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思想家——我的马克思主义接受史

2021 年 5 月 26 日

本文为聂锦芳老师今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期中命题作文。文章构思良久，但还是没能克服拖延症，直到交稿前夜，才与俊容兄约在知岛咖啡厅起笔。两周后再看，自觉虽然仓促就稿并未破坏文章的总体思路，但也有虎头蛇尾之憾。一方面是缺少了大二时候校内“马会”兴衰的见证，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一群非官方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活动者”；二方面对马克思研究在后极权体制下的意义，也并未表达清楚。这些以后有时间再补上吧。

一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余华：“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2011年。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理科生”。

“社会主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政权宣称效忠的对象，也意味着它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因此，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从一本花花绿绿的《思想品德》教科书上学到了这样的知识：经英国某报在世纪之交的评选，马克思当选为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然而，在踏入中学以前，我对这位百余年前的德国人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此了。

不久，甚至在还没结束小学生活的时候，我就被告知自己将成为一名光荣的“理科生”了。据考证，一说，这是因为我从小就被划界为“理科思维”，在围棋和奥数这种“智力游戏”上颇能展现点小聪明；二说，也是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在我爹妈看来，学理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爹90年代初从大学毕业，到南方闯荡一番后，又只身回到武汉，投入澎湃汹涌的股民浪潮。不巧，他才刚一入场，中国股市就开始了快20年的停滞不前——可惜他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时间已不允许他重来了。因此，干会计的我妈就成了全家收入最稳定的来源。在我们这样一个典型的城市小中产阶级的家庭的眼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呢？只是那些“学不来理科的女生”才会被迫去学的。

总而言之，作为“理科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高中的政治课程并非必修（众所周知，必修约等于不修）。顺带提一句，这一点曾让我爹非常惊讶：在我们这个“政治挂帅”的国度里，如今高考的必考科目里竟没有政治！以至于直到高考前的一个月，他还小心翼翼地要我再三确认，是不是我因对“政治”的厌恶而少报考了一门考试。

然而，在眼下的教科书体系里，在初中及以前，所谓“政治”教育基本是以社会常识为主，而不会涉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无论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还是劳动价值论、经济决定论，亦或是认识反映论和辩证法，都属“高中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在中学校园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都是“道听途说”的。至于是如何“道听途说”，我可简举两例：

其一，“辩证法”。“辩证”这个词，想必是早就听过了。毕竟“要辩证地看问题”已成了句口头禅，与“要科学地看问题”“要正确地看问题”这样的空洞句子没什么两样。不过，在作文课上学写议论文的时候，却总是被语文老师指责：“你们政治里不是学过辩证法么？写作文也要用辩证法”。一开始，大家都听完都觉得很羞愧，仿佛有什么重要的思想方法是文科同学独占的，从而高出我们一截；然而，听了几次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辩证法”就是把问题正着说一遍，再反着说一遍，最后再搞搞调和得出个“中庸之道”的万忧解啊！自此，我也自忖是学会“辩证法”了。

其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从前没接触过什么哲学，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更枉谈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因而这句话可以是我的“哲学入门”了。当时是隔壁文科班在上一节政治公开课，课后一位同学很激动地向我们这些“哲学盲”进行了一番“哲普”：你们想想苹果和宇宙飞船有联系么？想来没有吧！但是苹果像小朋友的脸蛋，而小朋友的脸蛋又像太阳；太阳在宇宙中，而宇宙飞船也在宇宙中——苹果和宇宙飞船联系起来了！据这位同学所言，他们在政治课上就乐此不疲地开展了20分钟的“联系游戏”，最后得出了结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听完，似懂非懂，仿佛学到了一点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听到，总之是记住了这样一句可以今后写到作文里的“哲学”真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就这样，我的“高中政治”就停留在了这么一个“拾人牙慧”的二把刀水平。至于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再什么依法治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虽然也能装模作样地捣鼓点官腔官调，偶尔也能整些“基本方略”“根本保证”这样的官样文章，但和文科同学的差距在于，我没法记住究竟“坚持党的领导”是“基本方略”，抑或“依法治国”是“根本保证”？

