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大五年自述

我与哲学（系）的邂逅有个老掉牙的心灵鸡汤般的开始：在出乎意料地考上P大后，我不顾希望我选择法律或经济的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哲学系。虽然在极擅察言观色的招生组老师的“折衷”下，我来到了Y学院，但最终还是令我自己都颇感意外地坚定地走向了哲学的道路——要知道，在大学以前，我甚至连一本像样的哲学书都未曾翻开过。

回头来看，当时我的这股坚定的意志或有两个最重要的根源：第二个，我暂且按下不表。第一个根源便是，我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对生命相当脆弱且敏感的人。不知是哪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若干对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感到怀疑的“哲学时刻”：或是与至亲诀别的时刻，或是热恋后分手的时刻。幸而，迄今为止我既没有经历过前者，对于后者则甚至是连其必要前件都未曾达到过。不过，尽管如此，我的“哲学时刻”却几乎是每晚都会到来：从小，我便对睡眠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怕一旦我闭上双眼，便可能就此“寿终正寝”，告别这个也不知算不算美好的世界。每到这时，我都感到有一种迫切的渴求，要寻得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使得这个必朽的生命有根可依。因此，我总是要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力图用我愈渐薄弱的意志与困意顽抗到最后一秒——不幸的是，这种固执在大学期间也成为了我时常晚睡的理由（至少是借口）。

幸运的是，在哲学系的五年光阴诚非虚度。我曾在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中找到过慰藉，似乎我们只需诉诸人的独特功能，就可以为理智反思和公共生活的超越性价值找到一个基础。不过，细致的研究后我却有些失望地发现，如果不是诉诸一种奇怪的自然目的论，或至少是一种理智的神圣存在者，那么是一论证便只能允许一种“形式的”理解。尔后，正如下面这段令我初读时热泪盈眶的话那样，我终于在康德的“先验自由”中找到了超越性的人格价值的曙光：

前面那个无数世界的景象似乎取消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者的重要性，这种创造物在一段短促的时间内（我不知道如何）被赋予生命力之后，必定把它所由以生成的物质再还回行星（宇宙中的一颗微粒而已）。与此相反，后者则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我作为理智存在者的价值，在这个人格里面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它至少可以从由这个法则赋予我的此在的合目的性的决定里面推得，这个决定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限制，而趋于无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因此，正是怀着对康德体系中这种人性的光辉和理智的超越性价值的惊慕之情，我选定了本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沿着康德的思路，我们究竟能否成功地为理智生活的超越性价值提供一点辩护？这即是本文所谈的“理性自由命题”：假使我们承认康德先验唯心论的基本框架，那么，为什么只有理性的实践活动才配作为人的先验自由？不过，在近半年的探究之后，我必须非常不情愿地老实承认，尽管康德为我们描绘的人性图景是如此灿烂，然而试图将人性的伟岸安置于先验自由的本体世界，终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命题——对此，只需反思这么一个简单事实：演化论和发育生物学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想在人与动物、抑或人与受精卵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

归根究底，哲学反思究竟能否为人性指明某种超越性价值呢？我想，尤其是在20世纪的现代哲学浪潮后，对超越性价值的任何断言似都已成为了一种古典时代的迷梦。不过，尽管我现在对于能否肯定地言说人性的超越性价值深感怀疑，但幸而，我以为，我至少知道它肯定不是什么：

