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绝望，所以我称他们为“支那人”

昨日，在一个以政治异见者为主的匿名群组里，群友们正围绕着香港问题上大陆网友的行为议论纷纷。突然出现的一位L君，宏论道：“承认支那人没救就没什么大问题！”

在政治问题讨论中，言必称“支那”者，并不鲜见。过去，我总以为这只是使用者用以宣泄对国民政治问题上的愚蠢的愤怒的手段，未必真实地主张特定民族的特殊性。于是，我小心地建议L君在严肃讨论中尽量避免使用这样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但出人意料的是，L君却认真地辩护起了国民的“支那性”！联想到大约一个月前母校发生的与“支那”有关的事件，由是有了起笔的冲动。

提前说明的是，本文中，我不打算为论述中可能预设的我的政治立场提供辩护。因而，本文所针对的，也仅仅是在政治立场上与我相同或相似的读者。我试图在第一部分说明，“支那性”论代表的是一种何以可能的政治-人性论观点；并在第二部分谈谈我对“支那”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理解。

1.“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

尽管对“支那”一词的词源与使用历史上尚存争议，但以下一点似乎是争议不大的：在当今的讨论中，使用“支那（人）”一词指称“中国（人）”带有对后者强烈的贬义。正是如此，许多国人每每看见“支那”这样的词汇，便会给使用者贴上“反华”“歧视”的标签，而这种看法也不完全是对使用者意图的误解。

所谓“支那性”，尤其是放在政治讨论的语境下，大概指的是国人如下“专制”性格：在政治上，将权利任由国家宰割，对极权者唯唯诺诺，对政治变革漠不关心；甚或被动或主动地为极权者指鹿为马，并在政治变革中展现出强烈的保守立场。

当然，对国人如上“专制”性格的刻画早已不新鲜。论对国人“专制”性格的揭示与批判，鲁迅当属近百年来最为深刻的作者之一。然而，鲁迅对国人人性的认识与L君代表的“支那性”论者的认识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相比于后者强调国人的“专制”倾向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根源，鲁迅更多地批判的是千年的帝制传统对国人观念根深蒂固的形塑。尽管他也有“国人的劣根性”这样著名的表达，但“劣根性”仍更多地指涉文化传统上的源远流长，而非生物意义上的遗传的“根”。

鲁迅的思考方式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正是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形塑了有强烈“专制”色彩的传统文化，而在后者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代代国人的“专制”性格。在政治学上有句话，“共同体从来是靠制度与文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专制（民主）制度有利于专制（民主）文化的形成，培养共同体成员的专制（民主）性格；另一方面，只有在专制（民主）文化之下，在专制（民主）性格的成员间才能建构稳定的专制（民主）制度。而想在“专制”性格的国民间、在专制文化的环境下建立民主制度，是很难维持的：阿拉伯民主化运动的失败便是一例；反之，想在民主性格的国民间强行推行专制制度，国民的反抗力量亦绝不容小觑，港台对大陆政权的强烈拒斥便是一例。

按照这种观点，一方面，千年的专制制度塑造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强调对政治权力的忠诚、反对政治变革的有着强烈专制保守色彩的传统文化，而在这种专制保守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国民养成了相应的前述“专制”性格；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国民的“专制”性格与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的掣肘之下，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步履维艰，最终在一个世纪的折腾后如今又重新走回了专制的老路上。而正是20世纪初精英的制度理想与基层国民深刻的“专制”性格的强烈张力，让鲁迅发出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感叹。也正是这种国民性格与专制制度强烈的亲缘性，我在此把它冠以“专制”性格的名号。

而无论对国民的“劣根性”如何扼腕，鲁迅并没有将这种“专制”性格归因于国人在生物种族意义上的特殊性。似乎将“专制”性格归因于种族差异，不仅在当下这个人人平等观念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前提的时代显得极为突兀，且在学理上也很难提供比上述制度-文化-国民性的鲁迅式的框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正是因此，过去，我从来不认为“支那性”论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人性论观点。

而正当我将上述质疑向L君提出之时，L君的回答着实令我有些眼前一亮的感觉。首先，他承认从原初的人类起源上看，所谓“支那人”与其他人种并无二致；然而，相比鲁迅的制度-文化-国民性的框架，他认为制度还在进化的意义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自然选择的角色。专制制度不仅仅通过塑造专制的传统文化间接地影响国民性格；更甚地，相比于那些在基因中更有激进倾向的国民，倾向保守的国民在专制制度之下更易于“明哲保身”，从而更有机会将基因传给后代。正是在这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之下，“支那人”作为一个种族的保守倾向得以逐代增强。

相比于鲁迅的思路，L君的“支那性”论引进了一条极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制度-遗传-国民性的因果径路。相比于文化而言，遗传的影响更为根深蒂固，因而，L君在政治上得到了一个更为悲观的结论：“支那人”的“专制”性格已经植根于遗传之中，如果将自由主义视为所追求的价值并希望借之改造“支那人”，那么相比于对已不容易的对“专制”文化的扭转，要想改变千年专制制度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更属天方夜谭！

“承认支那人没救就没什么大问题！”

2.作为表达方式的“支那”

