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殆的「醫—病」關係｜病人越來越聰明？談「弗林效應」與現代醫病關係變遷

9 月 11 日

通過將弗林效應的概念應用於醫療社會學，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現代醫病關係的不穩定性。隨著知識的普及、技術的進步、文化價值觀的轉變以及社會變遷，醫病關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挑戰既是機遇，也是風險，需要醫療從業者和患者共同努力，重新塑造基於信任、尊重和合作的醫病關係。

隨著科技與技術的進步，以及資訊取得的可及性徒增，現代醫療體系中，患者往往輕易地便可以獲取大量醫療資訊，這使得他們在看診時提出更多問題，並對治療方案表達更強烈的意見。如果醫生無法充分與患者溝通，解釋其專業判斷，或者醫者過於強勢表達，患者都可能會對醫生的建議產生懷疑，進而削弱醫病關係的信任基礎，這就是「醫—病」關係危殆的開始。

醫病關係的變化，不僅僅是顯現科技進步導致的現象；事實上，在二十世紀時，紐西蘭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觀察到：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內，全球範圍內的人口智商測試得分持續上升的現象；這被稱作弗林效應（Flynn Effect）。隨著時間的推移，智力測驗分數出現每十年約增加三到五分的趨勢；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的基因或智力本身發生了顯著變化，而是可能與環境因素有關，如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技術的普及等。

若我們將「弗林效應」的概念應用到現代醫療社會學闡述醫病關係的解釋中，特別是分析現代醫病關係的不穩定（由於醫病關係趨於脆弱，故本文以「危殆」進行該現象的敘述），或許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地角度來理解。形成這樣的現象，交織的象限或許涉及到醫療知識與資訊的普及、患者治療期望的提升、醫療科技與技術進步的影響、自我身心理健康態度的轉變等等，以下將用幾個故事進行分析。

醫療知識的普及與患者自主權的提升

曾有醫師與我說道：「我覺得現在的病人越來越會挑戰醫師，好的可能會選擇與醫生共同制定治療計劃，甚至提出替代療法或新興治療技術；但不好的情況，則是可能會挑戰並且質疑醫師，使得醫師感到權威受到挑戰。」

知識的普及，使得人們知識海中，可以輕易的擴大廣度與增加深度。隨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患者對醫療知識的掌握越來越多；同時，在基礎教育中，教學設計逐漸重視個體發展與健康適能；另外，現代患者擁有更廣泛的醫療知識，這些知識來自互聯網、社交媒體、健康應用程式以及各種醫學期刊和書籍。這些原因不僅僅使患者了解疾病的基本原理，還讓他們熟悉最新的治療技術和研究進展。在現代資訊爆炸的社會中，患者能夠通過網際網路查找疾病資訊、藥物副作用和多元的治療選擇，這使得病人們在與醫生互動時更加自信，並可能質疑醫生的診斷或治療方案。知識賦權的提升，類似於弗林效應中的智力測試分數上升，帶來了患者在醫病關係中的角色轉變。

病患自主權的增強，來自於深度學習與專業知識的擴展。這顯示患者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醫生的決策，而是越來越多地要求參與到治療決策中。儘管這可能導致醫病關係的不穩定，因為醫生可能感到他們的專業權威受到了挑戰；然而這也凸顯出患者希望獲得更多的決策控制權和資訊透明度。傳統上，醫生在醫療決策中具有絕對的權威，患者往往依賴醫生的專業判斷。然而，隨著知識的普及，患者開始要求更多的參與權。這種參與權不僅限於選擇治療方案，還包括參與診斷過程和決策流程，要求更透明的醫療信息，這導致了醫病關係的顯著變化。事實上，這種知識的擴展使得他們在與醫生互動時更具信心，能夠提出更具挑戰性的問題，要求更加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同時也促進了醫病關係中的合作和共同決策。