它肯定不是如“8×8”、“占占占人”和“逐一发送坦克”般对历史的讳莫如深；肯定不是对《皇后大道东》、《锵锵三人行》和《宪法学导论》们的栗栗危惧；肯定不是对梁宏达、方舟子和徐晓冬们的草木皆兵；肯定不是对豆瓣、树洞和BBS们的赶尽杀绝；肯定不是肆O泗 n&O$t FOunD、每攵咸心言司和查审我自的论言；肯定不是国旗下讲话、青年大学习和P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肯定不是W体育场划船机旁的“盘古开天地，共产党成立”、N园食堂餐桌上的习近平语录和图书馆读书活动宣传海报模特手中的《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肯定不是M会的卧底、朋友圈的间谍和颐使气指的青研；肯定不是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和“梁家河大精神”；肯定不是一面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面又“为了实践的目的”让穿着神仙和救世主的新装的皇帝“班师回朝”；肯定不是一面在中学课本里冠冕堂皇地歌颂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面又在公共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暗示着“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肯定不是一面把本应是“最可爱的学问”的政治学矮化为民族主义的口号、庸俗辩证法的呓语和保皇党人的陈词滥调，一面又把十二个两字词语武断地并置在一起，就将它们不加反思地宣称为“核心”“价值观”；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而这“肯定不是”中的种种，我想也正是那在冥冥之中将我推向哲学的第二个冲动。记得那是初中三年级的一次调考，我的“政治”得了38分，唯一答错的一题正是因为背不出当时才新鲜出炉的“核心”“价值观”。当因背不出这十二个两字词语而被扣去两分时，我感到一种近乎荒谬的无助：这十二个两字词语间是何关系——“民主”与“自由”是相互独立的么？它们的合取真的整全么——为什么“进步”和“科学”就不在其列？在这些基本问题完全未做考究的前提下，我背不出这十二个两字词语，在道德上又有什么可以谴责之处呢？

也正是因此，当我读到伯林对于自由概念的条分缕析时，当我看到邓恩对民主的概念史的详尽考察时，我感到的是一种仿佛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般的醍醐灌顶。正是对这种充斥在我们的言辞中的在发明和使用概念方面的“假大空”的反动，使我对分析哲学苛求概念清晰性与论证严谨性的精神是如此的甘之如饴。

然而，尽管自从那个7岁的夏天，我站在Y小学的草坪上顶着烈日焦急着等候校长那冗长的“国旗下讲话”结束以来，前述种种“肯定不是”背后的那种强烈的痛苦便一直伴随着我，长久以来，我却不能凭语言将这种直觉清晰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当要与人争论之时，这种概念上的贫乏便愈加明显。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人大都以为，“肯定不是”中的种种，或者根本谈不上恶，或者至多只是可以在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中被轻易权衡掉的“必要之恶”。每当这些时候，我都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体会：一方面感受着我每日浸淫其中的痛苦，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将它们分享出来、并为之辩护。况且，我同样以为这并非一个纯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相对主义的任性问题，而是一种有涉人的根本尊严的值得辩护的直觉：如果说人终究有哪怕一丁点的超越性价值存在的话，那一定不会是在言说和思考的第一步就让那对严肃思考的恐惧和空洞乏味的言辞充斥自己的脑袋和嘴巴。

还好自大学以来，我对这种直觉终于有了愈来愈多的概念工具加以刻画，尤其是在三年级的那个暑假，在读到以下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的反思时，我几乎感受到了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般的冲击：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即使是现在打出这段话，那初读时的感动依然在心间荡漾：我是第一次体会到语言和文字是如此地神奇——小学时在“国旗下讲话”前的焦急等待，中学时因“核心价值观”生的荒谬无助，大学时对充斥着Y园的“习近平”的那近乎生理性的厌恶……仅凭“贴标语的水果店老板”这一简单的符号，哈维尔就将它们是如此有力地刻画了出来。因此，自那以后，我便逢人都要推荐哈维尔的著述。不过，尔后我进一步反思，为什么以上的这番话，是出自一个上世纪70年代布拉格的剧作家笔下，而在21世纪的华语思想界，我却从来未曾读到过如此看似容易却又刻骨铭心的反思？更进一步地，今日之中国与当时之东欧在时空背景和社会文化上都有了许多不同，因此其“后极权主义”形态亦发生了很多转变，是故实有接续并发展哈维尔的这种反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由是，那时我也立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就像周保松老师在以下这段话中切中肯綮地指出的那样，要努力成为“中国的哈维尔”：

