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与神学

《公羊传》很容易让人想到伟大的神学作品，比如同样采用问答体裁的《神学大全》，即使没有信仰基础，不考虑它们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读者也容易立即被它们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所折服。《公羊》经师神学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解经是某种创造，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传承，传承的是《春秋》简朴的文本里本来就蕴含的东西，这是因为《春秋》是由一个圣人编订的，圣人在文本中本就埋下了微言大义，他亲口把这些微言大义告诉门徒子夏，子夏又口授门徒公羊高。《春秋》自我完备，没有错误，具有一个神圣文本的基本特征。

所以《公羊传》根本不把《春秋》看作是某种编年史，而首先把它看成圣人皆以表达理想的载体，它的神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历史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汉人一直不重视《左传》，因为《左传》是史官的作品，关注的更多是历史事件的原委，这根本不是经学关注的重点，只有在对解经有帮助的时候，历史事件的原委才起到一点作用。所以重视《左传》的刘歆首先把《左传》与《春秋》的经文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左传》才在文字训诂以外有了「章句义理」。所以汉代人即使研究《左传》，也是以《公羊》《谷梁》的方法来研究，试图总结它的书法和义例。但因为《左传》本不是以微言大义为重点，所以汉人会觉得《左传》「不祖圣人」，甚至根本就不是解释《春秋》的传文，也就是把它看成是独立于《春秋》的史书。

这就与现代人首先把《春秋》看成是史书，乃至于像章学诚说的那样把六经全部看成是史书，的做法完全不同，曾亦认为这实际上为现代人理解《公羊传》增加了困难。他说有的读者会认为应该先读《左传》了解历史事件的原委再读《公羊》，但了解了《公羊》的神学性质，就会认识到这恰恰是一条迂远的道路：如果关注的是历史性，那么应该读《左传》；如果要读《公羊》那么首先关注的就不应该是它的历史性。现代人看三传时的这种历史当先的思维，很容易让人想到启蒙运动对神学造成的冲击，那就是人们开始以现代历史学的方法来处理《圣经》，开始思考历史中的耶稣，这实际上是对神学文本的一种摧毁。同样，当我们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公羊传》的时候，它的义理就会显得迂腐、做作（比如把鲁史对鲁国君主的特殊书写方式说成是孔子「王鲁」，也就是假托鲁国为王者来阐述自己的制度设计），它神学作品的性质也就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