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飞累了 何处落脚?那些彷徨在海外的独生子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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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Rachel Chen
原文发布时间|06/19/2024
美国密歇根州肯特伍德(Kentwood)小城五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经过昨夜暴雨的冲刷,天空显得格外的蓝,空中有大团的云朵。冯爱华半躺在儿子家二楼的卧室里,似睡非睡。刷一会儿微信视频,又打会儿瞌睡。一楼的开放式厨房里,案板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饺子,是她上午和老伴儿包好的。
五点多,车库门开始转动,狗也叫起来。冯爱华条件反射似地来了精神,一路小跑,冲下楼,接水,开火,下饺子。几分钟后,儿子亦伟从前门进来,一锅热腾腾的饺子已被母亲端上了餐桌。
“我看你最近又瘦了。”坐在餐桌的另一边,冯爱华打量着儿子。这个傍晚的一幕,勾勒出了她日常生活图景。她所在的地方是一栋漂亮的灰白相间的别墅,位于一片新开发的社区,周围还有仍在建造中的房子。半年前,儿子儿媳买了新房,从此前住的公寓搬了过来。今年四月末,她和老伴儿一起又来到美国看望孩子。
近年来,中老年新移民群体在美国增长迅速。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现有数据估计,从2011年到2022年,每年新入境的中国移民中,中老年人(55岁及以上)占比从15.24%上升至20.81%。
过去的十多年内,像亦伟一样,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并留下生活,这些千禧年后成长于中国,彼时“计划生育”国策尚未放开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们,前半生打拼,把家中的“优质独苗”送出国,没成想,自己的后半生,也会因这一决定而发生改变。为了和孩子团聚,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有的像冯爱华,“候鸟”一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迁徙。也有人“狠下心来”,在“初老”的年纪远走他乡,移民美国。或无奈或乐意,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因孩子而改变的晚年生活。
“接受考验的时刻”
“爸妈九月份来(美国),我现在都已经焦虑了。”今年四月的一个上午,在一个500人的微信大群中,有人留言。群中,大多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工作或读书的千禧一代。平时他们谈论的大多是当地美食和日常生活。
今天这个话题,与以往有些不同,却击中了大家的“痛点”。群里众人的父母,大多和冯爱华一样,在孩子已经定居美国后,选择了“候鸟”一样两头飞的生活。而父母的这种选择,也让自己的晚年,和已成年孩子的生活发生了直接碰撞。此刻在群里,借着一个人挑起的话题,其他人也纷纷开始吐槽。
一位女生数算,妈妈来美国看望她时,从“起床时间”到“使用手机”,彼此之间发生过种种矛盾。她在群里感叹,“水火不容,我所有的白头发都是那段时间冒出来的。” 其他不少人也纷纷附和。
这样一个普通的微信群讨论场景,虽然发生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却折射出了很多中老年中国移民的日常处境,以及这一代留学海外的中国独生子女,他们父母的晚年生活也因他们定居海外而改变的事实。
35岁的王羽是中国海外独生子女大军的一个。她的母亲张丽,晚年生活也因自己的独生女选择定居美国而改变。
2020年初,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在遭遇了三次退票后,张丽终于赶在中国“封锁”之前飞至美国。王羽从高中就到美国读书,十多年后,终于又和妈妈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不久之后,“亲切劲儿”过去,王羽很快就觉得失去了自我空间。
因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一些简单的日常琐事,妈妈也不能独立完成。王羽回忆,妈妈刚移民美国时,会抱怨自己一无是处,她觉得妈妈那段时间失落感很强。妈妈很害怕独自坐纽约地铁。需要修车,刚开到车行,就拨通她的电话,递给面前的外国人。“完完全全的,什么事都需要你处理,什么事都需要你操心,”王羽坦言,有大半年时间,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她顿了顿,“可能以前他们把我养大,也是这个感觉吧。”
王羽今年35岁,老家成都,高中时来美国读书,如今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家族办公室做职业投资人。像所有生活在海外的独生子女一样,她年少时与父母分离,在三十而立后,跟父母重新连接,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微妙。面对父母语言的障碍,他们通常要比在国内的同龄人,更早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那时候她就像我的拐棍,我的翻译机,我的嘴,我的脚。”张丽也体会女儿的不易。
