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女工，流转的生活。

在与外界的对话中，丁当逐渐萌生这样一个念头，“想要一个以女工为主体的性别友好的公共空间。” 2015年，她和姐妹们一起成立了 “绿色蔷薇”，一个专门服务女性及流动儿童的社工组织，落地深圳龙岗六约牛始埔。这里不仅是基层女性休息、娱乐的空间，也是自我表达和创造的空间。

这是一个汇集了外来女工情感劳动与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而她们劳动的背后是对远方亲人和家乡的牵挂。当外来务工人员与城中村逐渐被城市吞入，外来女工的社交和劳动所能依仗的只有临时的工作地点与不稳定的低薪生产模式。外来女工既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是照护者：她们未被回应的渴望表明了边缘枢纽如何在安…

11月18日上午，被转运进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医院的一名女性在卫生间自缢身亡。患者之外，她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外来女工，与丈夫居住在广州本轮疫情防控最为严重的城中村之一。她曾在电子厂上班，后来与丈夫一起做服装生意，经营网店。夫妻二人皆感染新冠后，被分别转运到一南一北的南洲与从化，分别前…

面包与玫瑰，生命与尊严

“无痛人流”广告从泛滥到逐渐消失，背后是生育政策和文化观念的改变。但要让女性在选择是否生育时真正“无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并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要离开三和，再次闯荡世界；亦或者这样浪漫化的流浪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之中，就像我并不知道这个下午所有的故事几分真假。但真与假、虚幻与现实本就是无所谓且界限模糊的。

她们是服务行业从业者：家政工、月嫂、收银员、餐厅清洁工……她们被人称为“大龄女工”，在工作中受过歧视和冷眼，也受过不公平对待，有苦无处说。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热爱写作。

居家的日子里，有人觉得很压抑，有人过得很充实。

“我明明是没有工作，为何要比上班还忙呢？”

“管全家人吃喝生活，算不算有价值的事情？”

我不怕吃苦，我想用劳动改变现状，但命运就像跟我开玩笑一样，让我无力扭转。

我们只好继续挤在狭小又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坐在已有十年历史的双人电热毯上，盖上被子，打开300瓦的小太阳取暖，苦乐相依。

疫情就这样把我们好不容易聚到北京的一家分割开了。我和孩子的距离就那么十几公里，却依然不能相聚。

女乘务员远远地对我说：“关上门，戴好口罩，无事别出来。”我一夜照她说的办，整个过程都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不敢开门，享受着从未有过的一个人的单间，自感是领导级别。

我仿佛已经看见了站在我们面前的大怪物，是那么的狰狞，而人，又是这样的渺小，我内心深处的自责、担忧和无奈不断涌出来。

家庭的保守让我窒息，是这次疫情带来的禁足，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家庭带给我的创伤——这样的生活我过够了！

没有公司章，她的证明就是废纸一张。

一句“我不怕”的背后，可以有千百个理由。

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冲击。有些积蓄的人还能挺下去，可对基层女性来说，本就脆弱的生活，似乎轻而易举地就被击垮了。而重回之前的生活状态，也许要花费她们好几年的辛苦，甚至，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