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中、改命與Privilege

很久沒有寫東西了，一方面是因為沒有什麽表達的想法，或者說，沒什麽東西可以寫，另一方面是因為課業壓力很大，上課和做研究佔了相當多的時間。前者大概也來源於後者，因為沒有空閑時間，所以無暇胡思亂想，便沒有東西寫。於是每天變為被動的新聞讀取機器，沒有感情地吸入屏幕上的消息，也來不及細想或者作什麽reflection就抛諸腦後了（由此也算是親身體驗了一次馬克思所謂的“異化”……）。最近終於放假了，雖然還是要準備申請研究生的事情，不過相對而言總歸是有了一點時間。某日偶然重上Matters，見自己之前所作“雄文”，頓時有感，“這些都是什麽狗屁不通亂噏的垃圾還要發上來給人看”，尷尬之色溢於言表，於是便打算再寫一篇（雖然我懷疑過兩年再看這篇文章，也會覺得一樣垃圾）。

疫情以來的這一年多似乎見證了簡中互聯網meme的大爆發，從“入關學”到小鎮做題家、内卷，直到最新的“躺平”。這些大部分已有人作了深刻論述，不過最近突然進入社會爭議焦點的，卻是衡水中學一位高三學生在“超級演說家”上的演講[1]。

簡單概括一下這位張同學的演講内容。在這篇題為“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的演講中，首先他回顧了自己小時候在河北農村生活的落後與閉塞，以及他到衡水求學的經歷。但大城市的見識給他帶來的是巨大的落差：在與同學的交往中，他深刻地感受到了鄉下窮孩子和城裏生活優越的孩子的差距，當然這一點就算他不提我們大概也都了然於心。這種差距給他造成了幻滅之感。隨後他提及了激發他走出困境、刻苦讀書的契機：因為一個電視紀錄片而產生的“對遠方的向往”。有鑑於此，同時也是出於一個農村孩子改變人生（所謂“改命”）的願望，以及對平庸人生的深深恐懼，他變得比其他人更努力。在此，他也回擊了社會部分對於所謂“衡水模式”“考試機器”的質疑：想要跳出農村、和城裏人平起平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體面的生活，“他們有什麽錯？”

整個演講就在這種熱烈的“勵志”氛圍中結束了。不過最初引起爭議的並非勵志的問題，而是這位同學的一句話：“我就算是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城裏的白菜。”眾所周知，“豬拱白菜”時常被人用作對男女婚戀關係的一種較為粗俗的比喻。不過抛開“性別矛盾”這一點不論，相當多的人認為張同學的勵志演講是一碗“毒鷄湯”，通篇呼籲奮鬥、“不要甘心做普通人”之類，與官方的宣傳“躺平可恥”之類既得利益者的口徑有很大重合。

在知乎上面，一個頗為普遍的觀點是，這位同學講的東西“戾氣太重”，整天就想著怎麽把別人比下去，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階級躍升”、成為人上人一樣。更過分的是，他過於直白地表達了自己對平庸者的鄙夷：“拿著兩三千的薪水，過著周而復始、循規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死。”雖然不甘平庸本身沒有問題，但“一眼望到死”卻真真切切是一貫的渲染焦慮、灌毒鷄湯的常用伎倆。何況平庸是大多數人的歸宿，不甘平庸可以，針對人就實屬沒必要了。

張同學在演講中提到的那種慘烈的競爭，於我自己而言是沒有體會過的。一綫城市的教育水平要比河北小城高出太多，競爭雖然激烈但不至於沒有退路。我高中班上的同學最差也能去到暨大這種大學，根本不會出現技校職中甚至落榜復讀的情況。這樣一來，班裏面同學之間似乎都很和諧，誰都不會因為成績好而暗中嫉妒誰，也不會因為成績沒那麽好而暗中鄙夷誰。

