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飞累了 何处落脚？那些彷徨在海外的独生子女父母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Rachel Chen
原文发布时间｜06/19/2024

美国密歇根州肯特伍德（Kentwood）小城五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经过昨夜暴雨的冲刷，天空显得格外的蓝，空中有大团的云朵。冯爱华半躺在儿子家二楼的卧室里，似睡非睡。刷一会儿微信视频，又打会儿瞌睡。一楼的开放式厨房里，案板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饺子，是她上午和老伴儿包好的。

五点多，车库门开始转动，狗也叫起来。冯爱华条件反射似地来了精神，一路小跑，冲下楼，接水，开火，下饺子。几分钟后，儿子亦伟从前门进来，一锅热腾腾的饺子已被母亲端上了餐桌。

“我看你最近又瘦了。”坐在餐桌的另一边，冯爱华打量着儿子。这个傍晚的一幕，勾勒出了她日常生活图景。她所在的地方是一栋漂亮的灰白相间的别墅，位于一片新开发的社区，周围还有仍在建造中的房子。半年前，儿子儿媳买了新房，从此前住的公寓搬了过来。今年四月末，她和老伴儿一起又来到美国看望孩子。

近年来，中老年新移民群体在美国增长迅速。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现有数据估计，从2011年到2022年，每年新入境的中国移民中，中老年人（55岁及以上）占比从15.24%上升至20.81%。

过去的十多年内，像亦伟一样，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并留下生活，这些千禧年后成长于中国，彼时“计划生育”国策尚未放开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们，前半生打拼，把家中的“优质独苗”送出国，没成想，自己的后半生，也会因这一决定而发生改变。为了和孩子团聚，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有的像冯爱华，“候鸟”一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迁徙。也有人“狠下心来”，在“初老”的年纪远走他乡，移民美国。或无奈或乐意，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因孩子而改变的晚年生活。

“接受考验的时刻”

“爸妈九月份来（美国），我现在都已经焦虑了。”今年四月的一个上午，在一个500人的微信大群中，有人留言。群中，大多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工作或读书的千禧一代。平时他们谈论的大多是当地美食和日常生活。

今天这个话题，与以往有些不同，却击中了大家的“痛点”。群里众人的父母，大多和冯爱华一样，在孩子已经定居美国后，选择了“候鸟”一样两头飞的生活。而父母的这种选择，也让自己的晚年，和已成年孩子的生活发生了直接碰撞。此刻在群里，借着一个人挑起的话题，其他人也纷纷开始吐槽。

一位女生数算，妈妈来美国看望她时，从“起床时间”到“使用手机”，彼此之间发生过种种矛盾。她在群里感叹，“水火不容，我所有的白头发都是那段时间冒出来的。” 其他不少人也纷纷附和。

这样一个普通的微信群讨论场景，虽然发生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却折射出了很多中老年中国移民的日常处境，以及这一代留学海外的中国独生子女，他们父母的晚年生活也因他们定居海外而改变的事实。

35岁的王羽是中国海外独生子女大军的一个。她的母亲张丽，晚年生活也因自己的独生女选择定居美国而改变。

2020年初,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在遭遇了三次退票后，张丽终于赶在中国“封锁”之前飞至美国。王羽从高中就到美国读书，十多年后，终于又和妈妈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不久之后，“亲切劲儿”过去，王羽很快就觉得失去了自我空间。

因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一些简单的日常琐事，妈妈也不能独立完成。王羽回忆，妈妈刚移民美国时，会抱怨自己一无是处，她觉得妈妈那段时间失落感很强。妈妈很害怕独自坐纽约地铁。需要修车，刚开到车行，就拨通她的电话，递给面前的外国人。“完完全全的，什么事都需要你处理，什么事都需要你操心，”王羽坦言，有大半年时间，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她顿了顿，“可能以前他们把我养大，也是这个感觉吧。”

王羽今年35岁，老家成都，高中时来美国读书，如今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家族办公室做职业投资人。像所有生活在海外的独生子女一样，她年少时与父母分离，在三十而立后，跟父母重新连接，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微妙。面对父母语言的障碍，他们通常要比在国内的同龄人，更早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那时候她就像我的拐棍，我的翻译机，我的嘴，我的脚。”张丽也体会女儿的不易。

