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跟日本爲什麽從江澤民時代開始走向對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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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上下篇，共三個章節。本文詳細分析了1972年以來中日交往史，梳理了中日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從中讀者會看見沉浸在二戰歷史中不肯出來的中國，和努力改變自己、努力走出歷史陰影、努力尋求戰後重生的日本。是什麽導致這兩個國家持續走向對抗？在日本浴火重生之後，中國爲什麽又走上帝國時代日本的道路？歷史悲劇會重演嗎？這些問題都是本文將要啓發讀者的地方。

2. 江澤民與中日關係轉向

江澤民1998年訪日與1992年訪日產生的反響有雲泥之別。1992年訪日，迎來了日本天皇回訪中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日本天皇訪問中國，并在中國土地上爲戰爭謝罪。但是僅僅幾年時間，中日關係就急轉直下。轉折點發生在1995年至1996年之間。

江澤民時代爲什麽走向反日立場？這個問題要用另一個問題來解答：江澤民時代是怎麽走向反日的？中國一直有一種傳聞，包括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家國分良成也提到過這種情況：江澤民生父江世俊可能曾在汪精衛政府供職，江澤民本人在1943年考入國立南京中央大學學習過日語，正值南京在日本扶植的“汪僞政府”管治下，這種污點無疑不利於江澤民將來的政治生涯。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江澤民的個人歷史後來被人爲修改過。1 江澤民上台初期親日立場可能受到鄧小平“挾持”，日後轉向反日立場，也不排除是爲消除黨内各大派系對其擔任總書記資歷的懷疑。

1994年，鄧小平和陳雲這兩位被稱爲“雙峰政治”的政治元老，先後因病不問國事。其中鄧小平在1995年失去行動能力，陳雲在1995年去世。就在1995年，江澤民趁機以“貪腐” 之名拔掉了其主要政治對手陳希同。江澤民另一位主要對手楊尚昆則在1993年被鄧小平逼迫退休，此舉也爲江澤民鞏固權力提供了大大的便利。至此江澤民在黨内的威望開始樹立起來，其上台之初因“得位不正”受到的質疑開始被彈壓下去。緊跟著在1995年至1996年間，中國搶占南海美濟礁、中國進行多次核爆炸試驗、中國製造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和美日宣佈升級安保條約等一系列事件，將中日關係推到風口浪尖。而江澤民尤其通過製造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大大地鞏固了黨政軍權力。2

在日本方面，最遲從1990年起，日本政治學家村井友秀等人就開始提出“中國威脅論”，警告中國跟日本可能在後冷戰時代陷入對抗（歷史證明，這一預測是正確的）。3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注意到，中國最遲從1993年起，中國主要戰略規劃者超過60%都開始將日本視爲主要敵人和對手。4 即使同時期的中日關係還在蜜月期，中日兩國都對彼此懷有戒心。

1994年至1995年間，中國搶占南海美濟礁，引起日本警惕，因爲日本跟中國也有島爭。日本防衛省1995年白皮書對中國這種擴張趨勢給予了重點關注，並指出因爲1992年美國從菲律賓撤軍給中國創造了可趁之機。作爲核武器受害國家，日本也特別警惕中國試爆核武器。其中1994年試爆兩次，1995年5月又試爆一次——這一次引起日本强烈抗議，因爲1994年起主要擁核國家正在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談判，最終條約在1996年9月於聯合國大會通過——之後在1996年7月之前，中國又接連試爆了四次。5這一反常的頻繁試爆，既可視爲是策應第三次台海危機，對美國和台灣進行警告，也可視爲是對美日升級安保條約的威嚇。日本政客大聲疾呼，要求政府中止對中國的“政府發展援助”（ODA），不少人認爲這項援助間接資助了中國的核試驗。日本確實暫停了這一援助，但不久后又恢復了，這一援助直到2008年才最終結束（到2010年中國就超過日本躋身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6

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一是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於1995年6月私人訪美表達强烈不滿，二是武力干涉台灣於1996年3月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國不但向台灣高雄和基隆外海發射飛彈，還大規模調動海軍製造奪島戰爭的緊張氣氛，引起美國越戰後在亞洲地區最大規模軍事集結，美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都已準備從台灣撤僑。與此同時，中國的飛彈還落到日本与那国島72海里内專屬經濟區。日本雖然不是直接利益方，卻對區域局勢升級感到嚴重擔憂。即便如此，日本官方反應仍比較克制，沒有出動海上自衛隊，以免引起局勢進一步升級。7