我一直有个想法，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从不同专业出发，致力于呈现、揭露和批判极权之恶。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等，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我们承受的苦难实在太多太多，对苦难的反思却太少太少。其结果是，我们即使身受其害，却不知道如何言说（言说是需要概念、论述和道德资源的）。更不要说的，是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是恶，甚至甘心为这些恶辩护，并继续践踏和剥夺别人的自由。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的社会如何改变？（周保松：“自由诚可贵——我的微博炸号纪事”，Matters评论区回复）

因此，在去年十月决定保研去向的那个凉风习习的夜晚，在室友的陪伴下，我绕着从宿舍到X食堂的小径走了一圈又一圈，又一次深入地反思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确然有着继续走哲学道路的选项，也憧憬着能沿着这条道路做出一点功绩。不过，终究我还是动摇了，除却对国内学术环境的担忧及对这条研究路径的些许不自信外，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省思：正如前文周保松老师所说的那样，对“极权之恶”的呈现与批判，实在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在其间哲学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想，作为一门“扶手椅上的学问”，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的主要工作，还是在朴素直觉的常识基础上澄清一些概念、破除一些迷思。然而，我在许多讨论中却发现，在对“极权之恶”的感知上，很多时候甚至是连这种可以共享的朴素直觉都没有的。因而，面对着我们每天浸淫其中的活生生的“极权之恶”，纯粹概念性的澄清工作有时确然是无力的。

因此，有时人生真的这么巧，仿佛就真的像庸俗辩证法所说的“正反合”所预言的那样，在那个夜晚，我最终选择的，还是在故事一开始我所拒斥的那条父亲希望我走上的法律的道路。一方面，这是出于实践的考量，因为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法律正是我目前所能选择的最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前述理智的志业亦并非只有在学术建制内才能完成，因此我也希望能以下面一段顾颉刚先生的话期勉自己，在今后这个必将被种种世俗琐务充斥到焦头烂额的生活里，终究还能“不忘初心”，时常挤出一点闲暇来，在对“极权之恶”的反思和批判上，推进哪怕至少一步：

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致迫逼我废学，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自当陆续研究，作文发表……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言而总之，我在Y园的五年生涯终究是要画上一个句号了。许多朋友曾善意地关心我，从Y园回到故乡的L山，不会有些失落感么？其实，这种感受我是真心地并不强烈。纵然，这五年来确然有许多值得深切悔过之处，无论是直到最后一刻仍让自己沉浸在电脑游戏中不可自拔，还是因不谙世事时幼稚的孤傲让自己在GPA上白白吃亏，抑或是因为种种的不自制而浪费了时间、少交了许多朋友，但毕竟最珍贵地，我寻得了我所愿意为之倾注我的心力和生命的问题，就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

凡是离开母校大门而没有带一两个智识上的难题回家去，和一两个在他清醒时一直缠绕着他的问题，这个人的智识生活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假如没有一两个值得你们下决心解决的智识难题，就不轻易步入这个大世界。你们不能带走你们的教授，也不能带走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可是你们带走几个难题。这些难题时刻都会使你们智识上的自满和怠惰下来的心受到困扰。除非你们向这些难题进攻，并加以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胡适：“在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幸而，我以为我确然从燕园“带走了几个难题”。况且，“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胡适：“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更遑论，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图书馆”和“实验室”早已不再是思想者的物质限制了。只不过最为可惜的，离开燕园后，确然是少了许多向那些前辈先进们再当面请益的机会，而在这五年里，他们在课堂内外着实对我帮助良多。

因此，我也必须特别感谢以一种分析式的方式带我走入哲学门的L老师；在课堂内外都给我很多指教和批评的F老师；在为学和为人上我都应见贤思齐的W老师；为我打开一种虽富争议但也时而有趣的哲学思考方式的X老师；为我们展示古典心灵的壮丽体系，予我许多人生启迪的C老师；以及以他的言说和行动鼓舞着我们在黑暗中坚守的Z老师；引我初窥法学有趣的思维方式的D老师；向我们倾注他那似永不会止熄的教育热情的L老师；给我不少读书和思考的指导的L老师；以他独有的活力讲授思想史和苏东转型的F老师；向我呈现一种本可以不同的对中国政治的思考的L老师；以及在最后一年在韩语学习的路上为我启蒙的P老师。

