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擁抱希望,必先了解絕望」——訪《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晋

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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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構思《白日之下》的劇本到電影上映,簡君晋籌備了超過五年。香港電影開拍困難,新導演的劇本被電影公司拒絕是常態,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更加難尋投資者。他笑說籌備《白日之下》期間從來沒有擔心電影無法開拍,「因為一直都開拍不到。老實說,我覺得與其花心力去擔心,不如堅持去令這件事發生,做好自己可以控制範圍內的所有事情,等到有機會來的時候能準備好。」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王瀚樑

日光之下無新事,電影《白日之下》中的故事也並不新鮮,電影改編自2015至2016年間,香港傳媒揭發一連串殘疾護老院舍院友被虐待、性侵的真實事件。電影中余香凝飾演的偵查組記者曉琪,以臥底形式潛入院舍,揭發院舍內的非人道生活,從中映射出香港千瘡百孔的照顧者政策、監管乏力的院舍制度。由可見的肢體暴力,到無形的制度暴力,不公義的事情每天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電影的故事並不新奇,現實比電影更加荒謬。但《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晋想透過電影說的,不是荒謬,而是堅持。「現實縱使是這樣,但仍然有很多人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去追求真相,他們的堅持,是我最想寫的東西。」

不抱持任何希望,同時全力以赴

訪問期間,簡君晋輕聲地問:「觀眾看完電影後,會不會有很強烈的無力感?」其實使人感到無力的,從來不是電影,而是電影院之外的現實。簡君晋坦言《白日之下》的創作意念源自於近年多宗有關殘疾院舍的報導。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殘疾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兩度被控性侵智障女院友,記者揭發「康橋之家」內環境惡劣、人手不足,八個月內有六人離奇死亡,包括一名自閉症兒童在院舍內開窗跳樓喪生。位於大埔的「劍橋護老院」,則被揭發員工將長者衣服脫光,在露天地方等候洗澡,毫無作為人的尊嚴和私隱。上述事件均引起社會轟動,但最終張健華的性侵案件因事主未能出庭指證而獲撤控,只能透過家屬作出民事索償,至今仍未判決。「康橋之家」則被社署釘牌,但當中的院友竟然只能遷往同一集團旗下另一間護老院,面對著同一批員工。「劍橋護老院」同樣不獲社署續牌,之後其創辦人轉而出任另一護老院董事。如果說電影使人無力,也許只是因為它令罪惡顯得赤裸,使人​​不敢直視也無從迴避。

世界如此絕望,簡君晋說,電影雖然如現實灰暗,但到最後,他刻意保留了希望。在電影結尾處,一眾記者在陽光之下的身影,令人聯想起時至今日,仍有一眾記者每天在法庭內報導新聞,為大眾寫下歷史的初稿。簡君晋形容,希望的存在,不是基於世界已經發生任何改變,亦並非因為覺得「明天會更好」,而是一種態度。「縱使現實跟你說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哪一刻才是改變的開始,但你仍然會對抗這個殘酷的現實,那種才是希望。要擁抱希望,必先要了解何謂絕望。希望是明知沒有可能的時候,仍然保持意志。」

魯迅曾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下「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抑或絕望,並非取決於現實的狀況,而是人的心境和選擇,而人往往如同鐘擺在兩邊之間搖晃,電影中的記者同樣如此。戲中由朱栢謙飾演的偵查組主管曾對曉琪說,「 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你只是個記者!」而新入職記者則說,「可能我們試過一千次都沒用,但說不定這次就能改變。」而不論他們是相信報導能否改變世界,他們始終在追求真相。 而曉琪同樣徘徊在兩者之間,她的報導曾被質疑沒有證據,只是「誤導」,在她追尋之下終能引起全城哄動,仿似讓她看見希望。但即使證據確鑿,因為事主無法出庭,罪犯卻得以逍遙法外,甚至聲稱自己才是受害者,一切又再陷入絕望。但電影最終都是歸於她的選擇,她所選擇的,是「公義和善良」。

要到絕望才望見希望在人間

或許在戲院觀看《白日之下》的觀眾,看到電影的最後,會發現自己其實也如同一眾無家可歸的院友,在醜惡的社會中無處容身,每天被逼接受各種不公與屈辱。同時亦是電影中的曉琪,曾經竭盡所能,最終卻是發現無法改變世界半分。電影中還有一句對白,「你覺得十年之後,還會不會有記者?」護老院連續被揭發醜聞至今還不到十年,被「釘牌」的護老院數量,比已結業的媒體還少。現實中被起訴的不是護老院院長,而是新聞工作者。當年親身跟進殘疾院舍報導的偵察記者,今日大多已不敵現實選擇轉行。走出影院的一刻,重新面對真實的世界,不禁思考「這個世界會好嗎?」