第三次台灣海峽衝突餘波未平之際，1996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旋即簽署聯合聲明，準備升級美日安保條約。在此之前，日本還於1995年11月通過防衛大綱，授權日本支持美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行動。8 中國顯然也不可能對此感到滿意。

中國挑起的區域緊張局勢確實很大程度吸引了美國注意力，再加上90年代中國移民美國人口出現暴增，美國對日本關注有所下降，這引起日本社會擔憂：因爲美國將中國放在優先日程上，日本可能遭受冷落。9 日本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日本不增强自身影響力，美國可能爲與中國妥協，而折中日本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國關係才經歷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低谷期。尤其1990年，美國態度有明顯轉變。隨著蘇聯威脅逐漸衰退，日本冉冉升起的經濟影響力幾乎要并肩美國，而日本在美國不斷擴大投資也引起美國警惕（美國高科技產業因爲美國當前經濟困境，在日本企業超强競爭力下顯得力不從心），一時間引起究竟蘇聯軍事威脅更緊迫、還是日本經濟挑戰更緊迫的爭論。美國對日本不滿也引起日本社會對美國情緒的反彈。同樣在1990年，日本幾項民調顯示日本民衆對美國好感度大大降低。日本對自身信心大增，力求不受美國影響主導本國事務，甚至有聲音唱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力排衆議反對制裁血腥鎮壓“1989年學潮”的中國，并且不顧美國和盟友反對，率先解凍對中國的制裁並與中國迅速修復關係。隨著日本國力大增，美國開始要求日本承擔更多國際援助和經濟責任。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内也不斷有聲音發出，警告美國不要讓日本的經濟怪獸坐大，以免其不受日本政府控制。10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一方面與美國盟友關係正在遭受挑戰，另一方面與中國鄰國關係也出現了惡化跡象，而中國如果在亞太地區掌握更大主導權，日本不論在日中關係、還是日美關係上，都將顯得被動和弱勢。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上半年，日本承受了超過1萬家企業破產的衝擊。1998年，深陷性醜聞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將原定秋天訪問中國計劃提前到6月。克林頓一行浩浩蕩蕩上千人，卻沒有順道訪問日本，更加加重了日本的擔憂：日本擔心美國會倒向中國，反而抛棄日本。尤其克林頓大加贊賞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做出的努力，卻對承擔責任更多、貢獻更大的日本不置一評。11

在這種背景下，因爲美國的天平傾向於中國，江澤民在1998年11月訪問日本事實上有了更多底氣和主動權。但是由於這一年夏天中國長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乾支流發生了特大洪水，（一定程度上也因爲美國打亂訪問行程，提前在6月訪問中國）中國不得不推遲了原定9月的訪俄和訪日行程。原本行程晚於中國領導人訪日的韓國總統金大中就按原定日程在10月初訪問日本。回顧起來，金大中先於江澤民訪日，可能是導致江澤民在訪日期間做出失禮行爲的直接原因。

金大中在1998年2月當選韓國總統，在10月訪問日本之前，金大中承諾，只要日本給予韓國清晰明確的鄭重道歉，韓國將不再向日本一再索取道歉。考慮再三，日本首相小渕恵三決定用直白的措辭向韓國爲戰爭歷史道歉，并且罕見地將道歉以文書形式寫進了《日韓共同宣言》，其中提到：“小渕総理大臣は、今世紀の日韓両国関係を回顧し、我が国が過去の一時期韓国国民に対し植民地支配により多大の損害と苦痛を与えたという歴史的事実を謙虚に受けとめ、これに対し、痛切な反省と心からのお詫びを述べた。”（小渕總理大臣回顧了本世紀日韓兩國的關係，謙卑地承認我國在過去某一時期透過殖民統治對韓國國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這是歷史事實。對此，他表達深切反省和由衷道歉。）12 原文明確表達了“深切反省”（痛切な反省）和“由衷道歉”（心からのお詫び）。稍後，金大中也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充分肯定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强調日本戰後已經改變，並稱贊日本在議會民主和經濟發展上做出的巨大成就。13 這些都是日本人期望得到的肯定：日本一直努力向世界證明自己已經從戰前的軍國主義國家徹底改弦易轍，變成和平發展的國家。日本追求這樣的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這可以爲這個國家減輕負罪感，也減少外界無端指責、批評、乃至污衊和阻撓。最重要的是，日本不希望始終因爲戰爭罪行在國際社會上矮人一頭。也沒有哪個國家喜歡被當成賤民國家來對待。日本希望通過蛻變，成爲一個正常國家，這一點可以説是日本戰後的主要奮鬥目標。