然而，若说我的“政治知识”仅止于此，那也未免是个过快的论断。事实上，一方面是受了父亲每天24小时循环播放新闻广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同学面前展现“关心国家大事”的正面形象的虚荣心理作祟，我确然是从很小就有兴趣听些社会新闻和政治评论的。东听听西听听，不免就学到些不明觉厉的词儿，其中既有“街头政治”这样令人似懂非懂的，又有“网络小说”这样时髦的，再有“比特币”这样听来高大上的。学到了词儿就爱和人炫耀，就爱侃大山，以至于在博客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敢从“街头政治僵局”一路写道“比特币的失败”。当然，个中观点也都是移花接木的东拼西凑。不过，要说这些随处听来的观点里是否是有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呢？在写这篇回忆前我还特地翻来找找，结论是即使是有些影响，但也绝不明显。想来当时也正值中文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鼎盛时期，自由派大行其道，左派和建制派是在哪里都要挨打的。这样一说，或许今天的我也就是深受当时的“公知自由派”荼毒的孽种吧。

有趣的是，尽管在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几乎是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也幼稚的可笑，但我的几篇“评论”却在结尾上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巧合：“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实现教育公平，防止中国的人才继续向发达国家流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建设更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2]；“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值得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社会的接班人都思想腐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将变成怎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3]。哈哈，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毫无了解的毛头小子，竟然在对所有社会问题的长篇大论后都要拿“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立论背书！

当时的奇妙心理，我已是回忆不起来了。直到我看到余华谈到他和鲁迅的故事时，我才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未涉世事的小子来说，“社会主义”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由于余华的这段文字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我认为任何的缩写、概括都会尚还故事的完整性，因此我把它完整地附在了文末。而我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童年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或“鲁迅”这样宏大概念的第一印象，或许都大抵如此吧。

二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捷】瓦茨拉夫·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1978年

如果仅仅根据一个中国学生在学校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判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那未免有些过于天真了。即使是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至少在他每天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会习以为常地听到这样的开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走到大街上随处浸淫在领导人卡通式的微笑以及“共产党好”这样的宣传标语里；甚至早在小学，连能无差错地写下“政治”二字都尚存在困难的幼童，就已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完成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庄严的政治表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固然，学理上我们不难区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然而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初涉世事的少年来说，想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在实践上海纳百川的概念族进行界定，谈何容易！在以理论的姿态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前，这套贯穿于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早已在先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第一章所谈到的是一些零星概念及“哲学真理”的习得，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固然可以被视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管窥地认知的开始；但他们却并不是塑造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冲动”的人，用白话说就是“天生反骨”：我惯于挑战权威、尽管这些权威大部分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又乐于质疑传统，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统事实上是有被坚持的价值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被我妈批评为“怀疑一切”的“缺点”，我的人生旅程上多了不少本可以避免的坎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怎能不对这一套笼罩整个社会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叛逆之心呢？

写到这里，我两次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这个表达。事实上，在下笔之前，我也对“实践”这个词斟酌再三，为了能恰如其分地指称这个对象，而又不“剧透”接下来的讨论，我才权衡以为以加引号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而接下来我想要谈的，也正是章前题记中哈维尔的著名意象所象征的，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实践，事实上其本质业已异化为了一套“后极权主义”的仪式。

所谓“后极权主义”，是哈维尔对1970年代布拉格之春之后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社会气氛的描述。其要旨在于，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政治产物的极权主义已被历史和现实的锐利磨去了锋芒，无论是执政的党政精英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套意识形态上的激情与梦想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威权体制作为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遗产被保存了下来，“去共产主义化”的共产党官僚精英仍然垄断着国家政权。这时，他们需要一套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来支撑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然而，如果传统的共产主义大旗已经褪色，新的支持者又从哪里来寻找呢？于是，一方面，整个社会转向消费主义，为了物质实惠而放弃了道德和精神尊严；另一方面，社会也弥漫着政治冷漠，对政治现状采取消极服从的策略。而这种个人的消极服从的社会形式是什么呢？就是一套象征着服从的社会仪式。而这套社会仪式从何而来呢？已经被剥去内核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就是一个当仁不让的选项。

