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继续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文/薯条Fries

（近日看到了一些关于“继续革命”的讨论，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澄清一些概念，防止无意义的基于误解的争吵。）

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让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让经济效率不再为资产阶级提供利润，而是能够真正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但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只是一个更合理地利用稀缺资源、使其最大程度地增加人类福祉的方法，它还是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事物——民主的必要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参与者，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生产多少”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之外，这是工作场所中的不民主。资产阶级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所获得的巨大的财富，迅速晋升为社会中垄断一切政治权力的实质上的统治阶级，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因此，为了铲除这种不民主，就必须先铲除产生这种不民主的机制。让劳动者通过民主参与计划经济，得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条件，这就是工作场所中的民主。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建立全新的、激进民主的劳动者的机构，这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民主。

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实际上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激进民主的劳动者的机构这两大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要素的实现）而被取缔了，但是，旧利益集团和一切投机者并不会因为旧阶级关系的消失而自然消失。资产阶级会在革命发生前就尽一切可能避免其发生，并在发生后利用一切的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在革命后，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也是与所有投机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念（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新制度是文化不自由的，因为它打破了使一切反动文化——封建迷信的、消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成立的“那需要幻想的处境”；经济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剥夺了剥削者剥削的自由；政治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捣毁了旧的作为资产阶级传声筒的代议制度。

对于黑奴而言，奴隶的解放是自由的。对于奴隶主而言，奴隶的解放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权，侵犯了他的奴役被奴役者的奴役权。即便内战结束后，前奴隶主和一切奴隶制的既得利益者依旧在对作为曾拥有奴隶身份的黑人种族进行着报复行动，并且不断地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以限制黑人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奴隶制在美国于1864年正式废除，而对种族隔离的废除却是在1954年。这里并非是想说明在革命后还会存在对劳动者具有压迫性质的阶级关系，因为黑人和奴隶主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是有十分明显的差异的，但这一史实仍证明了，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起来的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下层建筑并不意味着相对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而然的”应允而生。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旧社会的痕迹不仅仅存在于旧的统治阶级当中，它存在于新生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合法性前提，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教育、宗教、家庭、文化等各种意识形态机器来实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或者“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政治的机器使个人臣服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则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文化的机器等等也是一样的（体育的沙文主义作用最为重要）。宗教的机器则在布道和其它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典礼中提醒人们：人只是尘土，除非他爱他的邻人，爱到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家庭机器等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对人的意识形态的塑造，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符合资本主义再生产需求的劳动者。遇到管理者（教师、政府官员、有权力者），劳动者被教导要学会尊重和服从，被告知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所以自己的失败是自己不努力导致的（同样的，他们的成功因此是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是极度“系统化的”，因为人们不了解它完整的运作机制，因此除了制定与监护运作机制的人之外，没有人有评价的资格。

“事实上，一个社会阶级不仅仅由其成员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position）来界定，因而不完全由生产关系来界定，它同时还由其成员在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中的立场（position）来界定，而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仍将长期是阶级关系。”——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这些为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需求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就是旧社会痕迹的一部分。为了彻底地根除这些痕迹，为了彻底地解放劳动人民，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继续进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和群众自发的运动的基础上的。[1]

“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改造意识形态，或改进某些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认识，甚至不在于专门改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算这种改变确有必要）。问题在于改造全国群众（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在内的数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俗。然而，这样一种群众的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只能由群众自己在群众组织中并通过这种组织来完成。”——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需要是建立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上的，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通过对旧国家机器的推翻而建成。如上所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激进民主的劳动者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要素，它保障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成和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假若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建成，那么所需要做的并非是“继续革命”。因为先前的革命都还没有完成，此时要做的就是推翻一切阻挠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的机构，让无产阶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无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它不需要被谁所代表，也不需要被谁所领导。

“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总而言之，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继续革命”，在未来的运动当中是必要的。同时二十一世纪的革命者必须要正视过去的运动，并从中汲取教训，因为革命“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2]另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运动，绝非是某一个阶段的特殊工作，而是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地进行的工作。尽管在如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下，想要对群众的思想产生影响十分困难，但革命者仍然需要抓住一切能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机会，坚持不懈地与资本主义叙事对抗。

“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经验的各各他之路上经过多次失败和胜利才能达到完全明确和成熟的程度。”

“起来，无产阶级！投入战斗！应该占领一个世界，并且反对一个世界。在世界历史上这场为了实现人类最高目的的最后的阶级斗争中，这句话对敌人是适用的：报仇雪恨！”——卢森堡《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

注释：

[1] 关于先锋队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锋队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从革命的带领者这一身份，转变为群众中积极地推动文化和政治进步议题的群体了。所以实际上，此时先锋队对继续革命的参与本身，就是“群众自发运动”的一部分。

[2] 摘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参考文献：

路易·阿尔都塞. 论文化大革命.

路易·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卡尔·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罗莎卢森堡. 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