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时代的出埃及记

这两天乱逛Matters，感到一种久违的干净和愉悦，恍如十几年前的少年人通过网络窥见成人世界时的新奇。成年之后愉悦感骤减，大约是因为神秘感的消弭。想当年为什么那么爱看TVB？因为那里面展示的是我触不可及的生活方式，城市精英的、潇洒而又高级的生活方式。

其实从00年代开始，内地和港澳台的差距就在一天天缩小，并非是2015年左右之后一蹴而就的天差地别。只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港澳台小资精英所代表的的那种精致和从容（甚至带着一些本能的对内地的轻视），自然有一种令人艳羡的魅力。

00年代有部电影叫《独自等待》，拍的是北京的青年人猎艳的故事，主演是当时风华正茂的夏雨、李冰冰、龚蓓苾。我很早的时候听说口碑不错就mark了这部电影，却一直拖到前两年才看。夏雨演的是一个胡同里的小老板，吊儿郎当，时常吐出金句，终日流连酒吧商场这一类象征着“富贵闲人”的场所——我不知倘若我是在电影刚出时就看，会不会和后来的观感有所不同。想必会，又想必不太会。虽然它拍的是年轻人的恣意，但北京的街景（更不用说主演的衣品）始终透着一种粗糙的感觉，并非我审美上向往的精致小资。

在18岁以前我也曾向往以后去北京念大学，后来浑浑噩噩蹉跎掉许多机会，直至高考分数尴尬，想去北京选个像样的重点大学就得服从调剂、不一定能读到想要的中文系，于是一个急转弯去了广州，也算从此错失了和北京这个城市的缘分。后来我生活了四年的纽约，可以算是英文版的上海，香港或许kind of是粤语版的纽约和上海。但北京就是北京，让人很难想到一个可替代的城市。由于没有真正生活过，所以失去了和这个城市产生情感联结的机会（虽然大三大四和gap那年的假期经常去北京找我爸住上一两个月，但这个城市本身对我来说终究是陌生的），于是我也无法开发那种粗粝豪迈混不吝的审美。

念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有个来自北京的、走导演track的学弟看了我的短篇小说，就来找我帮他写剧本。听完他的思路之后我写了个大纲和开头，和他处处意见不一，他说他想要的是个糙老爷们儿的故事，而我给了他个全然小资的格调，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

我在审美上终究是长成了彻彻底底的南方人，尤其是从看TVB开始对香港的向往，从港剧里了解长岛冰茶、深水炸弹，提起维多利亚港想起Alfred和常在心，提起大屿山和油麻地想到丁孝蟹和方婷，提起西九龙想到梁小柔，对亦舒语录更是如数家珍……即使我后来放弃了去香港读研的计划，一口气来到了美国，但我并不觉得我像错过北京那样错过了香港。因为香港已经是刻在我文化基因里的一部分了。

说这些是因为在一亩三分地上看到一个帖子，大意是某人移民到加拿大，催大家抓紧时间买房，因为他发觉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多。尽管那些香港移民家庭通常是一人工作一人顾家，并不属于很富裕的情况，但一家家都赶着买房安居，房价只会越来越高。

看到那个帖子，有些无法在简中平台上明说的感受，差不多就是：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各自时代下的蝼蚁和尘埃，王家卫最害怕的2046提前了二十多年到来。（从前只觉得王家卫唯美浪漫，但他的浪漫明显不是《Call Me By Your Name》式的轻盈纸片，也不是《未央歌》式的掩耳盗铃，从“2046”这个数字就能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但凡有点资源的人都想方设法地逃离，把故土留给了热搜新闻里那些“暴打大学生的正义阿婆”和“用几国语言训斥废青的内地学生”。

《五亿探长雷洛》、《追龙》等电影里也有讲过，那些各界通吃的大佬们害怕廉政公署，更害怕1997。对香港的死刑没有在那一年立即执行，但它终究是来了。

像我这几天在Matters获得了久违的互联网冲浪的快乐，本质上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呢？老赵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敢继续在豆瓣、微博、公众号发你的随感，是因为决定把这些领土让给那些可怕的人么？为什么要让出来呢？她甚至举出了犹太人圈地自萌最后被屠杀的例子。