来了不久, 这对母女在纽约长岛买了独栋别墅。张丽辛苦了半辈子，她觉得是时候讲求些生活质量了。出国前，张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疼痛科做护士长。这所全国数一数二的医院，疫情期间，接受了大量病人。张丽更是“战斗”到自己即将起飞离开中国的前两天。那时她不得不离开，因为再不入境美国, 她的绿卡将被面临吊销。大洋彼岸，有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独生女儿等着她。

买了房子后，安摄像头、整修屋顶，女儿王羽一个人拿着电钻爬高下低。母亲来后，王羽感觉比一个人时忙碌多了。但她也发觉，妈妈来到美国后，纽约这座城市第一次给了她“第二故乡”的感觉。平时她自己还住在曼哈顿的公寓中，但时不时去长岛看看妈妈，冲妈妈“发发牢骚”，这给了她更多的心理支持。

“要给爸妈设goal(目标)。”在微信群中，王翔转移话题，缓解讨论群中焦虑的氛围。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的爸妈和岳父母轮流来美国。他给父亲设立了一个“虚拟货币挖矿”的每日任务。同时给他的中长期目标是“考驾照”。父亲很认真执行任务，每天保证挖到金币。在实现了中长期目标后，他大大表扬父亲，全家去华盛顿看樱花庆祝。“（自己）要当个manager（经理），他补充，“爸妈是下面的组员。”

王翔这套“管理学”理论，让群里不少人大笑，大家纷纷说下次父母来，也要这样给他们“派任务”。比起父母的语言障碍，或许让这些海外独生子女更费心思的，是重新思考和父母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隔阂，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因过去长久的分离，更难跨越。

“我确实是在中国长大，但其实多一半的生活已经是在美国。”王羽想了想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更西方化。”王羽认为，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主义，照顾好自己应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但妈妈则不是这样。例如家里有亲人需要帮助时，妈妈总是先想到王羽。需要她来帮看英文资料，一个电话打过来，“马上今天晚上就必须要看”。

王羽说，她给妈妈解释，自己在外面开会，工作要到晚上八九点，吃过晚饭后，回家已经精疲力尽，如果提前一周告诉她，她会把时间安排好。“在她眼中我就是她的小孩，她需要时，我理所当然随时都有空。 ”王羽无奈地说，“我也乐意做，只是有时觉得太多，也完全没时间来安排妥当。”

“（老人家）边界感不强，房子小人多了活动不开。”王翔在微信群里继续发言，他父母来了八个月，他动念要换大房子，群里马上有人附和，“不要住一起”。

王翔所指的，除了物理空间上，更多地应该是心理边界感。《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一文指出，社交边界感已成为青年的新需求。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相互扶持而不束缚”。在接受歪脑记者采访的独生子女中，“没有自我空间”，“生活习惯差异大” 是他们最常提到与父母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一些人会因这些问题跟父母不欢而散。

"我会非常主观地竖起一座墙。" 刘阿纯在群里分享。她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华人聚集区费尔法克斯(Fairfax)，妈妈和继父在国内已退休，也是候鸟父母。她说，多年来她一直跟妈妈强调，“你来了美国，来我家做客，这个房子里有且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和我老公。换言之，我回国到你家，这个家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你和你老公。” 她说，因为彼此尊重“房子的主人”，现在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

努力跟孩子“断奶”，以及“抱团取暖”的父母

事实上，和儿女们之间的分歧，父母们也并非全然不知。他们也在试图与儿女和解。冯爱华的儿子也在高中时来到美国。12年里，她来美国看望儿子三次，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也更包容了。她吃素食，平日很注重养生。但儿子抽电子烟，喝啤酒，吃夜宵，全是自己禁忌的。从前，她会忍不住大声指责，和儿子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她想通了。有时，甚至会主动递给儿子酒杯。“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了，我为什么要去制止他呢? ”

张丽来到美国后，也渐渐明白，和女儿剥离后，“她应该是个独立的个体，有她独立的生活。”在采访中，这位职业女性说话多半干脆利落，此刻露出少有的温柔，她放慢语速，“其实断奶是我跟她断奶，她现在是不需要我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前，张丽刚从诊所回到长岛（Long Island）的家。下午三点多，495号公路上，下班通勤的车辆已堵得水泄不通。张丽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快速查看地图，如今的她已能熟练使用谷歌地图，在公路和辅道上来回穿梭，试图找到回家的最快路径。堵车时, 她还顺道用谷歌翻译，查了个新单词"meal"，就写在前面送货的卡车上。张丽得意洋洋地说，女儿最近表扬她，以前只能蹦单词，现在会说句子了。

