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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forever,naive forever

缺少文化資本,雞娃一場空

那些培訓班無法給孩子的東西

這幾天,北京等地“雙減”細則落地,把孩子、學校、家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想補課?可以,但嚴格限制在工作日的21點前;學校,加課後服務和更多優質資源;家長,要引導孩子完成作業、做家務、進行文體活動等。

很多家長的反應是, 還是會報課外班,但多數人會轉向素質類。

因為無論是補課還是上文體興趣班,家長無非是想要通過教育,給孩子更好的未來。

最近我讀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著作時,卻發現這位大學者早在幾十年前就研究過“雞娃”的問題,還敏銳地指出:家長的跟風“雞娃”,可能只是一場空。


布迪厄的研究對象雖然是當時的法國教育體系,但運用到我們現在的教育場景中,居然也非常貼切。

文化資本”是布迪厄提出的教育中的關鍵概念,也是一個我們思考當下各種錯綜教育問題的思維工具,從這個角度看——

雞娃有其合理性,但搞不清場域,就會落下過度雞娃的禍根;

而忽略了家庭的文化資本的雞娃,可能適得其反;

而家長給孩子的文化資本很可能會落後於時代,也就是“遲滯”


#01

雞娃,本質上是給孩子“文化資本”

從金錢投資的角度講,“雞娃”肯定是不理性的行為。孩子不管上培訓班還是留學什麼的,大概率是賺不回本的,家長把錢留著買房不是更好嗎?

但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早就衣食無憂的富裕家庭,也非常重視教育,而且我們自古就有嚮往“書香門第”或者鄙視“暴發戶”的心態,這其實就是因為在金錢這樣的物質資本之外,還有“文化資本”。


這些文化資本究竟包括什麼呢?

第一就是家裡擁有的藏書、鋼琴、藝術品等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叫做物質形式的文化資本

第二叫做身體形式的文化資本,可以理解為經過學習獲得的知識和能力。

比如孩子在學校投入時間和心力上課聽講、下課後回家複習,漸漸具備寫、算、讀能力,或者孩子每天到球場踢足球,日積月累掌握了控球、傳球、盤球及射門等技巧,這些能力和技巧,都是身體形式的文化資本。一旦習得後,文化資本就與孩子的身心融合,成為他們習性(habitus)的一部分。


第三就是學歷啦,這些制度形式其實是社會設置的第二種“身體形式文化資本”的憑據,並替文化資本的價值設定較明確的標準。

老實說,前兩種文化資本都不好判定,但是學歷證書卻非常直觀。有了這類證書,就可以省卻不斷證明自己能力的麻煩。

但是不同的學歷,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也是不同的,布迪厄特地提出了“大門”和“小門”的比喻。

從教育體系進入成年人的生活,有兩個門。一個是名牌大學,也就是“大門”。另外一個是普通大學,也就是“小門”。

“大門”能夠為學生在工業、商業、政府的高級職能部門預備體面的職業生涯,同時也為日後不同部門之間的跳槽提供了便利條件。 “小門”則是為那些從事實際工作的職位作準備的教育機構,比如技術員、中等管理人員、中學教員……這些人的專業化極強,幾乎沒有轉行、轉部門的可能。


“大門”為它的成員們準備的職位,是那些人們所說的享有威望的職務。這些職務本身的技術範圍從來就沒有被定義過,所以它們需要“廣闊的視野,多種的才能,飛躍的想像,全面的文化,整體的構想,綜合的能力”,總之,需要德智兼備的所有美德。

而“小門”則直接定位於那些不可能產生象徵性增值的職務,其狹窄的專業化能力和準確的技術性把他們釘在這些職務上。小門的成員們不得不無休止地表現自己,不得不用時間和業績來支付緩慢的升遷,其中標榜的美德,都是類似認真、細緻、嚴密、有效率這樣的執行者素質。

而有幸進入“大門”後,那些本來就是由於極大的社會相似性而聚集起來的青少年就彼此得到認同,建立起一種濃厚而持續的兄弟般的情感聯繫,結成“精英群體”。而精英通過這樣建構起來的社會資本,以及凌駕於社會的文化資本,就更長期更穩固地佔據了社會的優越地位。

中國的清華北大,甚至某些中學,是不是也有這類狀況呢?如果是,那麼就不要指責家長“雞娃”了,這完全是為了給孩子更多文化資本、讓孩子進入“大門”的合理行為。



#02

不同的場域,需要不同的“文化資本”

但另一方面,雞娃這件事,也不是“乾就完了”。

因為文化資本是在“場域”裡起作用的,不同的場域,需要的文化資本也不同。

“場域”類似於足球場或者電磁場那樣有邊界的區域,比如學校就是個“場域”,孩子長大要工作,那麼公司又是另一個“場域”。

國際化學校和傳統學校就是不同的“場域”。我們可以藉助一個標準來區分這兩種學校,就是學生未來出口的評估方式不同,一種是選拔制,一種是申請制。

選拔制:不管你是誰,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考同樣捲子,總分高的錄取,低的就淘汰。

申請制:盡量表述出你是誰、擅長什麼、喜歡什麼、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學校和專業,為什麼大學應該選擇你。