雖然日本首相罕見以文書形式進行了明確的鄭重道歉，韓國國會卻在2001年宣佈廢除該宣言，原因是日本新首相小泉純一郎按慣例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歷史教科書未按照韓國人抗議進行糾正。從這一個角度可以看出，不論是中國、還是韓國，在歷史問題上無限地索取道歉已成爲一種鬥爭策略。即使日本天皇和政府一而再再而三道歉，中國跟韓國也可能因爲形勢改變或者領導人更迭重新駁回道歉，并重新要求道歉。只要中國跟韓國國内還能夠煽動反日民族主義，總是能夠從日本政府或者民間行爲找到抨擊日本“不反省”戰爭歷史的地方——只要中韓兩國反日分子不滿意，就可被視爲日本“不道歉”、“不反省”的“鐵證”。當然，這樣下去，日本政客也能同樣利用中國和韓國不滿意的地方（尤其是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和島嶼爭端），反過來刺激中韓兩國民意並給相關利益人施加壓力。在現實中，我們看見這兩種情況都發生過。不論是中韓，還是日本，都有意利用爭端達到各自政治目的，所謂歷史問題及島爭通常只服務于政治目的。

就在金大中訪日喜獲“成果”以後，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日也要求日本以同樣的形式給予中國鄭重道歉，并希望措辭比給韓國的更有力一些。在江澤民訪日前，中日兩國實際上已經就歷史問題在“村山談話”基礎上達成共識，決定不讓歷史問題妨礙兩國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的“村山談話”中，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也采用了“痛切な反省”和 “心からのお詫び”同樣的措辭，而且態度也是很誠懇的，至今仍然被中國援引要求日本後來歷届政府遵照“村山談話精神”。14 但是江澤民看見韓國總統金大中“滿載而歸”就要日本給予同等甚至更高水平的道歉。結果江澤民的要求，遭到自民黨絕大多數人抵制。也許因爲在日本政客看來，日韓關係與日中關係是有區別的，而且朝鮮半島歷史上曾經淪爲日本完全殖民地。但是還有一個被外界有意無意無視的原因：按國分良成的説法，就是日本社會陷入了一種 “歷史問題疲勞”：雖然大多數日本人都爲戰爭感到抱歉，即使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承認自己國家是侵略者的歷史，但是當中國和韓國反復要求道歉以及反復多次道歉以後，日本人已經感到疲勞了。日本從1972年在《中日聯合聲明》中道歉，到1992年天皇親自到中國道歉，再到“村山談話”道歉，日本差不多已經動用最高規格形式給中國道歉，同樣的規格還不曾用在韓國。15 日本人不願一再遷就中國，一而再而三地退讓對日本來説并不是明智的策略。而且如果日本每次都依照中國的要求進行戰爭道歉，這會將日本置於一種“二等國家”的不利地位。

客觀來看，跟韓國通過一系列長年訴訟來進行戰爭索賠和道歉不同，中國既主動放棄了戰爭索賠，也沒有對日本進行大型戰爭訴訟，雖然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用大力援助中國來進行補償，中國仍然像是利用戰爭歷史進行某種“情緒勒索”。這種情況在90年代以後尤其明顯，因爲9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利用戰爭歷史來塑造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其中根據需要煽動反日情緒無疑是最便利的利器之一。這種持續不斷的情緒勒索，除了把日本持續貶低爲戰敗國和“死不悔改”、“軍國主義復活”之外，從日本角度來看，更像是用一種戰勝國和受害者話語權來持續打壓日本，直到把日本調教成唯中國馬首是瞻的國家——假使日本處處唯中國馬首是瞻，中國就會滿意嗎？所以，在日本人眼中，中國的情緒勒索更像是有意製造戰爭歷史敘事，來打壓日本恢復成爲正常國家的成長空間。

