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金大中先生的距离

上上上上周六是我永难忘却的一天。那本是一个宁静的清晨，我醒来后照例在床上捧着手机辗转反侧。就在半梦半醒之际，我的耳朵首先注意到了今天的不寻常。循着阵阵隆隆的施工声向窗外望去，原来是楼下那栋曾挂着白底黑字横幅抗议的“钉子户”终于是开始拆了。那栋房前本来是条双向单行的小路，如今它也被几辆警车及一排黑衣保安们从中拦断。

这下我可来了精神——一方面，“中国人向来是喜欢凑热闹的”；二方面，我也还没有近距离见识过拆迁、尤其是封路的场面；三方面，对于这种可能可用作攻讦有司的黑材料，我向来是要像苍蝇一样扑上去的。于是，我便兴冲冲地蹬了个拖鞋，在楼下端了碗热干面看起热闹来。事情的发展果然没让我这般“不嫌事大”的好事者失望——不久，就在我面前约摸20米的地方，几名保安和警官就和一位中年男性推搡起来，后者旋即就被用上衣蒙着头、铐上手铐带上了警车。当即，我便和几位“吃瓜群众”一样，举起手机拍下了这番情形。看到自己突然暴露在四面八方的镜头下，执勤的保安们纷纷冲上前去，以“违法”的名义要求大家放下手机并删除相片。剩下的故事就相当老套了：我本就“一根筋”，不巧还刚念了几天法律，当然不仅吃不得这哑巴亏，还反要问他拍照是违反了哪条“金科律玉”。于是，一番鸡同鸭讲后，在一位虽看起来比警官还像保安，但身着一条深绿衬衫、胸前还别着根“天平”胸针的彪形大汉（据两周后学习的诉讼法知识推论，这或许是因为我国法院通常喜欢根据身材将这类“特型人才”分配到执行庭）的“一次警告”“二次警告”之后，我便也从记录者变成了当事人，直到第二天的凌晨才得以从社区派出所的拘留室中重获自由。

关于这18个小时的奇遇，未来我会再另行拟文予以详述。不过，本文想先谈一点与个中细节关系不大的感受。过去我常常自大，尤其是在选择学习法律的时候，总隐隐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或许会选择投身一些敏感案件的辩护工作，为此甘冒一些蹲大牢的风险。毕竟，一方面，我自恃有不错的心力，纵使丧失了人身自由，也不妨碍可以继续从事些思考与批判的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本就相当“宅”的人，闲暇时我也多是呆在家里——因此，吊书袋子地套用下洛克的话说，假使连出门活动的欲望都没有，那么即使被剥夺了出门的权利，于我的自由又有何干呢？再一方面，许多我敬爱的伟人也都蹲过号子：不能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先不谈，哈维尔蹲过号子，金大中蹲过号子，就连黄明志也常是大马拘留所的座上宾……因此或许蹲号子也不过是生命旅程中一种常见的体验，甚或还是在修炼成伟人的道路上“劳其心智，饿其体肤”的必修课；末一方面，我至今仍对康德有一种执迷不悟的偏信，以为道德或许就真如他所说，是那可使人超越于必朽的现象世界的生命、通达神秘而伟岸的本体世界的不二法门，因此在其永恒闪耀的人性光辉之下，任何现象世界的苦乐福祸都黯然失色……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总半是认真、半是天真地对自己大言不惭：“君子坦荡荡……以大志举大事者，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盖有先于天下万世也”（后半句为朝鲜名儒宋时烈笔下，孝宗皇帝立志北伐灭清以报国仇家恨时的壮语）！

不过，此番拘留室一日游后，我这般天真的豪情着实是被浇上了很大一盆冷水。除却刚进去时忐忑的兴奋外，在拘留室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被焦虑和无聊搅得坐立难安，只得在那间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以至于让那看守我的辅警都好生奇怪。我想那天若不是运动手环被收去了的话，我恐怕还要顺便创下个运动步数的新纪录。幸而，在好心的警官和副所长的帮助下，我最终得以在第二天天亮前重获自由——不然的话，若是再被关押个半天一日，恐怕即使不会精神失常，我头顶上本已不少的白发也至少要再徒增一倍。

在初秋凌晨三点微凉的轻风下，我快步穿过空荡荡的大街，有魂无体地回到了家。在拘留室里我曾设想，被释放的时候我一定会大哭一场，好好发泄下这番痛苦和委屈。不过，在踏出派出所门口的那一刹那，我却完全挤不出一滴眼泪，只感受到重新呼吸到“甜蜜的自由空气”的狂喜。不过，待这番狂喜渐渐褪去后，我又不免有了些许失落，但这主要并非对个人不公待遇的愤懑（相反，随着伤痛记忆的消退，我甚至还越来越“好了伤疤忘了疼”地享受起这番奇遇），而是惊觉前述那番浪漫的幻想在拘留室冰冷的铁门前忽然碰得粉碎。我过去曾念过金大中先生的自传，先生在70-80年代和韩国两代军部政权不懈斗争，几度失去自由，甚至几乎就要丧命于铁拳之下。在那样看不到光的日子里，大中先生仍能乐观地挺过来，而我才只不过被关了18个小时，就已几近歇斯底里、PTSD——最后我对好心的副所长的坦白确然并非完全是为了脱罪的虚假承诺——未来再要撞见类似的情景，恐怕我很大可能是要出于生物本能般地敬而远之了。