来了不久, 这对母女在纽约长岛买了独栋别墅。张丽辛苦了半辈子,她觉得是时候讲求些生活质量了。出国前,张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疼痛科做护士长。这所全国数一数二的医院,疫情期间,接受了大量病人。张丽更是“战斗”到自己即将起飞离开中国的前两天。那时她不得不离开,因为再不入境美国, 她的绿卡将被面临吊销。大洋彼岸,有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独生女儿等着她。
买了房子后,安摄像头、整修屋顶,女儿王羽一个人拿着电钻爬高下低。母亲来后,王羽感觉比一个人时忙碌多了。但她也发觉,妈妈来到美国后,纽约这座城市第一次给了她“第二故乡”的感觉。平时她自己还住在曼哈顿的公寓中,但时不时去长岛看看妈妈,冲妈妈“发发牢骚”,这给了她更多的心理支持。
“要给爸妈设goal(目标)。”在微信群中,王翔转移话题,缓解讨论群中焦虑的氛围。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的爸妈和岳父母轮流来美国。他给父亲设立了一个“虚拟货币挖矿”的每日任务。同时给他的中长期目标是“考驾照”。父亲很认真执行任务,每天保证挖到金币。在实现了中长期目标后,他大大表扬父亲,全家去华盛顿看樱花庆祝。“(自己)要当个manager(经理),他补充,“爸妈是下面的组员。”
王翔这套“管理学”理论,让群里不少人大笑,大家纷纷说下次父母来,也要这样给他们“派任务”。比起父母的语言障碍,或许让这些海外独生子女更费心思的,是重新思考和父母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隔阂,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因过去长久的分离,更难跨越。
“我确实是在中国长大,但其实多一半的生活已经是在美国。”王羽想了想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更西方化。”王羽认为,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主义,照顾好自己应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但妈妈则不是这样。例如家里有亲人需要帮助时,妈妈总是先想到王羽。需要她来帮看英文资料,一个电话打过来,“马上今天晚上就必须要看”。
王羽说,她给妈妈解释,自己在外面开会,工作要到晚上八九点,吃过晚饭后,回家已经精疲力尽,如果提前一周告诉她,她会把时间安排好。“在她眼中我就是她的小孩,她需要时,我理所当然随时都有空。 ”王羽无奈地说,“我也乐意做,只是有时觉得太多,也完全没时间来安排妥当。”
“(老人家)边界感不强,房子小人多了活动不开。”王翔在微信群里继续发言,他父母来了八个月,他动念要换大房子,群里马上有人附和,“不要住一起”。
王翔所指的,除了物理空间上,更多地应该是心理边界感。《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一文指出,社交边界感已成为青年的新需求。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相互扶持而不束缚”。在接受歪脑记者采访的独生子女中,“没有自我空间”,“生活习惯差异大” 是他们最常提到与父母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一些人会因这些问题跟父母不欢而散。
"我会非常主观地竖起一座墙。" 刘阿纯在群里分享。她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华人聚集区费尔法克斯(Fairfax),妈妈和继父在国内已退休,也是候鸟父母。她说,多年来她一直跟妈妈强调,“你来了美国,来我家做客,这个房子里有且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和我老公。换言之,我回国到你家,这个家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你和你老公。” 她说,因为彼此尊重“房子的主人”,现在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
努力跟孩子“断奶”,以及“抱团取暖”的父母
事实上,和儿女们之间的分歧,父母们也并非全然不知。他们也在试图与儿女和解。冯爱华的儿子也在高中时来到美国。12年里,她来美国看望儿子三次,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也更包容了。她吃素食,平日很注重养生。但儿子抽电子烟,喝啤酒,吃夜宵,全是自己禁忌的。从前,她会忍不住大声指责,和儿子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她想通了。有时,甚至会主动递给儿子酒杯。“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了,我为什么要去制止他呢? ”
张丽来到美国后,也渐渐明白,和女儿剥离后,“她应该是个独立的个体,有她独立的生活。”在采访中,这位职业女性说话多半干脆利落,此刻露出少有的温柔,她放慢语速,“其实断奶是我跟她断奶,她现在是不需要我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前,张丽刚从诊所回到长岛(Long Island)的家。下午三点多,495号公路上,下班通勤的车辆已堵得水泄不通。张丽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快速查看地图,如今的她已能熟练使用谷歌地图,在公路和辅道上来回穿梭,试图找到回家的最快路径。堵车时, 她还顺道用谷歌翻译,查了个新单词"meal",就写在前面送货的卡车上。张丽得意洋洋地说,女儿最近表扬她,以前只能蹦单词,现在会说句子了。