選拔制看的是總分,需要高效補充短板;申請制看的是特色,需要專注地找長板。

所以相對來說,選拔制場域更偏向於彼此競爭,一決高下,更像一個田徑賽場,而申請制場域則偏向於自己積攢更為目標高校所認可的文化資本和習性,更像一個棒球場


在不同“場域”學習的孩子,當然需要一些相同的文化資本比如閱讀能力、數學能力等,但也有不同之處。

在選拔制的情況下,因為考試更重要,總分更重要,那麼就需要有習慣苦讀的家庭氣氛。

而在申請制的情況下,需要辯論、去課程外學校外找資源、組織社團之類的能力。這也來自家庭氣氛或刻意培養鼓勵。

很多家長都會幻想:如果孩子能在選拔制和申請制兩種不同場域中都游刃有餘該多好啊!比如說讀傳統學校,高考成績很棒,同時多才多藝交遊廣闊;或者讀國際化學校,不但有獨特的興趣和長期社會活動,而且標化成績和競賽成績也很高……

這,就是“過度雞娃”的源頭。

國際化教育體系下,標化考試對美國大學錄取沒有那麼重要,但許多家長還參考體制內的習性,關注孩子區市統考的成績,然後期望孩子的時間都花在托福、SAT等各種標化和競賽上,反而對於國際化體系所提供的那些不夠“標準化”的內容不太重視,多少有點買櫝還珠的感覺。

而體制內除了課內學科,很多家長也非常重視外語和各種才藝,但是高考對於外語的要求其實不高,這樣外語的大量補習時間就浪費了。而各種才藝,其實也對升學用處不大。


而選擇傳統路線還是國際化路線呢?家長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資本”來做判斷。

傳統學校基本靠考試,家長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能都不那麼重要。而在預備出國的國際化教育體系下, 家長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則可以起到更多的作用。

這樣一來,從邏輯上說,假如家庭本來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不足,就只能走苦讀路線。

但假如家庭本來就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但卻放棄這些優勢,讓孩子從0到1地去苦讀,好像也是不明智的。

而且,如果孩子的課外時間大量花在培訓班上,那麼他獲得的文化資本就是學校和培訓班的統一知識,反而減少了從家庭獲得的獨有的熏陶。

在這種情況下,考試成績一樣的教授和工人家庭的兩個孩子,豈不是一模一樣了?

所以,應該認識到,除了學校的教育,文化資本更多的來自家庭。



#03

家長要小心,

自己給孩子的“文化資本”是否會過時?

學習畢竟是為未來的工作做準備。孩子小時候具備的文化資本需要從教育場域轉移到工作場域,但是這種轉移過程,未必會順利。

比如“小鎮做題家”這個概念,其實指的就是教育場域的成功者、工作場域的失敗者。他們在教育場域如魚得水的習性和獲得的文化資本,在工作場域卻不被待見。

不同場域的相對自主性, 意味著這種轉移,需要“預先經歷一次重新形塑的過程” 。而教育場域與工作場域的轉換未必會那麼順暢。


我們經常聽說名校學生畢業幾年後又來到教育培訓行業,也是因為他們具有比較適應教育場域的文化資本,但是在工作場域就未必那麼適應。

文化資本帶來的習性,和場域互相依存,一旦一方發生變革,另一方也必須隨之改變,否則就會產生一種“遲滯”,也就是過時。

比如說堂吉訶德按照過去的經驗(他從閱讀騎士小說中得到的信息),期望他的中世紀風格的豪俠行為是可以獲得被社會認可的文化資本,而不是被人嘲笑。這就是一種過時的習性。

再比如孔乙己的“回字有四種寫法”,在被稱為“小學”的文字學盛行的清朝,了解這些古文字知識確實是一種被認可的文化資本。但是時過境遷,在小說發生的那個時候,新文學和科學知識才是被認可的文化資本。

家長之所以願意讓孩子上各種興趣班,其實也是希望為孩子積攢說得過去的文化資本。但在劇烈變化的今天,可能會踏入誤區。


布迪厄指出,當場域變化時, “那些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上最為富有的人,往往會在新位置的爭奪中一馬當先” 。而來自被支配地位團體的場域參與者,則會慢了一步。

就好像在改革開放後,原來的優勢團體最早開始重新考大學,出國留學等等。而較為弱勢的群體,則還忙著讀中專,要過一些年才會恍然大悟。

或者,在清北和國內其他大學之間的資源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很多家長還是讓孩子花了全部童年和少年準備高考,做和二十幾年前差不多的那類卷子,最後上了普通大學,然後接著考研,然後考公……但也許孩子本來可以上排名好得多的藝術類院校或海外大學,多少培育出一些自己獨特的優勢。


「 寫在後面的話」

布迪厄的這套理論,雖然深奧,但對家長來說也許可以成為一種很好的“思維工具” (Thinking Tools)。

比如,經常聽到清華北大才子、奧賽金獎得主重歸平凡的報導,他們是因為經濟資本不足,還是文化資本不足?他們在教育場域的成就,為何不能轉移到其他場域?

為什麼要讓孩子學鋼琴?如果家長沒有藝術界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那麼孩子學琴的作用是什麼?

教育場域的語文能力和工作場域的語文能力有何不同?

美國大學學歷到底有沒有用? 中國大學學歷到底有沒有用?博雅教育到底有沒有用?谷歌的培訓證書會不會更有用?

當然文化資本這種社會學上的概念,只是作為一個參考。但是這可以讓我們家長的思考更加嚴密一些。正如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指出的:“所有資本中最有價值的是投資在人身上的部分,而這部分之中最為寶貴的則是來自母親的看護及影響。” 所以家庭造就的原初習性和文化資本確實非常重要,而不能依賴外部的各種培訓班。

那麼家長可以就此思考一下:我家具備什麼樣的文化資本?我希望孩子具備什麼樣的習性?進入什麼樣的教育“場域”,將來又可能進入什麼樣的工作“場域”?自己的習性是否已經“遲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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