患者期望的提升與醫療體系的壓力

我曾聽聞：一名癌症患者，期望通過最新的療法獲得完全康復，在接受治療後，因為病情複雜或資源限制，最終效果不如預期，病患大發雷霆，怨天尤人地拒絕一切治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治療的效果不彰，加劇患者對醫療體系的不滿，甚至影響其對醫生的信任。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也隨之上升。大部分的患者期望更高的醫療品質、更快的服務以及個性化的治療方案。然而，這種期望的提升可能與醫療體系的實際能力不匹配，從而導致失望和不滿，進一步影響醫病關係的穩定性。期望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往往形成往往與醫療體系的現實能力不匹配；這也顯現醫療資源的有限性、醫患比例的不平衡、以及醫療體系內部的種種限制，都可能導致患者期望未能達成，從而產生失望和不滿。

上述的情境也在最終導致醫療體系的壓力；隨著患者需求和期望的增加，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也在上升，需要應對越來越多的患者需求，同時還要維持高水平的醫療服務質量。這種壓力可能導致醫護人員的倦怠，進而影響醫病關係的質量。現代醫療系統往往面臨資源緊張、醫患比例不平衡、以及過度依賴技術等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導致醫生在面對患者時感到壓力增加，而患者則可能覺得自己得不到足夠的關注和照顧，從而引發不滿和衝突的結果可想而知。

技術進步與醫病關係的複雜化

在一個高度依賴數據的醫療環境中，在我與患者訪談經驗中，有許多報導者指出：覺得醫生更多地依賴於檢測結果，而不是對其病情進行全面的解釋和探討；我的受訪者也指出這也將導致患者感到缺乏支持和理解，從而影響醫病關係的質量。

醫療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診斷和治療手段更加複雜和專業；雖然技術進步帶來了治療效果的提升，但同時也可能讓患者感到不安或困惑，尤其是當他們無法完全理解醫療技術或治療方案的時候，技術上的鴻溝可能使醫病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例如，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雖然帶來了治療遺傳性疾病的希望，但也讓患者對這項技術的倫理問題和長期風險感到擔憂（患者可能無法完全理解這些技術的原理和風險），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醫病關係中的緊張情緒。

因為科技依賴與溝通減少，我們可以觀察到醫生可能更加依賴技術手段，而忽視了與患者的溝通；這可能導致患者感到缺乏人性化的關懷，進一步削弱醫病關係的穩定性。隨著技術手段在醫療中的廣泛應用，醫生可能更依賴於各種先進的診斷工具和自動化系統，而忽視了與患者的面對面交流和情感關懷；如此科技依賴與人性化關懷的失衡的現象，有極大的可能性，會使患者感到自己被當作一個數據或病病例，而非是一個需要全人關懷與照顧的個體。

信息不對稱與信任的挑戰

你是否也曾發生過這樣的狀況？你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某些文章或是資源，在這些你已有想法的情況下，曾經對醫生的建議提出質疑，甚至是選擇尋求第二意見呢？事實上，這在現今的臨床現場非常的易見。

信息不對稱的減少，對於醫療不平等的現象或許有些助益；然而，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患者可能接觸到不同來源的醫療信息，這些信息有時可能互相矛盾或質量參差不齊。這使得患者難以判斷哪些信息是可靠的，從而影響他們對醫生的信任。傳統醫病關係中，醫生往往掌握著大部分的醫療知識，而患者處於被動地位；但隨著弗林效應般的信息普及，這種信息不對稱逐漸減少。患者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醫療決策中，這可能導致醫生感到權威受到挑戰，從而影響彼此之間的信任。

患者對醫生的信任不僅依賴於醫生的專業知識，也依賴於醫生與患者之間良好溝通和理解。先前提到患者現在能夠自主獲取大量醫療資訊，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醫生的專業權威；舉例來說：當醫生無法充分解釋診斷或治療方案，或者無法應對患者對資訊的需求時，信任可能受到損害，進而導致醫病關係的不穩定。同時，若患者從讀到的某些治療建議與醫生的建議不一致時，將會讓患者懷疑醫生的專業性，從而影響信任關係；這也將有機率導致醫病關係中的摩擦和信任的流失。

