾森斯坦寫的《對於“民主社會主義與安那其主義的關係”一文的討論與批評》來了解詳情。當然，察覺到個人過去的文章中的荒謬性恰恰代表著好消息，這意味著我的思想始終在進步而沒有停滯不前。

兩個月前我曾在推特上發過這樣的一條：

“我不認為在推特上辯經對線貼標籤是一種有效的鬥爭形勢，雖然我沒有資格這麼說，但我希望看到這一條的各位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有的時候我覺得原理上的、底層的事物我們已經討論的夠多了，是時候思考一下怎樣去行了。”

我並不是在反對進一步對理論的討論和研究，我發表這種意見的主要原因是我所看到的現像不是“對理論的進一步討論和研究”，而更像是給自己和別人貼標籤後，不同“立場”的人互相打“陣營戰”，就像是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樣。假如說議會鬥爭路線“只是通過定期標誌出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長，同樣地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又加強敵人的恐懼”（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的話，那麼在網絡上“對線”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什麼樣的好處？當人們還在逍遙自在的混跡於各大網絡平台和其他人“尋樂子”、“互開左籍”的時候，工人是一直在承受極其殘忍和不人道的剝削和壓迫的。

“在此期間領袖們做了什麼？決定了什麼？為了在緊急的情況下，在這一至少要決定下一階段的革命的命運的情況下保證革命取得勝利，他們採取了哪些措施呢？我們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可能工人階級的受託人正在徹底而且深入地討論。但現在需要的是行動。” ——羅莎·盧森堡《領袖們在做什麼？》

“最近三天的經驗大聲號召工人階級的領導機關：不要空談！不要無盡無休地討論！要行動！” ——羅莎·盧森堡《玩忽職守》

但面對以上的論點，有人會拿“革命困難論”作為回應，認為此時中國的威權統治導致任何公開的宣傳和鬥爭都成為了不可能，因此只應當寄希望於政權的自我崩潰。

對此，列寧的回應是這樣的：

“相反，專制制度完全可能由於各方面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某一次自發的爆發或無法預料的政治衝突的壓力而垮台，而且從歷史上看來，這種可能性是更大的。但是，任何一個政黨，只要不是陷入冒險主義，就決不會把自己的活動建築在指望這種爆發和衝突上面。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們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們就愈不會由於任何“歷史性的轉變”而手足無措。 ”——列寧《從何著手？》

為了形成有系統性的、有紀律性的鬥爭，就必須有組織和綱領，以及願意加入組織和維護綱領的廣大社會主義者以及無產者，於此，我們才能擺脫被動的狀態並掌握局勢的主動權。為了形成這樣的組織，建立這樣的同盟，我們就必須要清楚“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以及它的具體實施方法。

聯合與批判的關係

現今的一些新左派或者直接稱之為“左派”，不同於一般的對“左派”的定義，他們並不僅熱衷於思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激烈變革，有的還熱衷於摧毀既有的社會制度的行動。在如今作為最佳的信息傳播渠道的互聯網當中，青年中的左派通常情況指“網絡左派”，而這其中通常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革命意識形態的年輕群體，甚至有時還包括對目前中國政權持同情立場的建制派“社會主義者”。一些人對於“網絡左派”的批判常專注於“開除左籍”（現今開除左籍的說法已經脫離了其本身的含義）的現象，不同立場的“網左”互相攻擊，完全否定對方的理念並將對方視作“敵人”，有時還體現出將攻擊異見者優於對既有社會制度進行激進改革的目標的現象。對於分裂的問題，常有人會提到西班牙內戰作為對與左派內部鬥爭的一個經驗教訓，反法西斯聯盟在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分歧中不斷瓦解，這也最終釀成了法西斯勝利的悲慘結局。

然而，批判作為思想進步的重要工具是不能放棄的。馬克思對封建的和空想的社會主義進行的批判是具有重要價值的，革命主義者對改良主義的批判也是具有價值的。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對既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也是具有價值的，所謂的科學方法，就是在提出假設後不斷的進行實驗並最終形成理論，而理論並不意味著知識的最終形態，任何理論首先都應當“放到實踐的火中去淬煉”，就像是盧卡奇·格奧爾格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寫到的那樣：