总的来看，L君的思路可说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在政治问题上，L君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面对国家的政治现状，他也寄希望于自由主义的解方；而就国民性格的人性论问题而言，L君则持有一种接近种族主义的立场。他强调国民与其他人在种族与生物遗传的维度上便已根本地发生了差别，且正因为这种差异的难以克服，扭转国民的“专制”性格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不能扭转国民的“专制”性格，对国家政治问题的解决也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

若仔细分析L君的种族主义人性论，其实不难提出一些理论上的困难。例如，对于台湾、韩国、日本的相对成功的民主化转型，从种族的角度很难去解释；而不少华人能很好地欧美的民主社会，也似乎显示着文化塑造而非遗传决定的因素对国民性格有着更大的影响；更为深刻的批评在于，在其理论内部，主张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自由主义与强调“支那人”种族独特性的人性观间的张力是难以调和的。

因此我认为，L君的“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很难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人性论立场被坚持。但当我反躬自省，或许对于包括我与其他不少持有相似政治观点的人来说，这种立场或多或少地都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我回想起一个月前的全民欢腾之时发生在母校出现的一个“污点”，让我对这一点有着更深的体会。

10月1日，正当国民因周年庆竞相欢腾、校友因在圣上面前十秒的广场游行表演自豪无比之时，M同学在朋友圈不合时宜地po上了一条嘲讽性质的贴文。未几，在树洞、BBS、微博的传播之下，M同学的朋友圈已被校友周知。而恰巧，自暑假以来，母校的公众形象一直不佳，于是这条朋友圈更是被一众校友批判为母校形象的新的污点。由于时间点的特殊与母校在舆论环境上的地位，M同学的朋友圈意外又不幸地走上了舆论的焦点。据传，M同学最终被留校察看——而这还被义愤填膺的微博网友们视为手下留情的宽大决定。

在此，我并不想费事地去基于简单的常识去批评学校的处罚决定。但现在回想起来，初读到这条朋友圈，我复杂的心情其实很值得玩味——一方面，从字面我便看出，在对政治环境的不满与对周遭荒谬现状的痛苦上，我与M同学是并无区别的；另一方面，我却有些反感用“支那”这样的有歧视色彩的话来表达我的看法（一来我并不持有种族主义的人性观，二来我认为这样的表达方法会使受众产生更多地误解，无助于说服立场相反的对象）；而再一方面，我似乎又对M同学的“直白地过头”的表达有些说不出的羡慕，似乎更夹杂着一种胸中苦闷得以由此倾泻的畅快！

昨晚与L君的交流，让我忽然间再次回想起这种复杂的感受，而我也似乎渐渐明白了“支那”何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政治讨论中被使用。

3.因为绝望，所以我称他们为“支那人”

正如1中所论证的那样，在使用者将“支那人”用以批评国人专制保守的性格时，预设了被我称为一种“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对政治-人性论立场。然而，我并不认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会抱持有这样的立场。对于L君和M同学，我更愿意相信他们也并不会真的持有这样的种族主义人性观。然而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同时在我反躬自省时，会有这样的感觉：“支那人”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有着奇怪的吸引力。

我认为这种吸引力，大概是出于对现实政治至深的绝望。每每观察微博上众生低智的政治表达，看到现实中群众在统治者的操弄下堂而皇之地义愤填膺，便很难不为国民在政治素养上的低劣和认识上“反常识的常识”而叹惋。而面对这样的现况，如何才是解决之道？想到这里，却比思考荒谬的现状更让人迷茫。当极权者已经将国民牢牢地捆绑在国家的火车上，作为个体，想要阻止这列飞速倒退中的火车，任何尝试都无异于螳臂当车。

对极权者不对等的对抗，令我愈发体会到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无力撼动极权者，便只能将愤懑转向对这帮“专制”性格的群众的怒其不争。在此，不难看见悠久的“专制”文化直至今日对当代国人性格的影响。正如鲁迅对千年帝制的文化遗产的深刻鞭笞一样，只有先在文化上破除这种专制的残影，才能培养民主性格的现代公民，从而建构现代的民主国家。

然而，面对这个正由极权者竭力重构着的专制文化，我也深觉个人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眼见极权者将包装着粗劣的外衣的思想大便送到国人面前，而国人咀嚼地津津有味；眼见极权者廉价的民族主义煽动一呼百应，极端的爱国主义宣传一石激起千层浪之时，对于这群文化上正在肉眼可见地堕落着的国民，我也只能绝望地叹息。

正是因为绝望，所以我转而寻求将令人失望的现实归因于某种比文化更深的因素——遗传、生物与作为种族的“支那人”；

正是因为绝望，所以我试图躲在“种族主义的自由主义”里逃避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尽管我知道它是学理上很难被严肃地坚持的；

正是因为绝望，所以我转而试图满足于我的思想认识上的优越性，而放弃对现实政治目标的追求；

正是因为绝望，所以我在公共讨论中放弃了对被极权者蒙骗的国民的说服，而是把“支那人”“支性”这样的词汇当作唾沫的炮弹，以在智识上毫无意义的对骂中满足低俗的喷子式的欲望的满足；

因为绝望，所以我称他们为“支那人”。

各斯

11.12

et 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