然而我卻似乎有所耳聞，某Top 2大學的某些學生是如何勾心鬥角的：熬夜學習，別人一旦問起就說自己整天都在玩游戲；整天纏著教授不放、問這問那，為了給TA留下一個好印象、方便拿推薦信；同學問自己問題，即使會也要說不會推脫；如此等等。同學之間維持著非常表面的友誼，明面上就互稱“大佬”互相恭維，暗中則把彼此當作對手，“整天就想著怎麽把別人比下去”。我不敢說這是普遍行為，但這確實可以看出，高考的慘烈競爭給部分學生帶來的影響。

但這種“要把別人都比下去”的想法究竟來自何處呢？張同學的演講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第一，他來自農村，背負著“全家幾代人的希望”要跳出農村。第二，他讀的中學在衡水，一個以高壓和激烈競爭聞名全國的地方。

第一點可以說是農村的通性（或者說，通病）了。眾所周知，如果一個人投胎時“不幸”被發配到了農村，拿著農村戶口，那麽為了工作機會，TA唯一的前途就是進城。但同樣眾所周知的是進城容易，而留下來很難。如果不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甚至一綫城市）立足下來，一到結婚生子又得回到農村，這樣下一代也會被牢牢地打上“農村戶口”的印記，又必須再重複一邊這“鯉魚躍龍門”一般孤注一擲的壯舉。

遙想建國初期，政府依靠農業稅從農民處獲得了大量的資源用以支持工業發展，而改革開放以後，農產品和工業產品極不相匹的價格（即所謂“剪刀差”）又使得農村幾乎成為“貧困”“落後”的等價詞。儘管當下人口流動還沒有完全放開，但數不勝數的農村年輕人已經爭相湧進城市，一小部分是通過考試成為“高端人才”，但絕大多數是當廉價勞動力、進血汗工廠。同時，恰恰是因為這沒有完全放開的戶口制度，對於不能落戶的“低端人口”而言，他們的子女被迫要留在戶口所在地也就是農村老家讀書（由此也衍生出“留守兒童”等等問題）。而他們自己，幹到一定年齡、退休之後，光鮮的大城市自然也不會予他們以什麽容身之地，唯一的選擇就是回到老家，然後寄希望於下一代的奮鬥。畢竟只要有一人能夠落戶，全家就都是城裏人了。（這一段是我最近看深圳的人口普查數據的真實感想。全國60歲以上人口平均佔約19%，而在深圳只有5%。豐富的年輕勞動力將深圳從小漁村送上了一綫城市的高度，但深圳想必不會留他們下來。這片彈丸之地從來都是給年輕人作最激烈的競爭的，這正是“深圳永遠年輕”。當然，隔壁的東莞可能更符合這一特點。）

此時再回看張同學的演講便會發現，他那害怕平庸甚至鄙視普通人的感情也情有可原了。農村和小縣城的人所面臨的競爭，恐怕是我們這些在大城市生活慣了的人無法想象的。這種把身邊人都當競爭對手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人難以避免的常態。這篇演講題為“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但事實上或許一個更加貼切的解讀是“大大的世界小小的你”：世界很大，所以他會因對遠方的向往而產生奮鬥的動力；但更重要的是，人實在過於渺小。他自己說，“想要成為父母的驕傲，想要讓他愛的人都能更精彩地活下去。”這並非什麽遠大理想，只是他最真實的情感流露而已。然而，為了這一點平凡甚至可稱卑微的想法，他們要付出多少呢？

再說衡水中學，一個“臭名昭著”的學校。長期以來外界對衡中的印象就是恐怖的高壓模式，壓榨學生一切空閑時間，將學生完全變成考試機器，或者說，做題家。一切都服從於、讓位於高考，以高考為導向，但對於高考之後的生活卻缺乏規劃。事實上不能說這是空穴來風，這在張同學的演講中也有體現：他談得最多的“同學們的理想”就是“我要去哪上大學”：MIT、Stanford、清北等等；以及結語中的，幻想高考考完的那個下午，“一切都結束了。”一切怎麽就結束了呢？明明是一切才剛剛開始啊。於是，在互聯網的語境下，這又成了衡中“高壓培養做題家”的一大例證，認為一到大學，失去了高壓的環境，又見證了“山外有山”，這種適應了高壓的學生就會徹底垮掉。