其实,按女儿原本的计划,妈妈移民美国后无需再为生计奔波。王羽属于高收入人群,为妈妈养老不是问题。但张丽闲不住,也爱学习,她想出去赚些生活费,为在美国养老有保障。她去学校,学习护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去考了个抽血师证,现于纽约一家诊所工作。
张丽算算,要在美国工作10年,才能享有美国的退休福利。中国正常退休年龄比美国早至少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移民,在中国过了退休年纪后,来到美国后仍能合法工作。但因语言障碍,大多无法再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大多只能选择跑Uber,送外卖,在中餐馆打工,做保姆。刘玲来美国不足一年,为补贴家用,她开始做华人家庭的月嫂,“我的同龄人都在老家天天打牌,”她推着婴儿床跟记者比划,“我估计再要奋斗十年。”
这边,“候鸟父母”的儿女们在微信群中的讨论仍在继续——如何帮父母在美国保持忙碌?刘阿纯的父母很喜欢户外运动,把华盛顿周边的森林公园转了个遍。还有人鼓励父母“二次创业”,在家里开个中餐私厨外卖。也有人说要送爸妈去华人教会。
无论是做候鸟还是定居,这些海外“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以孩子之名离开故乡。他们都需要思考,在这边土地上,如何重建自己的晚年生活。重返工作岗位的“张丽们”自学英文,回归社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断奶”。除此之外,一些人“抱团取暖”,寻找社群,开启自己的移民新生活。
这是马里兰州盖瑟斯堡(Gaithersburg)的社区活动中心。上午9:18,64路公交停靠在路边,三五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下了车。他们都是华人,有的戴着蓝色口罩,有的背双肩包,里面塞着球拍。停车场上已有20多辆车。每周,有近百位老人在此聚集,学英语、跳交际舞、唱K、练书法…享受着除家庭外,在美国少有或仅有的社交时间。
右边的一个小教室,此刻已被改造成个简易的唱K之地。两位伯伯,举着话筒,前面的小电视上放着费翔《故乡的云》的MV,旁边坐着三位阿姨,在一旁叫好,他们陶醉在歌声中,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接着, 他们又轮流唱起革命老歌,激情高唱,又控制着音量,以免影响到对面篮球场上打太极的同伴。而他们前面的黑板上,则用中文圈着“完成式”,这是上堂英文课留下的痕迹。
《美国新老年移民:挑战、应对和干预策略》提到,除去语言和文化障碍,老年新移民的情绪健康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近年来,在华人聚集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华人群体,向政府申请注册非营利组织,为老年华人提供各项服务。规模大的有固定的办公楼,规模小的会借用不同场地。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
约半个钟头后,两个伯伯一人拖音箱,一人抱电视,从教室出来,他们走过拥挤的过道,老人家们在这里用中文亲切打招呼,谈笑,然后奔向另一堂课。歪脑记者跟他们谈天,问他们两位选择歌曲的缘由。他们笑笑,一时说不上什么。“唱这些歌,会让我更爱国”,几秒钟后,一位戴鸭舌帽的伯伯说,“是中国,”他补充。他祖籍福建,十多年前和妻子移民,帮女儿照顾外孙。一晃,外孙就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我们这个年纪,肯定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这些同龄人就在一起。”他双手交叉挽在胸前,头转向旁边圆桌坐着的几位老爷爷,“你看,大家就抱团取暖。”
两位工作人员在另个桌子上,整理餐票。老年活动中心的福利之一,是提供低廉的午餐。通常针对60岁以上持有医疗保险的移民,根据各州老年营养项目(Senior Nutrition Program)等政策,可享用政府补助的0-10不等美金的优惠午餐,这里是2美金。
并非所有人都符合条件用餐,但住在附近6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一次性缴纳5美金会费,就能来参加所有活动。“我们这里是用爱发电啊”,这里的一位负责人祖籍台湾嘉义,脖上系着蓝丝巾,瘦小精干。她这样说。“在家只会抱着Ipad看电视剧,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些。“她说话时,眼睛时不时瞟一眼四周,确保老人们的安全。在这里,从老师到社长,大家都不拿薪水,是志愿服务。
华美老年协会的官网写着,“大华府地区地区有万余华裔老人,多是退休来后美国依附子女。不谙英语,不会开车,寂寞孤独在所难免。华美老年协会应运而生。”在这个颇为复杂的小社群中,他们互相称呼,混杂着英文名,微信网名和中文名,彼此间维系着不深不浅的关系。一位老成员说,“我们华人,到底还是围绕着孩子转啊。”
而生活在华人少的城市,冯爱华就远没有那么走运——这里没有成规模的华人社群组织。她和老伴都不会开车,大部分时间,除了儿子带着去外地旅游, 他们都呆在家中。给儿子做饭,照顾他的两只狗和一只猫,业余时间还学学种菜,而更多的时间,是刷微信。冯爱华说自己耐得住寂寞,但老伴却觉得实在难熬。她安慰老伴,也安慰自己,“以前人说,父母在哪儿哪儿是家,我觉得,孩子在哪儿哪儿才是家。”
“候鸟父母”飞不动时栖身何处?