因此，一方面为了缓解这样的“认知失调”，为自己的怯懦找些借口；另一方面冠冕堂皇地讲也是“见贤思齐”，找找我和伟人的差距，我重又翻出了大中先生的自传。这的确是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尽管有为当时总统大选洗形象的因素，但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出先生那真诚的笔触与伟岸的人格（反例试看朴槿惠的100%公关型自传，讽刺的是它比大中先生的在中文读者间流传得要广得多）。而就前一项目标而言，我确然成功地编出了三条不那么牵强的借口。本文的以下部分，就是来不要脸地向大家推介下这三条借口。

其一，便是个人心性修养之不足。如前所述，我曾自信地以为，哲学作为一门无需诉诸经验研究的“扶手椅上的学问”（“armchair philosophy”），即使监狱里没有“扶手椅”，做一番“老虎凳上的学问”我想也八九不离十。于是，在刚进到拘留室时，我也试图再忆一些近来学习的法学知识：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自力救济、社会调解或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其中民事诉讼会消耗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后者要求存在通例（general practice）和视之为法律义务加以遵守的心态……后来又转而构思一些先前搁笔的文章：我的素食观点与实践、对某“哲学男神”的批判、为什么说“民族精神的核心”应是“舍生取义”而不是什么狗屁“爱国主义”……一开始，尤其是在看到我的那几位“狱友”都瘫坐在拘留室的铁椅上无所事事之时，我还在为我对拘留室时光的这番充分利用“偷着乐”；可是没过多久，在愈渐压抑的空气与越发渺茫的希望下，我便很快就再难令精神重新集中于自己的理念世界。起初，我还挣扎地想说服自己振作起来：“理性人不考虑沉没成本”；进一步说，既然引致这一“沉没成本”的并非任何自己道德上值得谴责的恶行，那么便更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懊恼，反而应该坦然接受当前的处境并努力以积极的心态最好地利用它……然而，我却失望地发现，这番平日里主要功用是让自己在麻将桌上“胜不骄败不馁”的“人生哲学”此时竟是如此无力——不久，我的理智就缴械投降，任由干着急的烦躁支配自己从大脑到双脚的每一个细胞。

1980年初，大中先生被以“煽动光州暴动”为由关押在清州教导所。由于是重案犯，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房间里，甚至与狱友聊天解乏都成了一种奢望。对这段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大中先生在自传中这样回忆道：

我的牢房，前面是一重厚厚的门，后面有一扇小小的窗。只有透过这扇窗，我可以看到天空。也就是说，这扇窗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管道。

但是窗户上装着很粗的铁丝网，因此连夜空里的月亮，我都不能一览无余。于是我只好透过铁丝网的小窟窿来看，这样就看到无数个月亮。我经常自我解嘲：我是多么富有啊，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个月亮！

即使在如此非人的环境里，大中先生仍能努力以乐观的自嘲宽慰自己；而我的环境怎么说也比他那时好些（至少有几个狱友作陪），却完全不能有足够的心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当然，大中先生也承认，“一开始，接受这一与世隔绝的事实并不容易，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感情上总是难以适应”；不过，随着对监狱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的适应，他也逐渐从对哲学、神学名著的阅读以及花草的培育中找到了新的乐趣。而也正是从这里，我找到了替自己开脱的第二条借口。

从一大早被带上警车起，一直到了晚饭时间，才终于发生了一点有趣的事情。当时，几名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南方方言的、与我年龄大抵相仿的少年也被移送到了我们这个小房间——虽然他们的到来令我们这本就狭小的空间更加逼仄，但好歹是让我有了一些可以观察甚或是交流的对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刚被本地警方跨省抓捕归案的洗钱集团，而他们的故事也着实令我大开眼界，对此我会再另行拟文予以详述。当时我观察到，这些少年们完全不似我这般因丧失自由而郁郁寡欢，又听闻他们中的几个业已有了服刑的前科，遂好奇地向他们请教在监中调整心态的方法。由是，我才对监牢里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

如前所述，大中先生提到了他监狱时光里的“四件乐事”：读书、园艺劳动、与家人会面及与朋友通信。对于后两条乐事，我留至后面再谈。仅就读书而言，我在拘留期间也确然曾试图向看守我的辅警申请过“一根纸和一张笔”（原话如此），但却只得到因担心出现意外而按规定不能提供的答复；转而我又试图至少得到一本杂志或是一张报纸（哪怕是《环球时报》或《人民日报》，好歹也可数数某人姓名的重复次数解解乏！），辅警同志却答道：“想得美，我们自己可都没这待遇”！当时我便想，如果连读书和写字的权利都给剥夺了的话，那恐怕别说关个一年半载，不出一周我就要精神失常了。