其实，按女儿原本的计划，妈妈移民美国后无需再为生计奔波。王羽属于高收入人群，为妈妈养老不是问题。但张丽闲不住，也爱学习，她想出去赚些生活费，为在美国养老有保障。她去学校，学习护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去考了个抽血师证，现于纽约一家诊所工作。

张丽算算，要在美国工作10年，才能享有美国的退休福利。中国正常退休年龄比美国早至少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移民，在中国过了退休年纪后，来到美国后仍能合法工作。但因语言障碍，大多无法再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大多只能选择跑Uber，送外卖，在中餐馆打工，做保姆。刘玲来美国不足一年，为补贴家用，她开始做华人家庭的月嫂，“我的同龄人都在老家天天打牌，”她推着婴儿床跟记者比划，“我估计再要奋斗十年。”

这边，“候鸟父母”的儿女们在微信群中的讨论仍在继续——如何帮父母在美国保持忙碌？刘阿纯的父母很喜欢户外运动，把华盛顿周边的森林公园转了个遍。还有人鼓励父母“二次创业”，在家里开个中餐私厨外卖。也有人说要送爸妈去华人教会。

无论是做候鸟还是定居，这些海外“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以孩子之名离开故乡。他们都需要思考，在这边土地上，如何重建自己的晚年生活。重返工作岗位的“张丽们”自学英文，回归社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断奶”。除此之外，一些人“抱团取暖”，寻找社群，开启自己的移民新生活。

这是马里兰州盖瑟斯堡（Gaithersburg）的社区活动中心。上午9:18，64路公交停靠在路边，三五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下了车。他们都是华人，有的戴着蓝色口罩，有的背双肩包，里面塞着球拍。停车场上已有20多辆车。每周，有近百位老人在此聚集，学英语、跳交际舞、唱K、练书法…享受着除家庭外，在美国少有或仅有的社交时间。

右边的一个小教室，此刻已被改造成个简易的唱K之地。两位伯伯，举着话筒，前面的小电视上放着费翔《故乡的云》的MV，旁边坐着三位阿姨，在一旁叫好，他们陶醉在歌声中，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接着, 他们又轮流唱起革命老歌，激情高唱，又控制着音量，以免影响到对面篮球场上打太极的同伴。而他们前面的黑板上，则用中文圈着“完成式”，这是上堂英文课留下的痕迹。

《美国新老年移民：挑战、应对和干预策略》提到，除去语言和文化障碍，老年新移民的情绪健康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近年来，在华人聚集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华人群体，向政府申请注册非营利组织，为老年华人提供各项服务。规模大的有固定的办公楼，规模小的会借用不同场地。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

约半个钟头后，两个伯伯一人拖音箱，一人抱电视，从教室出来，他们走过拥挤的过道，老人家们在这里用中文亲切打招呼，谈笑，然后奔向另一堂课。歪脑记者跟他们谈天，问他们两位选择歌曲的缘由。他们笑笑，一时说不上什么。“唱这些歌，会让我更爱国”，几秒钟后，一位戴鸭舌帽的伯伯说，“是中国，”他补充。他祖籍福建，十多年前和妻子移民，帮女儿照顾外孙。一晃，外孙就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我们这个年纪，肯定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这些同龄人就在一起。”他双手交叉挽在胸前，头转向旁边圆桌坐着的几位老爷爷，“你看，大家就抱团取暖。”

两位工作人员在另个桌子上，整理餐票。老年活动中心的福利之一，是提供低廉的午餐。通常针对60岁以上持有医疗保险的移民，根据各州老年营养项目（Senior Nutrition Program）等政策，可享用政府补助的0-10不等美金的优惠午餐，这里是2美金。

并非所有人都符合条件用餐，但住在附近6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一次性缴纳5美金会费，就能来参加所有活动。“我们这里是用爱发电啊”，这里的一位负责人祖籍台湾嘉义，脖上系着蓝丝巾，瘦小精干。她这样说。“在家只会抱着Ipad看电视剧，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些。“她说话时，眼睛时不时瞟一眼四周，确保老人们的安全。在这里，从老师到社长，大家都不拿薪水，是志愿服务。

