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殆的「醫—病」關係｜醫療商業化帶來的醫用衝擊

9 月 14 日

醫療體系商業化對現代醫病關係造成了顯著影響，主要表現在信任的減弱、過度醫療的增多以及醫生專業精神的挑戰。隨著醫療服務變成市場化商品，患者逐漸以消費者心態看待醫療，這使得醫生的建議容易被懷疑為經濟動機導向。在診療時間縮短、醫療質量下降，進一步削弱醫患間的信任。同時，也揭示出商業化體系的脆弱性。

現代醫療逐漸商業化，尤其是在私立醫療機構盛行的地區，醫生在面對診療與收益之間的平衡時，可能會受到經濟因素的驅動。這種商業化經營大型醫院的模式，導致醫患之間的關係由原來的照護與信任，轉變為交易關係，患者可能會懷疑醫療建議的真實動機是基於經濟利益，而非患者的最佳利益。相對地，患者地位由需求者轉變為消費者身分時，權力的轉移使得關係變得更加的脆弱。

當「醫—病」關係，在商業經濟的驅使下，逐漸轉變為「醫—用」關係時，即代表原先的醫者與病者之間的近賴與合作關係，將變成金錢驅使下的契約產物。醫者成為提供者，病者成為消費者時，原先不穩定的關係便將趨於脆弱。由於「醫—病」關係的不穩定是持續且動態地，因故本文與本系列專題，將會使用「危殆」二字來形容此種脆弱、且持續受到外來因素動搖的關係。

醫病關係在現代社會趨於不穩定的原因，事實上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其中涵蓋了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問題、社會文化變遷以及醫患雙方的角色轉變。美國的相當著名新聞工作者庫特納（Kuttner, R.）於1999年時發表的報導中，曾以紙老虎形容美國的醫療產業，並且此現象有逐步全球化的趨勢。探討美國醫療系統商業化的問題固然重要，但指出市場驅動的醫療服務如何削弱了醫病之間的信任，並強調過度醫療與經濟利益對診療決策的影響更為重要。

醫療產業化與市場化的「邏輯」

在商業化的醫療系統中，醫療服務被視為一種商品，醫療機構的運營方式越來越像企業，追求效率、擴大市場份額和提高利潤成為首要目標（現行全球的醫療產業確實有大型財團化的趨勢）。這種模式下，醫生的角色不僅是照護提供者，還成為了機構財務運作的一部分。醫療機構可能會設置財務目標，推動醫生進行更多的檢查或治療，甚至是患者不一定需要的昂貴程序。醫療體系的商業化確實是現代醫病關係不穩定的一個核心問題，其深層影響可以從多個角度來探討，包括醫療機構的運營方式、醫生的專業角色轉變以及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期望等，這可能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收費透明度低的過度醫療

為了達到營收目標，醫生可能會推薦病患使用不必要的檢查、手術或藥物，這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同時也使患者懷疑醫生的建議是否真的為他們的最佳利益考量。在加拿大過去的報導中，便有報社踢爆在私立醫療機構中，收費標準往往不夠透明，甚至超收費用的情形；患者對於他們所支付的費用是否合理、是否與服務價值匹配感到困惑，這進一步損害了醫患之間的信任。

在醫療系統商業化的背景下，私立醫療機構與公立醫療機構之間的差異變得更加明顯。私立機構因為追求利潤，通常設備先進、服務周到，但同時價格昂貴；而公立醫療機構則受到資源與經費的限制，可能出現排隊長、醫生工作負荷過大的情況。這使得醫療資源的分配更加不均，並進一步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

過度醫療是醫療商業化的直接後果之一，許多研究證實了醫生在利益驅動下可能會推薦不必要的治療或檢查，這不僅浪費資源，也損害了醫病關係。醫療公平性凸顯出商業化體系下，資源豐富的私立機構能夠吸引更多有經濟能力的患者，而經濟困難的患者只能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公立機構中接受服務。這種不平衡引發了對醫療公平性的質疑，讓一部分患者覺得自己在醫療系統中被邊緣化。

