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这个时代的所有死老头说，“年轻人是我的衣食父母”，你们更爽了吗。反正我是更想死了。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

写作，知识分子，在中国被赋予了两种极端属性，要么就是崇高到让人五体投地，要么就是下贱下到深渊里。你一旦拿起笔，要么承担的是主旋律的那种价值，要么承担反对前者的“有识之士”砌起的另一道价值。

从童年开始，我的一生也一直被苏联旧物所包围——从物品到书籍到电影。所以我不认为苏联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撇开以上种种，苏联解体迄今也没过多少时间——不能说某个具体日期后世界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人一下子就彻底转变了。思维方式的改变终究是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止一代人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