这才有了章前题记的那个绝妙意象：一个普通的水果店老板漠然地在橱窗上贴上共产主义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句简单的标语里，革命激情万丈的共产主义与政治冷漠泛滥的后极权主义跨越时空地交织在了一起。字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没变；纸背后看过去，什么都变了——当然，也有更聪明的修辞家，还可以发明“XX化”“XX特色”这样异想天开的过渡句，把这一改弦更张添汁抹粉为“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这等专事调和的“和事佬”们的确可以在中学作文的意义上说是“辩证法”的化身啊！

水果店老板的标语，只是这个繁复的仪式符号体系中的一个原子罢了。当他在贴上这句标语的时候，他从来未有对标语的内容进行过严肃的思考，而只是想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而扪心自问，当我们从小就每天带上红领巾宣誓自己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我们有反思过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么？当我们在争相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又有否追问过究竟何谓民主、自由，十二个要素是否相容，又是否完备？而当我们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有可否花一刹那考问民主何以集中？集中何以民主？在这些微小的时刻，我们都是这个无意识地贴着标语的水果店老板；而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若隐若现存在着这样标语的身影。这些点点滴滴的标语作为原子，构成的是整个社会的一套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谎言的体系。生活在这一套谎言的意识形态之下，反抗的“自由主义冲动”不过是人性的自然倾向罢了；而磨灭了这种倾向，从而对谎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才是一种令人悲哀的人性状态。

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外壳上，我和马克思又一次相遇了——而这也难奈我会将对后极权主义谎言的本能厌恶转嫁乃至宣泄到马克思身上：一方面，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的确这位“无辜的”德国人是前者的“第一因”；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言，后极权主义也需要继续打着后者的旗号来“挂‘马’头卖狗肉”，而对一个在这样的宣传里长大的我来说，要想把马克思与我所深切地置身其中的后极权主义分开来认识，不能不说是一个有些过分的要求。

三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无论是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还是未完成的国家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德】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就这样，虽然还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一本著作，我抱着一股对他的敌意走进了大学。同时，也抱着这样一股“如临大敌”的心态，我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走进了我人生的第一堂马克思主义课堂：那是方博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课程。顺带提一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方向，也与前面所述的对后极权主义的叛逆不无关系：一个从小在不鼓励刨根问底、宣扬政治与公共理性的冷漠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这样一门“打破砂锅问到底”、以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清楚为追求的学问怎能不对他有格外的吸引力呢？

“论犹太人问题”是方博老师推荐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起点。开始的时候，正如我怀有对马克思的“恨屋及乌”的不友好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甚或到“宗教鸦片论”都有一种预设的排斥。然而，一方面在方博老师逐专题、逐概念的循循善诱的讲授之中，我渐渐领略了马克思思想体系从人学、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到国家理论等诸多维度的理论洞察力；另一方面，对《论犹太人问题》的阅读也不仅使我对他“分析宗教的市民社会的根源”的径路产生了兴趣，同时可让人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他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喷子”，甚至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要比今天的“公知”还“精美”；他不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而恰恰是要深化自由主义，并为人类自由找到真正的物质经济的根本性条件；他也不是一个“一党专制的辩护士”，反而是民主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支持者；他更不是一个“无情的生产力崇拜者”，而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人造成的严重异化的恶果。

而就在这篇文本中，令我影响很深的一处就是本章题记所摘录的片段。对观前文对后极权主义的讨论，我认为他恰如其分地预言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当下生活其间的社会的处境：在原文中，马克思着力批判了基督教国家并非完成的现代国家——因为现代世俗政治国家自身不需要宗教来为它的合法性做辩护，国家的宗教性代表了国家的非完成性。然而，在这里马克思少有地从反面来论述了这一逻辑：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只是利用后者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工具，故而是伪善的，是与基督教本身的彼岸属性相矛盾的。正是因此，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只有还原于市民社会的，去政治化的现代世俗国家中宗教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指向彼岸世界的纯粹宗教形态而存在。

同样的道理，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呢？作为一种时刻露出尖锐锋芒的批判理论，它怎么能与国家的世俗目的调和起来呢？无一例外，我们看到，凡是把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的国家，马克思主义都僵硬化了、教条化了，失去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反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代左翼理论阵线中最有创造性的力量之一。由此，我也不由感叹：“从政治的角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同样把马克思主义降为外观”！而这种“降为外观”，如今表现出了它最令人心痛的形态，那就是完全沦为了后极权主义包装自身合法性的理论外衣。