醫生角色面臨的經濟壓力

隨著醫療產業化的推進，醫生面臨的壓力不僅來自於專業領域，還有來自經濟層面的壓力。一些醫生可能會被要求達到特定的收入指標，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在時間與病人數量之間做出取捨。醫生的專業精神因此受到商業化體系的挑戰，導致診療時間縮短（醫療機構的盈利壓力），醫生可能被迫在短時間內看更多的病人，導致診療時間變短，病患無法獲得充足的解釋和心理支持。

一位被敬重為醫療社會學的基礎奠基者的社會學家，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在他2001年的書籍《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以專業化與職業理論研究的角度，說明道：醫療專業主義如何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壓力下被削弱，並討論了這對醫生的倫理與職業角色的影響。

專業逐漸面臨去專業化的過程，尤其是醫師如此高度專業化的工作角色中，在提高診療效率的同時，也面臨著如何保持醫療質量的難題，形成質量與效率的平衡困境。這也不僅是醫師個人面對的經濟壓力問題，更是整個體系甚至是系統的結構性問題：過多的工作量可能影響醫療質量，導致醫療品質下降，更甚至產生病安問題，患者因此感到服務不滿意，進而對醫生的專業能力產生質疑。如此現象終將導致醫病關係的崩壞與敵對。

患者消費者心態的轉變

在商業化的醫療環境下，患者往往被看作消費者，這一角色轉變導致了醫病關係從傳統的照護模式過渡到類似於市場交易的模式。消費者權益意識的抬頭，期望能夠以高額的費用獲得相應的優質服務，當他們覺得自己支付的費用與得到的醫療效果不符時，容易產生不滿，甚至尋求法律途徑解決醫療糾紛。由於醫療被商品化，患者對服務的期望通常更高，不僅希望疾病治癒，還希望過程舒適、尊重個人需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保護意識逐漸增強，患者更傾向於在治療結果不如預期時採取法律行動；這導致醫生在診療過程中需要更多地考慮法律風險，而非純粹基於醫學判斷來決策。這種建築在不穩的基礎上的關係，導致現存的防禦性醫療的增多，同時這樣的現象也加劇了醫患關係的疏離感。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患者對醫療結果的期望越來越高，尤其是對於治癒、舒適度與恢復速度的期望。當這些期望未能得到滿足時，患者容易對醫生產生不滿，認為醫療效果不佳或醫療過程中的溝通不夠充分。當這些需求未能得到滿足時，消費者心態的患者會更加直接地表達不滿，甚至懷疑醫生是否在追求利潤而非病人的利益；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使得現代社會中的醫患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和不穩定。

醫療商業化改變了醫病關係的本質

當前醫療體系的商業化對醫病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醫療服務的市場化運作、醫生專業角色的變化以及患者消費者心態的轉變。醫療系統的商業化促使醫病關係從傳統的照護與信任模式轉向一種交易型的關係；醫療服務被視為商品，患者逐漸以消費者的心態看待醫療，期望能夠獲得與其支付的費用相匹配的高質量服務。然而，這樣的市場化邏輯容易削弱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特別是在過度醫療和醫療建議的經濟動機受到質疑時。根據多方面的研究與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

過度醫療／防禦性醫療加劇不穩定

醫生的角色在商業化的醫療體系中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需要滿足醫療機構的財務目標，另一方面仍需保持其專業的道德標準。這種平衡困境可能導致診療時間的縮短和醫療質量的下降，進而使患者感到醫療服務不足或欠缺人文關懷；這樣的行為不僅浪費資源，也進一步削弱了醫病之間的信任，甚至可能引發醫療糾紛。

香農．布朗利（Shannon Brownlee）在2007年出版的《Overtreated》與格雷迪（Deborah Grady）等人2010年的文章發表《Less Is More: How Less Medical Care Is Improving》，都表明這醫療系統中因商業化推動的過度醫療現象，並指出這種情況如何損害患者的信任；同時也了醫療過度干預的負面影響，並提出少做治療反而能帶來更好效果的觀點。

