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但幾句：推特一遊有感

上推特一遊，見有人轉發了王丹的推。王丹說：

「我个人最“左”的时期是在哈佛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跟今天的滕彪差不多，天天想站在道德高地环顾四周，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现在年纪大了，想法也变了。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都很美好，但现实其实太复杂。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期待。

要进厨房，就不能穿白大褂。」

滕彪應該不是社會主義者。在流亡在外的知名民運人士中，滕彪似乎是僅有立場較接近美國進步派的一位。而王丹，他的推特自我介紹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近年他的轉變有多大，可見一斑。

然後我又無意中看見了美國國會議員Marco Rubio的推文：「Behind much of the violence occurring in #Colombia this week is an orchestrated effort to destabiliz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by left wing narco guerrilla movements & their international marxist allies」（簡譯：這個星期在哥倫比亞出現的暴力，背後大多是由左翼涉毒遊擊隊及他們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盟友推動，為的是動搖一個民主選出來的政府）。哥倫比亞近日發生了甚麼事呢？老實說，我很奇怪主流的國際傳媒沒有大肆報道。當然我不是專家。簡單來說，就是民眾反對政府建議的稅制改革，抗眾演化成反政府示威。據報起碼有二十四人失去了生名（二十三名平民，一名警察）。而哥倫比亞政府，可謂美國在南美中最堅實的盟友。

Marco Rubio是美國政壇中最支持香港抗爭者的人物之一。顯然，對他來說，不是所有警暴都應被譴責的。

王丹那推文的意思，說明了就是，要成大事，就不能空談原則、理想。這點我同意。

然而，妥協總要有底線吧。我不是說王丹沒有底線。但或者我太固執（廣府話中的「萌塞」才更精準），我能接受的妥協空間，比起身邊的人都小很多。早在前年六月底香港示威者要「G20 Free Hong Kong」，我已經無法投入那場運動。

與其他抗爭者漸行漸遠，感覺孤立是必然的。一路孤立到一個乾脆「退群」的地步。

我一個人的退出不會帶來任何影響。但縱使各國政要近日好像因為印度的疫情而變得人道主義了一些，總感到對「人」的尊重在政治討論中愈來愈不重要。這在中文世界是否更加嚴重？

在微博見到嘲笑印度的留言，連胡錫進都變成溫和派。在臉書就有那些見到有人打了科興疫苗後不幸過世（與「因為打了科興疫苗而離世」是兩回事）而哈哈笑的反應。

有認識的人說，香港的情況，是中共打壓下的樸素反應。或者……是吧？我不認為香港「黃營」的人有責任去關心哥倫比亞、理解玻利維亞。我已不是期望大家高舉「國際主義」、「階級鬥爭」的大旗（誰說我不妥協？）。但希望對人有尊重是過分的嗎？

沒錯，世上沒有無緣由的恨。但如果因為中共的打壓，「黃營」的反人道言論、心態就可以接受。那麼，列強在晩清時美中國的欺壓，以至今天美帝在世界各地的不當行徑，又是否可為大陸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反人類言論開脫？

早前讀了中國女權主義者大兔那篇好文。作者說她本來以為只有賺錢或成為黑社會才能幫助弱勢。幸好她「遇到的是一群同样具有行动主义意识的女权主义者，若非如此，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法西斯。」

我想，對不平等深痛惡絕那種正義感更樸素吧。問題是這種正義感被引領去甚麼地方了？正義感沒有適當地轉化，後果可以很壞。但誰負責將這些正義感引導去適當的方向？不跟著主流，不是脫離群眾，變成這刻自覺孤立的我嗎？但由得底線往下移，會自己變成作惡者嗎？

我自詡為「左翼」，但同時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更煩了。我有資格去引領群眾去我自以為的「正途」嗎？就算是有資格，有沒有能力和膽識又是另一回事。

輿論的氣氛，就是要你站隊。但現在真的有值得站的隊嗎？組隊比起站隊應該更有意義，甚至極為迫切。但組隊的條件，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