“所以，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書的註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方法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

既然無休止的“互相攻擊”和分裂是不可行的，但同時批判又是不可放棄的武器，那麼如何平衡這兩個看似衝突的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

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在法國，共產黨人同社會主義民主黨聯合起來反對保守的和激進的資產階級，但是並不因此放棄對那些從革命的傳統中承襲下來的空談和幻想採取批判態度的權利。在瑞士，共產黨人支持激進派，但是並不忽略這個政黨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部分是激進的資產者。在波蘭人中間，共產黨人支持那個把土地革命當做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政黨，即發動過1846年克拉科夫起義的政黨。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製和小市民的反動性。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製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最後，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

反對無意義的分裂，同時又支持一切對社會主義革命有益的運動，這就是當前一切社會主義黨派、組織、俱樂部以及個人所應當持有的立場。辯論的目的應當與中世紀宗教教條式的正統與異端地位的爭奪相區別，就像是在如今的基督教教義中，不論是否認同馬利亞是人與神之間的中保，只要認可和信靠基督在十架上為世人的死，就可以得到救贖一樣。制度並不會產生於人的強烈意志和激進的手段，而將產生於歷史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中不會有人自稱為“盧梭主義者”、“孟德斯鳩主義者”、“康德主義者”或者“傑佛遜主義者”，最多稱自己為激進的共和主義者或者君主立憲主義者，但如此分歧並不會阻止新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到來。當舊有的生產方式變成桎梏，新生的生產方式就會代替舊有的生產方式，而新生的生產方式再度變成桎梏，也會被另一個新的生產方式所替代。

“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各時期與地方的社會形態不是任意的創造，而是經由各歷史條件下的人民創造。我們無法修正已然發生的歷史，但已然發生的歷史可以促使我們總結認知前人的經驗繼續前進。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如今的朋友與敵人

朋友不同於被利用者，它意味著彼此熟識並能互相幫助的角色。區分朋友與敵人的方法取決於其是否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有益的”，這個要求中包含著三個要素，“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有益的”。儘管如今的空氣中依舊瀰漫著些許封建主義的屍臭味，但是今時不同往日，如今所存在的不同的陣營並不完全相同於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的樣子，因此需要重新對此做分析，尤其是對當前中國所有的陣營的分析。

“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社會主義意味著生產資料公有製，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或者是支持社會主義意味著支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即使對實行公有製的方法有著分歧，但是最基本的，對過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公有製”進行反思是必要的，就像是我在《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中所說的：

“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必須是建立在舊社會主義革命的屍體之上的，我們必須找到舊社會主義革命中發生的問題，找到它死亡的原因，並尋找新的路線。如果不這樣，那麼我們只會變成和它一樣的屍體。儘管目前對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形勢以及革命後的製度依舊存在著各種來自不同的立場的人的分歧，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正視過去的革命的失敗，一心呼籲革命但卻依舊認為我們可以完全仿照過去的歷史走同樣的革命形式的話，不但會完全的仿照了它的形式，而且還會完全仿照它的結果。”

關於團結，在開頭中的內容我就借助引用資料闡明，團結必須建立在總的原則和選擇的手段完全一致的基礎上。如果我們的團結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不作出如何實際的承諾，那麼就不能成為“朋友”，這樣的團結就不能成為一種真實有效的團結。左翼的聯合需要達成各類合作協議並且確認合作的具體形式。

誰是朋友？一般情況下各類反對私有製的自由意志左翼（例如社會無政府主義和自由意志馬克思主義者）都能夠成為朋友，而在不堅持唯我獨革而願意接納其他左翼派係自由活動的不太威權的反私有製左翼，也可以在達成合作協議與合作方式的情況下合作。

總體上來講，可以成為“朋友”的需要支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同時反思過去的政策的失敗，支持革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尊重無產者經濟與政治的平等權利以及意識到團結是成功的必要前提。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不是派系團結所要考慮的唯一因素，這還包括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配合與協作，信任與包容。