不过，据与我聊天的那位少年（下称邱生）介绍，其实在服刑的时间里，最痛苦的恰恰就是头两天在拘留室的日子。对失去人身自由的适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物质条件上，看守所和监狱其实都要比拘留室好得多。就邱生呆过的看守所而言（当然监狱的环境相比要差些），除了十五人的宿舍确然逼仄外，读书和写字是完全自由的（即使不说为此可能还额外提供奖励）；不仅如此，三餐过后还有各至少半小时的放风时间，供他们打牌、下棋与联谊之用；即使是非放风的时间，每间宿舍也都配有电视机，以供囚犯们打发时间——别看在外人眼中这样的生活条件已是足够艰困，对当时连得到笔纸都是奢望的我来说，这看守所的环境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

听罢邱生的介绍，我一方面是更为自己的待遇鸣不平——纵使不说在我眼中我是毫无过错（甚或是见义勇为），即便是作为配合调查的“嫌疑人”，拘留也只应是为方便调查而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实不该在待遇上比定罪后受剥夺人身自由之刑罚的囚犯还更糟糕。于是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拘留室的条件实在需要改善：笔这种仅有一点点危险性的物品是否应在违禁品之列尚且不论，至少也应备上几本杂志、几张报纸、甚或是几副扑克牌，在不会对警方调查造成不利影响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满足被拘者的基本需求（当然，最好也准备几册《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使他们至少有途径了解自己可能有的救济途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得以从先前的懊恼中找到一些安慰。原来不只是我的心性不足，拘留所的环境限制的确不完全是一个借口。在监狱的时光里大中先生能从神学与哲学的经典著作中汲取理智的力量，如果我也有此条件的话，处境或许也会好些；除此以外，与家人的会面和友人的通信中也给了先生在狱中时光里不少感情的慰藉，而对于是一种精神支持的重要性，我在拘留期间亦深有体会，而这也是我将谈的最后一条借口。

拘留室里既然连纸、笔都不能提供，那么手机当然更是早早就被收缴去了。于是，在穿过拘留室前几道厚厚的密码门后，我就仿佛穿越到了一个平行世界，与外面那个世界的一切联系都霎时被斩断了。而我过去亦是天真地低估了自己对这种联系的依赖性——在先刚老师的西方哲学史课上，我曾学到过一个“隐德莱希”（entelechy）的概念，借用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讲，即每个心灵都是个独立自在的“单子”，进而对于我们这些“单子”而言，值得追求的生活也应是不依赖于包括与其他“单子”间联系在内的外在条件、而纯然指向内在心灵的自我实现的。这种自足的生活态度就是“隐德莱希”。当时我听后深以为然（或许也是为自己逃避社交的“社恐”倾向又找到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不久便把这个“黑话”设置为了QQ网名，甚至还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不过，一旦这些“单子”被孤零零地关进了拘留室，到了真正实践一把“隐德莱希”的时候，可就没有说得那么轻松了。因为拘留室里可没有那冥冥之中把单子们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的“前定和谐”，而失去这番联系后的“单子”也才突然发觉自己本应自足的心灵也忽而怅然若失。就连大中先生这番心性强大的“单子”也免不了这番挣扎——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痛苦才将他难得的与亲朋好友交流的机会反衬得更为宝贵。

进一步地，我也认为，相较大中先生及其他这些近代及古代的先贤而言，我们这些现代人也确然有更多理由为此感到痛苦。因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单子”间的联系与先生那时相比已经实在要紧密得太多了。试想，对大中先生来说，当时即便不在狱中，与远方朋友也只能通过信件才能偶尔交流；而我现在每日微信上私聊的体量都几近千字——甚至可以说，那天早上若不是在看热闹的同时还将这番景象顺手分享给一位朋友的话，或许我也不至于硬要逞能，以至于有了这么一番奇遇。

除此以外，对世界其他各个角落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大中先生也只有凭报纸才能得以管窥；而对我来说，即使不能每日追踪乌军胜利大反攻的进展，抑或不能更新下新竹和桃园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民调，至少也得要登陆下懂球帝，抓住机会和“八国联军”一起对“下山的神”再来上一番口诛笔伐。由此可见，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进而是其在“单子”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确然已今非昔比了，是故，对参与公共生活之权利的剥夺，比起大中先生，也的确会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当然，即使不是以拘禁的方式，凭审查任意扭曲公共空间、靠寒蝉效应压迫人的“血气”，本身也已是对生命尊严的莫大侵犯）。

想到这里，我终于感到了一丝宽慰。原来我的懦弱可以不只归咎于个人心性修养之不足——拘留所的物质条件使我不能像大中先生一样从书籍中汲取思想的力量，而身为现代人对社交和公共生活的精神依赖又不可避免地给了我更多的痛苦。由是我心满意足地阖上了书。正巧，此时客厅电视里正在放映的二十大闭幕式上又响起了阵阵隆隆的掌声。眼前，金大中先生自传封面上赫然写着他的名言——“为了民主，我不后悔”。现在我盯着这句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022年10月23日 13.26 于徐家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