自打跟丈夫结婚后,刘阿纯就开始思索自己父母养老的问题。“我是不可能放弃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的。”刘阿纯是土地开发方向的工程师,她和丈夫都喜欢美国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不愿回国发展。
如何给父母养老?在北美华人论坛一亩三分地中,关于“父母养老”,常是热门话题。不少海外独生子女觉得困惑,恐惧,甚至觉得无解,因为症结首先在于,父母是否愿意来到美国?不少人提到,父母常觉得美国的生活无趣,甚至像“坐牢”。
刘阿纯每每和父母提起“养老”, 她发觉父母的态度好像并不在意。旅游,做社区志愿者,跑马拉松.……刘阿纯给记者数算她父母退休后的生活,“他们就是很享受当下,并且身体好。在国内不肯出来。”但她也带点气恼地说,“但我得替他们考虑,他们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刘阿纯的计划中,父母申请到美国身份后,可以申请低收入医疗保险,俗称白卡。 或用他们在国内的资产保税,申请联邦医疗保险,又叫红蓝卡。大多新移民的医保无外乎这两种。为了父母生活方便,他们也会考虑搬到华人密集的城市。“但我强烈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想过来,我觉得他们会选择进养老院,而不是来到我身边。” 刘阿纯也做了最坏打算——如果父母真的不愿意来,她最多能请长假回国照顾半年。“独生子女嘛,养老院我的手伸不到那么长,我怕他们的晚年生活没保障。”
让张丽决定“奋身一跃”来美国的,正是独自躺卧在病床上的老人们。在中国当护士长时,张丽常常需要去探望从华西医院退休的老教授们,这些老人家孤苦伶仃昏迷不醒,一打听才知道,儿女都在国外。“他们现在的状况不就是我的将来吗?”张丽一面可怜自己,一面可怜女儿,“我的女儿,她没有弟兄姐妹啊。”
海外的独生子女,和国内的同龄人面临同样的烦恼,到了要承担“一孩政策”后果的时候了。父母和子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唯一。候鸟父母们心里矛盾,一边舍不得远在美国的独生子,一边又不愿放弃在中国熟悉的生活。面对自己渐渐衰老的身体,他们不得不考虑,飞不动时要栖身在何处?
“我们想去(中国)养老院,我们是比较接受的。”冯爱华说。前两次来美国, 她经历了儿子大学毕业、结婚搬家,这次总算和丈夫一起,住在了儿子的别墅里。“有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但要我说何必呢?你去养老院,孩子们是不是也很放心?” 她跟记者推理。她的母亲就住在国内的一家养老院,她和哥哥轮流照顾。
《老年移民的孤独感,移民年龄和抑郁:一种调节效应》一文中提及,家庭关系对于老年移民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既能成为压力也能成为支持的来源。对冯爱华来说,儿子亦伟的园艺生意刚起步,儿媳妇又怀了孕,辞了工作专心备胎,“正是用钱的时候”,冯爱华不想给孩子添加更多经济负担,趁自己身体好,能两头跑,她就不打算定居到美国,连绿卡都不想办。冯爱华和先生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医疗福利齐全,“干嘛要来这里白花钱?是不是?”冯爱华反问记者。
每每儿子提起要把他们接来美国养老,她都只是笑笑:"来给你们看孩子没问题"。冯爱华说自己只当他们说的是玩笑话,“以后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说吧。”她列了一个“五年计划”,她要再做五年的"候鸟",帮儿子儿媳看孩子。能回国时,"我还回去过正常的生活。" 冯爱华若有所思:“嗯,国内的生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王羽,冯爱华,亦伟,王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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