而簡君晋在電影中探討的,不是現實世界是否能被改變,而是人在未知與困局當中,所作出的選擇。「有些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擇善,只是因為不想有報應。但如果這個世界並非如此呢?如果善不會有善報,惡不會有惡報,人為何還要選擇善良?這個世界所以會進步,便是因為有一些人,總是不安於現況,願意逐少地推動它改變。」就如魯迅筆下描寫的鐵屋,在大部分人仍在熟睡的時候,有人會選擇驚醒其他人,叫人去面對崩壞中的世界。我們不知道他們會有甚麼下場,但是「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正是因為有人在絕境之中選擇堅持,讓這個世界始終存有改變的希望。就如《白日之下》的存在本身,已是在告訴觀眾,「希望」如同電影故事一樣,並非純屬虛構。

由構思《白日之下》的劇本到電影上映,簡君晋籌備了超過五年。香港電影開拍困難,新導演的劇本被電影公司拒絕是常態,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更加難尋投資者。他笑說籌備《白日之下》期間從來沒有擔心電影無法開拍,「因為一直都開拍不到。老實說,我覺得與其花心力去擔心,不如堅持去令這件事發生,做好自己可以控制範圍內的所有事情,等到有機會來的時候能準備好。」在電影苦無投資者,看似開拍無望之際, 簡君晋碰巧遇上電視台監製邀請,他轉而與《白日之下》的兩位編劇李卓風、唐翠萍創作了《IT狗》,結果大受歡迎。其後《白日之下》的劇本輾轉間落到天下一電影公司手上,獲古天樂的肯定後得到投資者支持,電影才得以順利開拍。

經歷過苦無出路的困境,簡君晋最深感受的,是身邊人對他的支持。「一沉百踩容易,雪中送炭很難。但在我一直被人拒絕的時候,總是有些人不知何故地支持我。尤其是身邊的兩位編劇,中間這麼長時間都開拍不成,其實他們隨時可以跟我不搞了。還有電影的監製爾冬陞,一直都支持我做這件事。另外一位聯合監製陳偉楊同樣一直希望能開成這部戲,有時候其實是我放下了,反而是他去提醒我。我很感激身邊有這些從來沒有放棄的人。」

不被世界改變的小孩

就如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一句,「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或許要經歷過絕望和困境,才會真正感受到殘留在世間的善意。對簡君晋而言,「奇幻」的不僅是《白日之下》得以開拍,而且他還可以遠赴意大利,在已故電影配樂大師摩利哥尼(Ennio Morricone)所創辦的錄音室Forum Studios Roma之中錄製配樂,更邀請到意大利電影交響樂團的的樂手為配樂演奏。這一切機遇,也是源自簡君晋對電影的堅持。「電影中的配樂我們刻意地不要過份煽情,是透過平靜的音樂帶出澎湃有力的情感。我和為電影配樂的朱芸編覺得,電子合成的聲音無法取代到真實的樂器。但是在香港做這件事很困難,於是我們覺得那不如飛去外國錄吧。而我是很受意大利的文化和電影所影響的,摩利哥尼所配樂的電影,很多都對我影響深遠,例如《星光伴我心》、《一個快樂的傳說》,於是我們發電郵去他的工作室詢問。不料對方聽了音樂,了解過電影的故事後,替我們想了一個很合理的價錢,令到這件事得以成真。」簡君晋笑言遠赴意大利錄製配樂這件事很「任性」,不過言談間他的興奮之情依然溢於言表。作為觀眾即使不知道箇中原由,相信亦會對《白日之下》之中細膩而真實的音樂印象深刻。

電影《白日之下》的命運,也許如同當中的角色一樣,在絕望與希望之間徘徊。不少觀眾看過《白日之下》後,會聯想起2011年的韓國電影《無聲吶喊》,這部電影同樣取材自真實事件,講述殘疾人士在聾啞學校中被性侵、虐待的遭遇。電影上映後,在韓國社會引起極大迴響,成功令外界重新關注案件,甚至促進了相關法案的修正,令原本被判緩刑獲釋的涉案教職員被改判入獄12年。《白日之下》是否也能為受害的殘疾院友尋回公義?簡君晋坦言這是他「心底裡一個很天真的願望」。不過就如《無聲吶喊》中的對白,「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去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沒有人能預示世界是否將會發生改變,簡君晋不知道他的電影是否能改變世界,但有一件事是他所確知的。「電影改變了我,我仍然很喜歡電影。」他每當感到灰心失意的時候,都會想起《星光伴我心》當中的一句對白:「無論你將來會做甚麼,都要很愛你所做的事。就如小時候你深愛著放映機一樣。」不論世界會否因他而改變,他還是那個流連在漆黑影院之中,深深愛著電影的小孩。

場地提供:1881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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