我对简中平台的恐惧与日俱增，想来不完全是圈地自萌的高傲。主要原因是，简中平台太accessible了，什么人都能进来。老赵一点也没说错，technically我就是让出了自己熟悉舒适的领地，来一片陌生的区域垦荒，因为这里让我感到更安全。我并不是在避开那些关注我多年的人，我也从来不觉得被人关注是一个劣势，只是单纯地觉得简中平台的门槛之低让人恐惧——例如那个凡尔赛秀恩爱的蒙淇淇，微博才几百粉，不知道哪天被一个路人网友乱入，把她的微博截图发到小组嘲笑，她也突然之间火了起来。虽然后来赚了广告费上了综艺，但代价就是私生活被全国人民扒出来议论，伪装的幸福表象瞬间支离破碎。不知道她觉得值不值得，反正我觉得不值得。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墙外说话就绝对安全。按照现在的风气，若我真说了什么触红线的话被人翻墙截图传播，其他平台的账号也会分分钟连坐。但起码隔了一道墙，那些随手为之的恶，会少那么一点。

我也没有说从此在墙内平台噤声，我只是找了个自己更有安全感的地方写更私人化的日志。比起香港人的背井离乡，我这种“避走”压根不值一提。

那么就回到老赵的提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领地让出来给那些人？

这个问题非常tricky，好像是在问我，是不是承认自己只能做吟风弄月甚至是“清谈误国”的文人，而没有与荒诞一战的勇气。老赵说她被微博的风气恶心了无数次，她也想过卸载退出，可终究还是留下了——“因为那些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撇不开他们”。

这句话让我十分恻然。

逃到加拿大的香港人，真的就能撇开那种荒诞么？我觉得答案是消极的。

前些年我总喜欢劝人留在海外，到了这两年才意识到，劝想回国的人回国才是最大的善事。这就像是那些“虽然他家暴出轨，但是他对我很好”的情感吐槽帖底下，唯一正确的回复就是：“祝福，锁死。”那些人若是留在海外，无非是在BLM活动的时候送上“警民一家亲”的横幅支持警察，无非是阻止一大群人反对AA（Affirmative Action，也就是华人痛恨的常春藤大学按种族比例录取。有趣的是，同样是挤占掉课业更优秀的普通亚裔的名额，他们只反对贫困少数族裔获取同样的入学机会，却并不反对不学无术的富二代靠捐图书馆进名校），无非是捂着耳朵无视“Chinese Virus”也要投票给共和党的川普……这么适合中国，还是回去吧。

我自己公司都曾有这样的同事，因为我朋友圈表现出“不爱国”而在其他同事面前大骂我。原本我觉得我对祖国保持批判性思维，恰恰是因为对它爱得深沉——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我再也不敢说自己爱国了。是爱的，但是有缘无分，便已决定了只能遥遥相望以保内心安宁。

我还听到说，刘强东强奸案出来的时候，我们公司华人聚餐，聊天的主要风向是“那女的肯定是仙人跳，东哥太可怜了”。即便是邀请制的Clubhouse上面，也有很多可怕的人，还有战狼粉红追着一个群一个群骂过去。我曾听到过一个机器一样的发言者，丝毫不顾前一个人多么声泪俱下，仍旧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国家已经够好了，你这些事就该自己忍着。

这不是你逃到哪里就可以避开的，不是地域、学历、行业就可以筛选掉的。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像我，对他们的立场和思维感到厌恶，或许我在他们眼里也是无事生非、可厌可憎。

在浪潮如此迅猛的情况下，即使明知撇不开他们，却也只能尽量地躲一躲。我做不了一个无畏的斗士（像北大岳昕那样的我是真的很敬佩，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也做不了一个沉默圆融看淡江湖的智者，便只能躲进自己的bubble里，指望着那一堵我原本深恶痛绝的墙，替我阻挡掉一些污秽。

现在国内的平台越来越二极管，我有很多“大方向不正确”的吐槽都不敢发出来。例如对“粉红女权”、“粉红LGBTQ”这种荒诞物种的吐槽，例如对一些所谓“渣男”的同理心。简中平台早已不是能够畅所欲言输出观点的地方了，你必须把自己trim到一个无懈可击的程度，才有可能避免各种各样的人莫名其妙的代入和攻击。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学习尽量避免“歧视少数人群”的红线（包括评价黑人的头发这种，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是个雷点）倒并没有那么难。一旦由此建立起对弱势群体的同理心，再回头看我国的大多数小品喜剧，都只觉得恶毒得令人发指。例如我的gay friend就跟我说过，他当年看了小沈阳的小品，在家躲起来哭了很久。因为他从小被人嘲笑娘娘腔，没想到有一天这种嘲笑会在电视上放大。