且先不論所謂“衡中模式”是好是坏，單就我本人的經驗而言，我確實認識一些中學來自衡水的大學同學。但他們在香港這種極端自由放任，更甚於普通内地大學的學校中，似乎也並無什麽水土不服。當然這是個案，不具有太大說服力，何況衡中最好的學生也不會來香港，而是自願投身於競爭更激烈的清北復交去當“大卷怪”。

但我們仍不能不注意的是，張同學的演講無意中為“衡中模式”作了辯護，而且是拉上全體衡中學生來辯護。“那些無故詆毀我們的人，你見過衡中高三凌晨五點半的樣子嗎？……衡中的考生……他們身上都背著整個家族幾個世代的厚望，他們不是高考機器！他們只是一群窮人家的孩子，想要成為父母的驕傲……活著，他們有什麽錯？”

儘管“維護學校”可能並非他的本意，但這卻是他這番演講所造成的客觀後果。在面對社會對於“衡中模式”的質疑時，他先將“質疑學校”等價於“質疑學生”，而“質疑學生”是無論如何也站不住的，於是便可以輕鬆回擊。這種論證方式在轉瞬即逝的演講中聽起來好像很有說服力，但實際上這正是邏輯上的“稻草人謬誤”，刻意誇大、扭曲對方的觀點，使之荒謬化，以造成一種對方站不住的假象。可以說，張同學是把全體衡中學生拉出來給學校當擋箭牌，或者不好聽地說，這段演講讓他無意中成為了衡中的“宣傳機器”，甚至有人猜測，衡中推他出來就是來做公關、打廣告的。

那麽，衡水中學真如張同學所說，是“給予了寒門學子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嗎？某種程度上，是的，但並非完全如此。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事實是，我們一般所指的“衡中”，並不是一所學校，而是衡水的幾所中學的統稱，其中既有公立的衡水中學、衡水二中，也有民辦的衡水一中。而其中，衡水中學和衡水一中同屬一個“教育集團”，甚至連校長都是同一個人。那為什麽要開一個公立學校、一個民辦學校？這就關係到衡水另一個“賣點”：復讀學生。在高考的失意者中，家境尚好的會讓子女再努力一年，來年再戰。而公立學校是不收這些復讀生的，他們只能找私立學校，交高昂的學費。毫不意外地，窮人家的孩子沒有這個機會，家裏給不起這麽高的學費，考不上大學就只能進技校然後出來進廠做工。而衡水一中從這些復讀生家裏薅下來的羊毛，就轉移到了衡中和衡一中的教師手裏；給教師的工資越高，就越能吸引到好教師。

乍一聽這好像是個“劫富濟貧”的故事，衡中通過一種類似“再分配”的制度，似乎實現了教育的公平。果真如此嗎？衡中一邊通過高薪將全省甚至全國的優秀教師吸引過來，另一邊又通過自己的“光輝戰績”將全省的好學生吸引過來，兩手抓，兩手都硬。結果便是，衡中成了當地的一個巨無霸，一個“超級中學”。根據《新京報》的數據[2]，衡中每年壟斷了全省90%的清北錄取名額，甚至省會石家莊的學校也難以望其項背，這在其他省是無法想象的。

但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壟斷並不是一種良性競爭。衡中如此粗暴地在全省甚至全國範圍内虹吸教師和學生資源，直接結果就是其他學校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打壓。失去了優秀的教師和學生，這些規模沒那麽大的學校就只能生存於超級中學的陰影之下，去搶奪衡中吃剩的殘羹冷炙。衡中的規模再大也只有一萬名學生，至於河北省剩下的那些學生，特別是那些因家境貧困而沒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成績沒有那麽突出的學生們，誰來管他們的前途？反正衡中不管，衡中現在正忙著擴張自己的“教育集團”，把自己那一套推廣到全國各地呢。