从“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在方老师两学期的课程内，我又陆续阅读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经典核心文本，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形态有了一个入门性的了解。这时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位可爱的德国人已然成为了一个未来可以继续挖掘的精神宝库。然而，彼时我的兴趣转向了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因此对马克思的阅读也就此暂缓了将近两年。

四

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的中国是如此，对其毁誉不一的西方也一样。这是这位毕生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当代影响的表征。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存在！这样的做法，无论动机如何，只会败坏他的声誉！——聂锦芳：“马克思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彰显其当代存在！”，2020年

2020年，香港反送中的如火如荼、国际局势的风云诡谲，尤其是疫情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冲击，无不让我感到有重返对政治与社会的思考的必要。于是，一方面，我想更多地了解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讨论，二方面也想再拿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过与二位先贤的交流重塑我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框架。而由于学校在前一领域内的课程较少，因此我着重加强了对马克思的继续了解。

因此，在疫情过后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修了方博老师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课程和仰海峰老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课程。从后一课程中，我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极强的创新能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大受启发；而前一课程中，我们详细地阅读了从早期《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国家观”，经《形态》“成熟时期”的“阶级决定论”，再到《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家更具独立性色彩的后期理论，认识了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本学期，我选修了聂锦芳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希望能对后续的学习有一个历史线索上的铺垫，我认为前大半学期的学习也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一方面，聂老师文献学知识的补充（最典型如“巴黎手稿”部分的介绍）填补了过去我的很多知识空白，而这部分知识是很难通过自学进行了解的；另一方面，其他哲学系课程并不太关注《手稿》以前的马克思思想发展，而聂老师帮助我们搭建了这一线索，并强调了马克思与其前辈思想家及欧洲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对我也很有帮助。

二十多年与这位德国智者一路走来，这就是我的“马克思思想接受史”。放眼前望，未来我也有可能专事与他相关的研究，只不过具体的研究计划及是否要决心走研究之路都还尚未决定。然而，至少我现在完全认同，这位思想家是非常有研究的必要的，这至少有以下的几点理由：

其一，马克思思想具有当代价值。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我想正像本章题记里聂老师说的那样，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的社会危机的时刻，人们总会想到马克思。这正是因为，马克思一生所致力于刻画的资本仍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后来的思考者也都未能完全超越他的资本分析框架。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尚未过时，马克思主义就仍有他的生命力。

其二，马克思思想具有开放性。这同样是老生常谈。一方面，马克思并非学院派哲学家，不同时期的思想间本就可能存在很大不同，而这也给了后世读者以开放性解读的空间；另一方面，马克思思想也有不完整性。例如他并不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的具体方式（政治学，后来被米利班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等著作所填补空白）、对未来理想社会人类的生活状态的描述也非常简略，需要更多的理论生发。

其三，马克思思想在当代处境尴尬。如前所述，在沦为了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后，就像年轻的我那样，社会公众对于马克思必会产生多样而繁杂的误解。如果能够在宣传上消除这种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揭示“伪马克思主义”的丑陋嘴脸，这也未免不是于对马克思思想传播的有意义的工作。

最后，让我再次用余华文章的精彩结尾来表达我与马克思的这段纠葛的情感故事吧：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我的演讲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历史系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过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

我也正想说，“我小时候对马克思的讨厌，与余华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一模一样”。

2021年5月13日于海淀知島咖啡

【附】以下节选自余华：“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2011年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觉得她很洋气，因为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观点后，十分严肃地说：「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同时骂了一声：「他妈的！」

接下去我们继续争论，都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我终于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来：「鲁迅先生说过，即使将全世界的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也毁灭不了我们的地球。」

「又是鲁迅先生说？」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那时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难道我是在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坚定的神态让他退却了，他摇摇头说：「你不敢，谁也不敢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当然不敢。」我心虚地说道。

他点点头说：「这『即使』确实很像是鲁迅先生的语气。」「什么叫很像？」我乘胜追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语气。」然后，我的这位同学垂头丧气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先生为何总是和他作对？不过几个月以后，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破绽，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时间却是一九四五年。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以后，主动去向这位同学认错，我对他说：「我上次说错了，鲁迅先生的原话里不是说原子弹，是说炸弹。他说，即使全世界的炸弹绑在一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