1991年，江澤民致信國家教委（1998年後改名為教育部）稱：“要對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孩子）、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遵照江澤民指示，國家教委發佈《中小學加強中國近代、現代史及國情教育的總體綱要》。緊跟著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教委、文化部、民政部、共青團中央、國家文物局聯合發佈《關於充分運用文物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通知》。16

《總體綱要》要求對“中小學歷史、地理、語文和中學思想政治等學科的教育綱要”進行改造，以加强近現代史和國情教育。同時，《總體綱要》還要求“宣傳、新聞、出版、影視、文化等有關部門和單位把加強對學生進行中國近代、現代史及國情教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加強歷史紀念場館的建設並向中小學生開放，有計劃地編寫、製作圖書、圖片、歌曲、戲劇和電影、電視片等適合中小學生需要的作品”。《通知》則配合《總體綱要》，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共青團組織和大、中、小學校，要把組織青少年學生參觀博物館、紀念館，瞻仰革命遺址、烈士陵園和其他紀念設施，觀看展示祖國燦爛文明的歷史文物和反映近現代中國人民苦難、奮鬥、勝利歷程的革命文物，作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作為大、中、小學生必須參加的教育活動，列入學校德育工作計畫”。17

國分良成注意到，江澤民的突然轉變可能源於1995年去莫斯科參加“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紀念。從莫斯科一回來，江澤民就下令禁播日本電影和電視劇，并開始大量播放宣傳抗日戰爭的影視作品。此外，江澤民意識到1990年代初，中國人對社會主義和意識形態已喪失了大部分興趣。1994年8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委員會頒佈《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將“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推向高潮。第二年，中國民政部就確立了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開始宣傳中國共產黨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經過中國的所謂愛國主義改造，江澤民顯而易見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成了二戰戰勝國。這一點幾乎可以説是直接從俄羅斯照搬照抄過來，因爲現在“俄羅斯聯邦”也把自己宣傳成二戰戰勝國，儘管蘇聯和仍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二戰戰勝國。經過江澤民的“愛國主義教育”改造之後，中國共產黨就被置於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18

雖然名義上是對大中小學生（包括幼兒園）進行“教育改造”，但實際上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是針對所有群體的。因爲正如前面文件顯示，不但有宣傳部、文化部和民政部在這個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所有宣傳、新聞、出版、影視、文化等各部門都被調動起來加入這個運動。於是一種歷史決定論打著歷史唯物主義幌子，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闡述，都描繪成走向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道路。好像一切歷史都是爲了走向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歷史的終點。

牛津大學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 Rana Mitter 專門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如何利用二戰歷史來標榜自己的戰勝國地位和改造自己的國際地位。Rana Mitter注意到，抗日戰爭以不同形式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從博物館到影視劇再到新媒體，無處不在，就好像中國至今沒有走出戰後時期，或者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過於漫長的戰後時期——這與許多國家在40年代下半葉經歷過艱難的“戰後時期”截然不同。不僅如此，中國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方式也被（中國修正主義的）二戰歷史重塑過。冷戰時期中國國家敘事被塑造成共產主義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國家，將二戰歷史用於“愛國主義教育”改造後，中國的國家敘事中增加了經濟上强勢復興和道德上正義的二戰戰勝國色彩。在修正過後的官方意識形態中，二戰抗日不僅是中國洗清“百年國恥”的最重要戰爭，也是共產黨領導全民族、挽救國家於危亡和抵抗外國侵略的最重大勝利。在這種國家敘事之下，中國共產黨不僅鞏固了本黨在民族國家歷史的核心地位，也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拔高到戰勝國地位。19 這時候，對日本的“抗日戰爭”和對美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就被利用起來塑造反面形象。即使現在的日本與美國根本不同於20世紀，中國也仍堅持一套固定話語來將現在的國家跟歷史上的敵人在不同程度上等同起來。任何對中國的質疑或挑戰，都會被還原到二戰或朝鮮戰爭，暗示公衆：敵人依然是敵人——區別只在於“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或“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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