從這一點看來，衡中的學生們，包括張同學自己在内，可能並非如他所言是如此的貧寒，如此的困窘。至少，他們能夠進入衡中，能夠接觸到如此高質的老師，在高考時擁有如此豐富的進入名校的機會，這已經是全國大多數學生都享受不到的privilege了。我們可以看看時常被用來和衡中對標的另一所中學，即安徽毛坦廠中學[3]。和衡中一樣，毛坦廠中學也以其高強度訓練的“毛坦廠模式”而聞名，他們不是996而是697。但不同的是，作為一所“小鎮中學”，毛中並沒有衡中那麽頂尖的學生和教師，那裏的學生可以說是真正的“寒門學子”。更誇張的是，整個鎮上面有相當多的家長是從外地過來全職陪讀的，他們想必不是什麽有錢人家。家長的種種事跡似乎也在印證這一點：拜天拜地，甚至連學校裏的“神樹”也要拜；“出征”時全體紅衣，大巴司機一定要姓馬或屬馬（寓意“馬到成功”）。這些行為傻得有些可笑，但正正是體現這些學生和家長極其強烈、不輸於張同學等衡中學生的，走出農村、追求美好人生，實現階級躍升的願望。但事實如何呢？這群真正的“寒門學子”，每年高考的一本率只有一半左右，雖然不能算低，但和衡中完全不能相比。這就是那些“投胎不好”、沒有那麽多privilege的學生的情況。

說到privilege，又想起了之前那位在微博上寫“我的高傲已經盡數體現了”的女生。她居高臨下地批判普通人“他們的人生充滿了對不公平的叫囂，他們的字裏行間永永遠遠都浸透著嫉妒這兩個字”，好像和知乎網友批判張同學的“整天就想著怎麽把別人比下去”有異曲同工之妙。誠然“整天就想著怎麽把別人比下去”並不是一種正常的心態，但如果僅僅止步於批判張同學等農村/小鎮青年“戾氣太重”“嫉妒”或“把身邊人都當成對手”，實屬miss the point。問題並不出在張同學等人本身，而在於他們背後的這一套游戲規則。在蛋糕不斷做大的年代，每個人分到的部分也在不斷變大。但當做大蛋糕的腳步趨於停滯時，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就愈發零和。但有些人不一樣，他們生下來就有別人奮鬥幾輩子也享受不到的privilege，他們當然也不會和這些奮鬥終生只為向上爬的人共情。

這似乎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但它合理嗎？我曾經見過一個很好的比喻，它用“隨機投胎”來解釋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假設你是一個“靈魂”，就像在Soul中一樣，你要選擇投胎到某個社會裏面。但投胎是隨機的，你不能選擇家庭背景。也就是說，你既有可能降生於首富之家，成為第二個王思聰，也有可能進入一個月收入不到1000、時刻為溫飽擔憂的農村家庭。那麽，你會選擇哪個社會呢？每個人的選擇可能有差異，但大多數人的選擇代表了社會對於“正義”的普遍認知。假如一個社會貧富差距極大，階級流動通道被完全堵死，工人和農民被迫出賣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換取溫飽，甚至還被迫互相進行惡性競爭（“内卷”），我們就很難將其描述為一個好的社會。雖然你有機會通過投胎成為特權階級的一份子，但這機會太過微小。更大的可能是，你成為一個底層人，“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一言以蔽之，如果有哪個社會，一切都要比運氣、比出身、比“投胎水平”，人生在出生那一瞬間就已經被決定了，那這個社會就是非常不正義的。如果底層的工人和農民被壓迫到了一個沒有退路的地步，那麽革命將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這個問題無解嗎？我相信肯定是有的。樂觀一點看，“躺平”作為一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興起，正是說明了階級意識在社會中層群體中的普遍化。不過話說回來，躺平本身也是一件非常privileged的事。中產的人士就算每天上班摸魚，甚至在老家小縣城做個按時點卯的公務員，也能維持比較體面的生活。但如果一個基層的“打工仔”“廠妹”選擇躺平，他們的上限是“三和大神”，下限就是直接餓死了。對於維持溫飽都有問題的人而言，連躺平的機會都遙不可及，我們還能心平氣和地對他們說“躺平即是正義”嗎？

