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教授的传道书 09 整理后记（完）

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最初从各大高校开始，迅速扩展到整个教育界，进而波及文艺界，最终遍及全部知识界。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被要求反复撰写思想改造报告书，以便进行相互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报告书的格式千篇一律，通常包括两部分：个人自传和思想学习小结。篇幅较为短小，一般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但也曾出现过极个别不符规制，乃至大大超出规格的作品，比如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篇《甄教授的传道书》。

数年前，一次极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上海文庙的旧书市场上购得了这部奇书。原书并非印刷品，而是一部手写稿，六万余字，被抄写在了一百六十六张公文纸上，每张纸都印有“英华大学”的抬头字样，这很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原稿。从文体上来看，手稿是寄给“英华大学中共党部暨思想改造委员会”的一份超长信，共分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作者自加的分标题，但却并无一个总标题。纵观全文的内容、语气以及文末作者的落款，为便于发表起见，笔者姑且将这部文稿命名为“甄教授的传道书”，想来应不至文不对题。

除命名之外，笔者还对文稿进行了三点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一，原文通篇用繁体汉字写成，为便于当代人阅读，笔者将其转为了简体字；第二，原文中有较多的上海方言俗语，笔者择其生僻者做了尽可能简明的注释；第三，文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真实人名和机构名，为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笔者对其中较敏感的几处做了化名处理，祈望读者能够谅解。

不可否认，能写出这部奇书的作者，他想来也是一位奇人。在整理甄国维文稿的岁月里，怀着难以平息的好奇心，笔者对这位教授1952年后的余生做了一番力所能及的小小考证。

在甄教授将《传道书》发布后不久，他所供职的英华大学就成了历史。在1952年上海高校的“院系大调整”中，英华大学遭到裁撤，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为F大学。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经营，如今的F大学已是享誉海内外，堪称沪上一大名校。利用某些社会关系，笔者前两年得以进入到F大学的校档案室。由于文革时期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校档案室中60年代以前的资料，尤其是原英华大学的档案早已佚失十之八九。凭借幸存下来的一鳞半爪，笔者勉强拼凑出了甄教授的后事：

甄教授并未因《传道书》而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相反还受到了人道的对待。1952年3月，他被校方送进了龙华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妄想性精神分裂症，从此长期住院治疗。他的巨额家产全部由英华大学代管，后来又辗转流入了F大学的金库，想来是为这所新兴院校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龙华精神病院的五年也许是甄教授在上海的最后时光。1957年，在精神病院的“反右”运动中，甄国维不幸被划为“极右派”，被送往新疆某农场进行“劳动治疗”和“人道改造”。从此之后，F大学的档案中就再也没有了关于此人的记录。这位教授的名字和成就很快被世人遗忘。在F大学各个时代修撰的校史和校友回忆录中，“甄国维”三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作为一位曾闻达一时的学者，他如今还能流传于世的，也只剩下了这么一篇《传道书》。

读罢甄教授的遗作，掩卷遐思，感慨良多之余，也不由令人心生疑窦。书中所记之人、所述之事究竟能有几分真实性？不只是事件本身，作者的叙事方式也并非毫无疑点：小说式的笔法、过度详细的情节、一字不差的对话，这些无不挑战着我们对于人类记忆力的常识。或许，正如甄教授在书中所言，“历史”不过是后人运用间接推理得出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故事的性质。作为个体的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回忆”恐怕也是如此。什么才是“真实”？什么又是“虚构”？我们为何如此热衷于虚构各种故事，并将它们视作真实？也许，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抑或，是为了论证某条道理？在故事的讲述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似乎并非情节本身，而更像是附着于情节的那些情与理。那么，对于《甄教授的传道书》所传之“道”，各位读者，你们又将会如何地见仁见智？你们会去证实它么？你们会去证伪它么？你们将怎样去证实或证伪它？

甄教授之道传自风·丽尼，根据《传道书》给出的结局，这位太昊族的巫女很可能至今仍活跃在人间，继续着她风一般的寄宿生活。各位读者，倘若有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你们真有幸遇到了一位容貌昳丽、手戴玉琮的妙龄少女的话，我想，不妨上前试探一二，问她一问，以那位巫女大人的率性，说不定很快就会以实相告。不过，在大胆求道的同时，你们也要小心一些，最好是别和她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更不宜因一时兴起，将随身之物赠与她留作纪念。否则，在揭开生命大道之谜的同时，你们自家的私生活小秘密也恐有“大白于天下，令路人皆知”之虞。

关令尹

2018年7月

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