誰是敵人？按照上文的標準，那麼大概有那些派係是我們要反對的就可知一二了。私有製的支持者，企圖利用革命政權建立起專制統治的獨裁者，以及因其社會文化身份而損害一些無產者權利的各類人。

雖然說，支持私有製的人是敵人，社會民主主義者符合這一定義，但是否與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的問題一直是更為激進的一些中國革命派社會主義者所討論的問題，對於想採取溫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來說更是如此，但鑑於這篇文章著重於中國革命的問題，必須要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條件。

假如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可以在議會中爭取到一定程度的對底層人民有益的政策，那麼在中國如何採取類似的議會鬥爭形式？對於這個問題，一些並不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回答我說只能“在夢裡實現”，而另一部分卻選擇與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聯合了。他們認可了革命，但卻只認可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革命；認可了平等，卻只認同了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平等”。而如此嘗試就像是“使用了書籤後又折了書角”一樣多此一舉。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設想的社會是純粹空想的，他們所支持的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革命，也因此更不可能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有益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福利資本主義者）由於其本身不在追求廢除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革命，他們的總原則和手段都與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相去甚遠。已經不是我們團結所包含的群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者成為了我們的永久敵人，在他們不主動與資產階級政府勾結的情況下，對於他們，通常會選擇保持中立的態度，在因為其他更大的威脅出現則會支持他們以對抗主要威脅。

革命所要面對的敵人並不是待宰的羔羊，相反，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專政，敵人建立起了無孔不入的執法系統和武裝到牙齒的部隊，現如今這些成為了革命者必然要應對的難關。

近年來在中國的一些高中或者大學中誕生了許多左翼的社團，但在政府的高壓管控下，大部分的社團只能以讀書會的形式舉辦活動，而一些試圖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出頭鳥”，一部分被招安，另一部分的組織者則被拘捕。但這並不意味著失敗，遇到阻力反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不過對於將勝利作為目標的我們而言，則需要從這些案例中吸取教訓。不同的社團之間沒有聯繫，各自的活動由各自的成員所組織，當力量無法集中起來時，便被逐一擊破了。關於如何統一併集合一切的力量，這是一個細緻的問題，鑑於我並沒有過多的了解過過去一切組織的方法，此部分只是想呼籲如今的左翼人士將統一戰線提上日程，儘早的處理這個問題。

對學社現在的以及將來的成員的公開信

我們在建立或者加入組織時，都承認革命的必要性，在我們當中的同志們都是堅定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堅信對資本主義的顛覆只能通過對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顛覆的形式來實現。由於我們肯定革命的重要性，也因此，我們需要重視組織的功能，分散於各地的、零散的、無紀律和指揮的社會主義者的個人鬥爭是無法成就革命的，革命只有通過集體的統一的行動才得以實現。

分歧、衝突是無法避免的。張三和李四是街坊鄰居，他們之間存在衝突，但是有一件事相當重要——他們之間的衝突不是階級衝突。革命隊伍的擴大就意味著將有形形色色的人加入進來，但我們既不能要求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也不能要求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質，假如說有這種要求，那麼這不過是完全的小資產階級的痴心妄想。為了擴大革命隊伍，首先要有的品質不是理論基礎也不是道德品質，而是——包容。

在不同事物中具有不同的政見恰恰是健康的政治的體現，因此我並不反對任何政見與我有別的人，既然路線不同的“主義者”都能統一戰線，那麼幾乎在同一路線下的蘭德維希學社成員更應當堅守這一原則。即便辯論通常都是犀利的，盧森堡和列寧的相互批判就能體現出這一點，在指出對方的問題的方面他們毫不留情，但我們要記得，他們在批判的同時也毫不吝嗇他們對對方的讚賞。

同志——志同道合者、同一志向的革命者，建立真正的自由的國度是我們共同的志向。我們應當意識到，在“同志”之間的辯論中的對方不是敵人，辯論的目的也不是辯贏，而是為了“辯出真理”。一切我們所進行的活動都應當圍繞著這個目標進行，也因此我們必須克服由分歧導致的分裂現象。通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並且團結一致的向著一個目標所奮鬥的話，勝利終將是屬於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