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力比多回到力比多：克莱恩理论在1923-1945年的变迁

早期（1923-1928年）：力比多期，泛性论比弗洛伊德还夸张。克莱恩在儿童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看到了性器关联的，俄狄浦斯式的性欲。最早期，连每个几何图型乃至数字对于儿童都有各自的性象征，因为圆象征阴部，竖象征阳具，而“做”一次除法差不多可以被看成是“做”一次爱。稍微长大一点后，儿童开始接受历史教育，他会不自觉地把战争联想到性行为，而地理课上接触到的所有术语则似乎是在描述母亲的体内结构，进而诱发新的性欲。音乐就是父母交媾发出的响声，就连说话也可以类比性交：舌头就是阳具，嘴巴就是阴道。儿童的力比多之所以这样无边无际，是因为儿童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探索者，而上述这些动力，甚至在婴儿牙牙学语之前已经非常强烈了。在母亲体内的记忆和“围绕母亲身体的秘密”（暨性）构成了婴儿认识新体验的范式，这一时期体会到的失望，恐惧和沮丧形成了伴随一生的焦虑，因此这些焦虑的实质都是对被阉割的焦虑，所有心理疾病的源头都是最早年被压抑的性冲动的产物。

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克莱恩将俄狄浦斯期移到了更早（上文已经提到），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期是婴儿性欲发展的完善，而克莱恩则认为俄狄浦斯体验发生在1岁也就是断奶期左右，婴儿对母亲身体的“占有”被打断，这个时候婴儿已经朦朦胧胧中意识到了父亲对于母亲的“占有”是通过阳具实现的，也就是说婴儿已经从口欲期过渡到了性器期。克莱恩甚至认为食物，粪便在俄狄浦斯期婴儿面前的时候都被后者联想到了父亲的阳具（见下文）。与俄狄浦斯期一同被提前的是“超我”的出现，弗洛伊德认为“超我”形成在俄狄浦斯期的尾声，为童年点上了一个充满压抑的句号，而克莱恩认为“超我”发生在生命的更早阶段。

中期（1930年代早期）：攻击欲期，弗洛伊德把攻击欲当作一种独立的能量，就像死本能独立于生本能，而克莱恩一上来是把攻击欲当作是快乐原则的一种衍生（婴儿对于母体的快感和认识），而进入30年代之后，克莱恩则把攻击欲视作一种对母体占有，控制甚至不惜施虐乃至摧毁的本能。随着对于攻击欲理解的改变，克莱恩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定义也从追求快乐，回避惩罚变成了对于权力，毁灭，报复的追求。也就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力比多变成了一个问题，婴儿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对于父母惩罚的恐惧演变为了复仇欲，进而构成了童年心理活动的核心——偏执焦虑。动力从“好奇”黑化成了“征服”。

这一时期，克莱恩另外两个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幻想和内部客体。在弗洛伊德看来，幻想是对直接满足的代替，发生在后者遭遇沮丧之后。而在克莱恩看来，幻想并非满足的代替，而是伴随着满足，克莱恩甚至认为，心灵生活的所有实质都可以找到某种形式的幻想。弗洛伊德把内部客体定义为：想象中父母的声音和图像，是“超我”用来解决俄狄浦斯危机的工具，而克莱恩则坚称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婴儿对于父母充满着施虐的幻想——所有可以在母体内或者可以进入母体的东西：子宫，粪便，阴茎都是他要占有的对象，报复他不能参与到父母交媾中的无能。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婴儿开始区分自身和母亲体内“好”的部分与“坏”的部分，通过“好”的来压制“坏”的，最后确保自身的“好”不被外界的“坏”所伤害。

晚期（1930年代后期-1945年）：回归力比多期。这一时期的论述重点已经从经典动力学派关注的感官，快感和性驱力转向到了一个全新的位面：“爱”的复杂情绪和“补偿”机制。要说”补偿“机制，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克莱恩对于“偏执-心位”的描述：婴儿通过隔离“好的”客体的意象与“坏的”客体的意象来达到防范危险于未然的目的，而这种隔离行为也构成了婴儿最早的焦虑体验，直到接近2岁的时候，婴儿才学会“内化”客体，“坏妈妈”和“好妈妈”其实是一个“妈妈”，两者合一给婴儿带来的忧虑和恐怖，已经完全淹没了前期的偏执-焦虑体验，如果说偏执-焦虑体验针对的是自体被外界摧毁的可能性，那么此时婴儿体会到的是抑郁-焦虑，抑郁-焦虑关乎的是自体对于“我”摧毁世界的可能性，比如：在口欲始终无法的沮丧中，婴儿开始胡思乱想：“这个世界是不是本来就是空无一人的？”这个时候，婴儿就开始进行幻想中的“补偿”了：第一步就是重新幻想一个美好的“母亲”，第二步，通过这个“母亲”来重建自己对于世界的全知全能，克莱恩强调，婴儿的“补偿”可以视作是一种真诚的爱和忏悔，或者说是对于母爱的感恩。这个时候的客体关系不再是动力对于满足的贪婪索取，而是一种真正的“人”际关系。就像弗洛伊德对于忧郁的描写一样，克莱恩也强调抑郁-焦虑一经内化就是伴随终生的，因为失去的已经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体的一部分，正如普罗斯特所说，“塞纳一死，我感觉我生命的一部分也跟着一起死了。”对手之间都是如此，何况至亲至爱？因此，如果你相信克莱恩的理论，那么你也应该相信，人的成长就是从仇恨，恐惧到热爱，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