但是，這樣比privilege或者說“比慘”是沒有止境的。張同學說他自己是“寒門學子”，但他能進衡中，甚至已經得到了清華的保送名額，比起那些毛坦廠的真寒門學子而言他無疑是privileged的；批判他戾氣太重的網友們（以及我自己）大多來自大城市，從上小學伊始就享受著張同學沒有的城市教育，這也是一種privilege；而在我們之上則是“高傲盡數體現”這樣的人，他們的家境可稱得上富足，在中學就早早出國，甚至不需要過高考的獨木橋就能進世界名校。在所有人之上的則是真正的所謂“特權階層”，比如哈佛畢業的紅三代、傅高義的博士生“兔主席”任意，又比如之前提到的，認為“沒出過國的都是傻X”的王思聰本人。而在光譜另一端的，是鄉村留守兒童、進工廠打工的農民工，以及那些被榨取全部價值之後又被抛棄的老人和塵肺病人，他們是最不幸的群體。

如果我們僅僅是談論privilege的話，似乎只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有人比我有更多privilege，也有人的privilege比我要少。那麽，所以呢？必須承認，單獨的公民個體在這件事上是沒有什麽解決辦法的。但同時，我也不想去講什麽“再分配”或者“社會化撫養”這類過於宏大的社會構想。

我記得，之前（很久以前）方可成老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4]，關於某些外國知識分子如何對待自己家庭的privilege。那篇文章令我有些驚訝，部分是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主動放棄自己的privilege的行為。但經過這一年，我必須承認，能意識到自己擁有的privilege，這本身已經是非常難得、非常不同尋常的了。雖然我仍然對這種放棄privilege的個人自發行為能有什麽實際效果持保留意見（畢竟“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但我們確實應當思考，怎樣能夠盡量削弱出身的privilege對人命運的決定性，以及，站在基層群體的立場上，如何改變這個社會，令所有的人，無論階層，都能被平等地對待，而不是僅僅如法律中所寫“享有平等的權利”卻往往囿於現實所困而不能實現。

前幾天我讀到一篇微信文章，那位作者對張同學說，希望他不要僅僅追求個人的成功，而更要思考“如何讓更多像你一樣的人能擁有更多的機會”（大意）。不止是張同學，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思考的。雖然“思考”本身好像很無力，也起不到什麽作用，但“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參考文章：

[1] 澎湃新聞，《“學霸”高考前演講惹爭議，衡水中學回應》（附視頻），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RR9iYp0Ag4-FFErfK7MwFg

[2] 新京報，《衡水學生演講引熱議，“超級中學”真能讓寒門學子逆天改命嗎？》，6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j-oPfr3XTQO6sY-Vb1tYwA

[3] 《高考》（紀錄片），嗶哩嗶哩，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31169?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1

[4] 方可成，《我所認識的美國“白左”（兩則）》，https://matters.news/@disincurable/%E6%88%91%E6%89%80%E8%AE%A4%E8%AF%86%E7%9A%84%E7%BE%8E%E5%9B%BD-%E7%99%BD%E5%B7%A6-%E4%B8%A4%E5%88%99-bafyreickf2lwrx5pdv6b4nvjrpvlgkzc6syu6vyelbm5jximh2ftylnm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