出国的头两年，像是一场迟来的蹒跚学步，面临各种文化和习惯的冲击，也做过很多尴尬丢脸的事，踩过很多雷，衣食住行都被罚过款。时至今日，学会了在这边自由行走之后，才蓦然发觉我大抵是回不去了。

虽然我的故土有我最爱的食物，有我爱的人们，有我无比珍视的回忆。有一些朋友如果相隔经年再聚首，我大概还是会刻骨铭心。我现在日常聊得最多的几位密友，其中就有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一位在长沙。

但是当我前几天和朋友讨论，我忽然意识到，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再回国”也并非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如果现在世界各国都封锁国界线，我一定选择留在我此时此刻的位置，在德州郊区享受阳光空气大房子。我所珍爱的那些朋友，永远当网友也不是不可以。反倒是倘若回到国内，没有一件事是我适应得了的。

像顾曼桢对沈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不是他的婚姻和她的遭遇，而是茫茫的时间河流。

你把时间花在哪里都是能看到的，人被环境的影响也是积少成多的。像这个月第一天疯狂刷屏的给党的生日祝福（当中不乏曾经熟悉的人发布的慷慨宣言），给人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你才发现时间的河流已经将河岸两边冲刷成了截然不同的形状，你们都成了彼此无法到达的彼岸。即使一直留在国内，我国的发展这样迅猛，无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上，也不由得让人时时处处感到陌生——例如我们从小熟悉的建筑，现在还有多少没被拆除？

两三年前曼仔曾经对我说（我又cue她，等下被她看到，又要给我发黑月亮emoji了），她认识一位编辑朋友，经过了和审查制度的竭力拉锯，终于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出版物的一些内容——她的结论竟然是：“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胜利，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当时我就无语凝噎：为什么人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拉锯上？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或许不可避免，可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无意义的消耗。而她为什么能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呢？大概也是环境消磨下的苦中作乐。

我不想要这种苦中作乐，我压根就不想被消磨。我可以没有观众，但我还是想要保留表达的完整和随性。

现在和简中世界的朋友聊天都谨小慎微，除了豆瓣友邻里还是有不少“反贼”出没之外，比较能聊得下去的是那些完全不闻窗外事、只在意娱乐话题的傻白甜好友。现在和人割席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例如有位一直被我认为是“老好人”的大学同学，竟然在朋友圈发出了“我们不能帮同性恋说话，这是境外势力的阴谋”这种匪夷所思的言论。尽管这位同学曾经帮我搬过行李，还曾经在我的数篇文章下真诚回复鼓励过我，但我看到这段话，还是跟他和平告别，然后拉黑了。

那些在文革时期上蹿下跳的人，何尝不会是太平年代的好人？有毒的土壤里，你不知道花种会变异成什么样。善良的人不具备信息筛选能力，更容易成为恶势力手中的刀。我改变不了他们，我只能尽量离危险远一点。

象征着“人生赢家”的湾区，也是个著名的恶臭区域。我有个比较难听的总结：若说纽约是水货网红打卡自拍的天地，那么湾区就是油腻直男（以及纯正国内价值观的直女，即精神直男）互相吹捧和攀比的中心。我和朋友聊天时达成的共识就是，定居一定要避开这两个热门地点，避开华人浓度过高的地方——即使你也知道，在这些圈子里面，或许也会有一些有趣的灵魂。但那种集体化的气味还是让你避之唯恐不及。

其实由于阅读量和兴趣范畴，我是个很能与国内长辈（仅限有文化的长辈）聊天的人，却没想到曾经滔滔不绝的、爱出风头的我自己，有朝一日变回了内向型人格，会这样逃避与我血脉相连的、我最能理解的文化环境。

白先勇曾自称是流亡海外的“孤臣孽子”，他的这种自比是双重的，我用了很久才懂得。作为搬迁到台湾、而后定居在美国的中华民国公民，他是“孤臣”。作为一个性少数者，他是“孽子”。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从小就有明确性向认知的性少数朋友，都会有这种“孽子”的自觉，也因此身上往往更具有一种撕裂的悲剧美。

今时今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避走墙外的朋友，不知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胡兰成引用的那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如今我再看，不再是出于个人缺乏归属感的喟叹，而更有一种处于苍茫历史间无所依从顺流而下的无奈。

故土终究是回不去的了。此生此世感受过一回“赤足踏过深海”的流亡感，还能找到让自己心满意足的一隅，已经值得感恩。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因此，倒也不必过度挂怀“不见长安见尘雾”的悲哀。

但凡拥有过、储存在回忆里的每个瞬间，便都已是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