当然，最要感谢的，还属指导我的N老师。是他将我引入了康德哲学的大门，并且为本文提供了很多思路和写作上的指导。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N老师向我展示了一个理想的哲学家应该有的气质。如前所述，哲学作为一门无需诉诸经验研究的“扶手椅上的学问”，极易沦为一种披着自说自话的“黑话”外衣的变味的心灵鸡汤。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仍有些这样的“老师”在哲学系大摇大摆地招摇撞骗：他们竟敢拿着“非欧几何”的半吊子知识滥竽充数，拉着“接续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思考”的大旗狐假虎威，一面对着年幼无知的新生极尽自我造神之能事，一面向着权势熏天的官府拍满阿谀奉承的马屁……称他们是“理智的僭越”我以为都属不当，这些人只配被叫做“沐猴而冠的哲学家”。

而N老师虽然也偶尔会在推理中犯错，但他总是勇于大方承认；即使面对着一些“小白”提出的看似幼稚的问题，他也能像柏拉图那样平易近人而耐心地从最基本的概念和命题出发予以解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像康德一样，在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的基础上，还能偶尔走出现代分析哲学很多情况下失之琐碎的框架，试图探讨一些更加深刻的洞见。我以为，如果真的有哲学这种学问的话，就应该是像康德和N老师这样做的。虽然我未来恐怕已与专业的哲学研究无缘，但这种精神我想将会伴我一生，那就是：要把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将切身的问题谈得深刻一点。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这一路上陪伴着我成长的那些朋友。柏拉图曾说，真正的朋友是那在灵魂共同向上爬升的阶梯上能互相助益的人。可以说，本文所回顾的，就是我在这五年来灵魂层面的主要发展，而在这一历程中给我帮助的，都是我最珍视的朋友。如果以下名单中有些我还未曾与之交流过本文前面探讨的内容，那可能是我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地要列进来的。不过，对他们而言，我想未来我们也一定会努力要成长为真正的朋友。这些可爱的人是：从初中以来一路伴我成长的W君；高中以来每个假期都要聚会的“足球&麻将”群的兄弟们；在丙戊楼乙丁丁房间的五年里朝夕相伴的舍友Y君、Z君、R君和X君；不似舍友胜似舍友的Z君、Z君；经由Y学院男足结识的两位异国朋友K君、Y君；以及因各种因缘结识、在学业和思考上给我提供助益的Z君、L君、K君、X君、S君、Z君、W君和L君等同学。

特别地，也应感谢P大足协这个组织。我过去曾是一个社恐的人，现在还是，恐怕将来仍然会是。因此我这五年来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在大四时候接下了足协会长的重担。虽然一年的任期内承受的心理压力确然甚大，但幸而，回头来看，我自认为干得不赖。足协不仅是这五年来我融入最深的共同体，甚至还意料之外地让我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也要特别感谢这些以我们的telegram群组为主要阵地的同道们。

不无遗憾的是，虽然也尽过些努力，但我与我的家人们似乎注定没有这个缘分能进一步成长为理智上的友伴。不过，长大以后我越发明白地了解到，能出生在这样一个朴实善良的家庭里，便已是我值得珍重一生的福气了。即使抛开物质上的照顾（这方面要特别感谢在B市的这五年里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二姨一家）不谈，若无他们这些年来对我持续的尊重和默默的支持，恐怕我也很难能一路走到今天。

这篇致谢就写到这里吧。倘若将来未能做出一点成绩就不幸“中道崩殂”，抑或是再又不争气地重陷欲望的泥潭而“在理智上自杀”，那这篇致谢就权当是我的墓志铭吧。

2022年6月7日05:40

于P大丙戊楼B107

（修改于2022年6月11日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