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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令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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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教授的传道书 09 整理后记(完)

关令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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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最初从各大高校开始,迅速扩展到整个教育界,进而波及文艺界,最终遍及全部知识界。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被要求反复撰写思想改造报告书,以便进行相互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报告书的格式千篇一律,通常包括两部分:个人自传和思想学习小结。篇幅较为短小,一般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但也曾出现过极个别不符规制,乃至大大超出规格的作品,比如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篇《甄教授的传道书》。

数年前,一次极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上海文庙的旧书市场上购得了这部奇书。原书并非印刷品,而是一部手写稿,六万余字,被抄写在了一百六十六张公文纸上,每张纸都印有“英华大学”的抬头字样,这很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原稿。从文体上来看,手稿是寄给“英华大学中共党部暨思想改造委员会”的一份超长信,共分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作者自加的分标题,但却并无一个总标题。纵观全文的内容、语气以及文末作者的落款,为便于发表起见,笔者姑且将这部文稿命名为“甄教授的传道书”,想来应不至文不对题。

除命名之外,笔者还对文稿进行了三点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一,原文通篇用繁体汉字写成,为便于当代人阅读,笔者将其转为了简体字;第二,原文中有较多的上海方言俗语,笔者择其生僻者做了尽可能简明的注释;第三,文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真实人名和机构名,为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笔者对其中较敏感的几处做了化名处理,祈望读者能够谅解。

不可否认,能写出这部奇书的作者,他想来也是一位奇人。在整理甄国维文稿的岁月里,怀着难以平息的好奇心,笔者对这位教授1952年后的余生做了一番力所能及的小小考证。

在甄教授将《传道书》发布后不久,他所供职的英华大学就成了历史。在1952年上海高校的“院系大调整”中,英华大学遭到裁撤,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为F大学。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经营,如今的F大学已是享誉海内外,堪称沪上一大名校。利用某些社会关系,笔者前两年得以进入到F大学的校档案室。由于文革时期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校档案室中60年代以前的资料,尤其是原英华大学的档案早已佚失十之八九。凭借幸存下来的一鳞半爪,笔者勉强拼凑出了甄教授的后事:

甄教授并未因《传道书》而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相反还受到了人道的对待。1952年3月,他被校方送进了龙华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妄想性精神分裂症,从此长期住院治疗。他的巨额家产全部由英华大学代管,后来又辗转流入了F大学的金库,想来是为这所新兴院校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龙华精神病院的五年也许是甄教授在上海的最后时光。1957年,在精神病院的“反右”运动中,甄国维不幸被划为“极右派”,被送往新疆某农场进行“劳动治疗”和“人道改造”。从此之后,F大学的档案中就再也没有了关于此人的记录。这位教授的名字和成就很快被世人遗忘。在F大学各个时代修撰的校史和校友回忆录中,“甄国维”三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作为一位曾闻达一时的学者,他如今还能流传于世的,也只剩下了这么一篇《传道书》。

读罢甄教授的遗作,掩卷遐思,感慨良多之余,也不由令人心生疑窦。书中所记之人、所述之事究竟能有几分真实性?不只是事件本身,作者的叙事方式也并非毫无疑点:小说式的笔法、过度详细的情节、一字不差的对话,这些无不挑战着我们对于人类记忆力的常识。或许,正如甄教授在书中所言,“历史”不过是后人运用间接推理得出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故事的性质。作为个体的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回忆”恐怕也是如此。什么才是“真实”?什么又是“虚构”?我们为何如此热衷于虚构各种故事,并将它们视作真实?也许,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抑或,是为了论证某条道理?在故事的讲述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似乎并非情节本身,而更像是附着于情节的那些情与理。那么,对于《甄教授的传道书》所传之“道”,各位读者,你们又将会如何地见仁见智?你们会去证实它么?你们会去证伪它么?你们将怎样去证实或证伪它?

甄教授之道传自风·丽尼,根据《传道书》给出的结局,这位太昊族的巫女很可能至今仍活跃在人间,继续着她风一般的寄宿生活。各位读者,倘若有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你们真有幸遇到了一位容貌昳丽、手戴玉琮的妙龄少女的话,我想,不妨上前试探一二,问她一问,以那位巫女大人的率性,说不定很快就会以实相告。不过,在大胆求道的同时,你们也要小心一些,最好是别和她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更不宜因一时兴起,将随身之物赠与她留作纪念。否则,在揭开生命大道之谜的同时,你们自家的私生活小秘密也恐有“大白于天下,令路人皆知”之虞。

关令尹

2018年7月

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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