华美老年协会的官网写着，“大华府地区地区有万余华裔老人，多是退休来后美国依附子女。不谙英语，不会开车，寂寞孤独在所难免。华美老年协会应运而生。”在这个颇为复杂的小社群中，他们互相称呼，混杂着英文名，微信网名和中文名，彼此间维系着不深不浅的关系。一位老成员说，“我们华人，到底还是围绕着孩子转啊。”

而生活在华人少的城市，冯爱华就远没有那么走运——这里没有成规模的华人社群组织。她和老伴都不会开车，大部分时间，除了儿子带着去外地旅游, 他们都呆在家中。给儿子做饭，照顾他的两只狗和一只猫，业余时间还学学种菜，而更多的时间，是刷微信。冯爱华说自己耐得住寂寞，但老伴却觉得实在难熬。她安慰老伴，也安慰自己，“以前人说，父母在哪儿哪儿是家，我觉得，孩子在哪儿哪儿才是家。”

“候鸟父母”飞不动时栖身何处？

自打跟丈夫结婚后，刘阿纯就开始思索自己父母养老的问题。“我是不可能放弃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的。”刘阿纯是土地开发方向的工程师，她和丈夫都喜欢美国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不愿回国发展。

如何给父母养老?在北美华人论坛一亩三分地中，关于“父母养老”，常是热门话题。不少海外独生子女觉得困惑，恐惧，甚至觉得无解，因为症结首先在于，父母是否愿意来到美国？不少人提到，父母常觉得美国的生活无趣，甚至像“坐牢”。

刘阿纯每每和父母提起“养老”, 她发觉父母的态度好像并不在意。旅游，做社区志愿者，跑马拉松.……刘阿纯给记者数算她父母退休后的生活，“他们就是很享受当下，并且身体好。在国内不肯出来。”但她也带点气恼地说，“但我得替他们考虑，他们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刘阿纯的计划中，父母申请到美国身份后，可以申请低收入医疗保险，俗称白卡。 或用他们在国内的资产保税，申请联邦医疗保险，又叫红蓝卡。大多新移民的医保无外乎这两种。为了父母生活方便，他们也会考虑搬到华人密集的城市。“但我强烈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想过来，我觉得他们会选择进养老院，而不是来到我身边。” 刘阿纯也做了最坏打算——如果父母真的不愿意来，她最多能请长假回国照顾半年。“独生子女嘛，养老院我的手伸不到那么长，我怕他们的晚年生活没保障。”

让张丽决定“奋身一跃”来美国的，正是独自躺卧在病床上的老人们。在中国当护士长时，张丽常常需要去探望从华西医院退休的老教授们，这些老人家孤苦伶仃昏迷不醒，一打听才知道，儿女都在国外。“他们现在的状况不就是我的将来吗？”张丽一面可怜自己，一面可怜女儿，“我的女儿，她没有弟兄姐妹啊。”

海外的独生子女，和国内的同龄人面临同样的烦恼，到了要承担“一孩政策”后果的时候了。父母和子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唯一。候鸟父母们心里矛盾，一边舍不得远在美国的独生子，一边又不愿放弃在中国熟悉的生活。面对自己渐渐衰老的身体，他们不得不考虑，飞不动时要栖身在何处？

“我们想去(中国)养老院，我们是比较接受的。”冯爱华说。前两次来美国, 她经历了儿子大学毕业、结婚搬家，这次总算和丈夫一起，住在了儿子的别墅里。“有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但要我说何必呢？你去养老院，孩子们是不是也很放心?” 她跟记者推理。她的母亲就住在国内的一家养老院，她和哥哥轮流照顾。

《老年移民的孤独感，移民年龄和抑郁：一种调节效应》一文中提及，家庭关系对于老年移民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既能成为压力也能成为支持的来源。对冯爱华来说，儿子亦伟的园艺生意刚起步，儿媳妇又怀了孕，辞了工作专心备胎，“正是用钱的时候”，冯爱华不想给孩子添加更多经济负担，趁自己身体好，能两头跑，她就不打算定居到美国，连绿卡都不想办。冯爱华和先生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医疗福利齐全，“干嘛要来这里白花钱？是不是？”冯爱华反问记者。

每每儿子提起要把他们接来美国养老，她都只是笑笑："来给你们看孩子没问题"。冯爱华说自己只当他们说的是玩笑话，“以后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说吧。”她列了一个“五年计划”，她要再做五年的"候鸟"，帮儿子儿媳看孩子。能回国时，"我还回去过正常的生活。" 冯爱华若有所思：“嗯，国内的生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王羽，冯爱华，亦伟，王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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