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與專門

［水巷碑銘］教育自管治階層解放後，辦學潮流便愈加偏向職業訓練，畢竟大眾最先需要的還是營生。適逢工業興盛，舉國也正渴求富專業知識的人才。而一八二八年的《耶魯報告》可謂制衡這股實用潮流的中流砥柱。

為重振博雅教育，《耶魯報告》申明學院的目標在「心靈的修養與裝備」（the discipline and the furniture of the mind）。修養，指擴闊其本領。裝備，指充實其知識。一主個人才華，一主集體智慧，唯有兼重並舉，方可成就周全的教育。目標既清，改革就有理可循。報告的要旨在一方面想保護古文之類傳統科目，以延續舊制，另一方面又納現代科學入其課程，以順應時變，不啻既返本又開新的聰明之舉。

響應《耶魯報告》，鮑登學院的帕卡德（Alpheus Packard）教授次年亦在期刊《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上發表一文，首次提出「通識教育」一語。當時他也無別意，僅想強調學生在投身專業以前，當先受過周全的教育，與傳統理念無異。唯往後此語不踁而走，愈來愈多人據一己偏好賦予新義，無怪乎博耶（Ernst Boyer）及列文（Arthur Levine）戲稱通識教育形同一間任意堆置雜物的空房。

芸芸諸說中，康納德那本題為《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的哈佛報告，或俗稱「紅皮書」，尤其值得重視。雖然他明白通識教育的理念延伸自博雅教育傳統，可謂大同小異，但礙於當時學界仍慣視博雅教育為貴族教育的代名詞，他認為冠名「通識教育」更有效免除偏見。在報告的導論，他就明言通識教育的理念本身並無新意，其突破在美國要推而廣之，普及大眾。他所欲考察者，即民主立憲的美國需要怎樣的教育。

民主的兩難，在一邊廂鼓勵個人的創意與競爭，另邊廂卻汲汲維護集體的凝聚與平等。調和這兩股互相頡頏的力量，也就成了通識教育的要務。康納德肯定如今大家都活在專門教育（special education）的時代，學生均仰賴專門知識來謀取生計。與此同時，有別於古典民主政體，美國的勞動與管治階層不再截然二分，人人都有平等參政的權利，故以往分屬兩系的課程必須共冶一爐。融會通識與專門，乃現代民主政體必須克服的難關。

正如《耶魯報告》旨在為學院教育奠基，《紅皮書》著力於為美國教育確立統一的理念。康納德枚舉了在美國先後流行的三大理念，即基督教、西方正典，以及現代民主，皆有可取之處。若能兼容並蓄，則保守傳統之餘，又收適應時變之效，將有助學生成就自由人的尊嚴及貫徹好公民的義務。而依他所見，歸根究柢，一切教育的目的無非在潤澤學生各自的人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