過度醫療是醫療商業化的直接後果之一，許多研究證實了醫生在利益驅動下可能會推薦不必要的治療或檢查，這不僅浪費資源，也損害了醫病關係。醫療系統中的經濟壓力推動了過度醫療和防禦性醫療的出現。醫生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可能推薦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這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並讓他們懷疑醫療建議的真實動機。

醫療量能下降，但醫療糾紛增多

醫療資源短缺與醫療人力過勞問題，使得醫病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無疑地加劇了醫病之間的張力。以台灣現況來說，類似於全世界的很多地區：醫療系統面臨資源短缺，醫療人力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過多的患者與壓力，導致他們無法提供充分的時間與關注給每一個病人。這讓患者感覺被忽視，進而削弱了信任。

醫療商業化，同時也促使患者以消費者的心態看待醫療服務，並更強調自己的權益，這導致了醫療糾紛的增多。以斯圖德特（Studdert）2005年的研究與赫曼（Hyman）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美國醫療系統中，由於患者權益意識提高和商業化的影響，醫療糾紛和防禦性醫療行為的增多，探討了醫療糾紛的增加與商業化的醫療體系之間的關聯，並分析了這對醫病關係的影響。

隨著商業化醫療的發展，患者權益意識的增強使他們更加關注自己在醫療過程中的權利和利益。我們可以察覺到：醫療量能趨於耗弱、而病人意識逐漸強化，在這樣的過程中，當醫療服務結果未達期望時，患者更傾向於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權益，這導致醫療糾紛的增多，並使醫病關係更具對抗性；同時也導致醫療提供者更加弱化的循環。

醫療資源的不平等也加劇了信任危機

商業化醫療系統中的資源分配不均，尤其是在私立與公立醫療機構之間，進一步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私立醫療機構通常設備先進、服務優越，但價格昂貴，而公立醫療機構則因資源有限，無法為所有患者提供即時的、高質量的服務。這種不平等導致醫病關係中的信任危機更加嚴重。

面對醫療系統的商業化，國家政策和監管變得至關重要；然而，如何在促進醫療機構財務健康運營的同時，保障患者的權益是一個複雜的平衡問題。若監管機制不夠嚴謹，容易讓商業利益壓過專業標準，進一步損害醫患關係的穩定。

總的來說，醫療體系商業化所帶來的挑戰包括醫療服務的市場化運作、醫生專業精神的衝突以及患者權益意識的覺醒。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使醫病關係從一個傳統的照護信任模式轉變為更複雜的經濟與心理交織的關係，也因此成為現代醫療中的一個不穩定但是卻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隨著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多樣化，醫患雙方在背景、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

醫患之間的代際差異可能導致溝通不暢，尤其是在患者與醫生對醫療決策的權利、角色與責任的認識上存在不同時，容易產生衝突。尤其近年像 COVID-19 這樣的大型公共衛生危機，也凸顯了醫療系統的脆弱性與局限性；在這些危機期間，醫生面臨更大的壓力，而患者則可能因為無法及時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而感到更加地焦慮和不滿，又再進一步破壞了醫患之間的信任。大型公共衛生危機暴露了大型商業化醫療體系的局限性。在危機期間，醫療資源的競爭和不均等分配顯得尤為突出，進一步削弱了醫患之間的互信，也顯示出商業化醫療系統無法在所有情況下有效地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醫療體系的商業化雖然提升了部分醫療服務的效率與質量，但也對醫病關係產生了多重負面影響，包括信任危機、過度醫療、專業精神挑戰以及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更嚴格的監管、透明的收費標準以及對醫學專業主義的重視來解決，從而恢復醫病之間的信任與合作，維護醫療系統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總的來說，醫療體系商業化所帶來的挑戰包括醫療服務的市場化運作、醫生專業精神的衝突以及患者權益意識的覺醒；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使醫病關係從一個傳統的照護信任模式轉變為更複雜的經濟與心理交織的關係，也因此成為現代醫療中的一個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