文化與社會價值的轉變

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尤其寶島台灣有著不同的民族。曾經在我的田野觀察中，時常發現到：一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醫療期望和需求；顯現出社會建構的疾病行為也將略顯不同。

個人主義的提升與自主決策意識抬頭，使患者越來越希望在醫療決策中逐漸地重視自主權。患者在現代的臨床現場中，可能不再僅僅依賴醫生的建議，而是希望自己能夠加入討論做出最終決定；隨著這樣的浪潮，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的推動也逐漸普及。這種文化價值觀的轉變，也非常類似於弗林效應中隨著社會變遷而提升的智力測試分數，對傳統的醫病關係模式提出了挑戰。隨著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增強，需要醫生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更加靈活和包容，這樣才能建立起基於尊重和理解的醫病關係。

此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可能對醫療有不同的期望和需求。醫生需要適應這些多元化的需求，而這種適應過程可能導致醫病關係中的不穩定性，特別是在文化差異較大的情況下。現代社會中的多元文化和價值觀對醫病關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同背景的患者可能對疾病的理解、治療的期望以及醫療體驗有著不同的看法。某些文化中，患者可能更傾向於自然療法或傳統醫學，而不願意接受現代醫療技術，這要求醫生能夠尊重並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醫療服務提供者也需要具備文化敏感性，在照顧中融入患者的價值觀以適應不同患者需求。

隨著社會的變遷，醫療制度和醫病關係也在不斷演變；這包括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醫療服務的全球化、以及醫療產業的市場化等。這些變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醫病關係的動態性，我們不能將此漠視。

通過弗林效應的概念，我們有機會以該現象的解釋，理解現代醫療社會學中的醫病關係不穩定的幾個重要因素。隨著知識的普及、技術的進步和文化的變遷，患者在醫病關係中的角色和期望發生了變化；同時全球化浪潮的加劇，患者可以更方便地跨國尋求醫療服務，這不僅影響了患者的選擇權，也改變了醫生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環境。醫病關係不再僅僅局限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將弗林效應的概念應用到現代醫療社會學中，特別是解釋醫病關係的危殆，的確可以從我們在其面提到的幾個面相來理解。然而，這些角度不僅僅只是說明道醫療知識的普及、患者期望的提升、醫療技術的整體進步；我想最重要的部分仍然在於醫者與患者之間溝通的變化。

這些變化雖然帶來了許多積極的結果，如患者自主權的增強和知識水平的提高，但也可能導致醫病關係的不穩定，這需要醫療體系和從業者採取新的應對策略來維持信任和合作。在危殆的關係中，我相信最好的修補方法正是良好及友善的「溝通」。醫病之間的溝通應該更加透明和開放，醫者應積極向患者解釋治療方案、風險和預期結果，以幫助病者理解專業知識消除不確定性；同時，教育患者如何正確使用網絡資訊，避免錯誤或不完整的信息影響治療決策。除此之外，醫病共享決策的實踐意識也很重要；尤其，醫生應該尊重患者的意願，並邀請患者參與到醫療決策中，這能增強他們對治療的信心和滿意度；共同決策是一種合作的模式，患者與醫生共同討論治療方案，以達成雙方認可的結果。

最後，也是我相信最重要的：雖然現代醫療技術越來越先進，但過度依賴技術可能忽略了患者的心理需求；醫生應在應用技術的同時，確保與患者保持真誠的互動，並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性化的照顧，平衡技術依賴與同時建築人文關懷。雖然現代醫療技術越來越先進，但過度依賴技術可能忽略了患者的心理需求；醫生應在應用技術的同時，確保與患者保持真誠的互動，並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性化的照顧。醫生必須在倫理條件下，需要幫助患者合理化他們的期望，同時也應該使病者理解，解釋醫療技術的局限性，以及治療可能達到並預期的最「現實」的效果；相信這有助於減少過度期望帶來的失望和不滿，避免醫病關係因期望管理不當而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