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

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这件事，我只能跟你说。

它一直在阻止我，它不想让我走。

此刻，我的窗外正下着雨，湿漉漉的树叶下垂，沥青路面积起了水，明晃晃的天空划过一只乌鸦，像一颗不详的炮弹坠入远方。

请听我慢慢说，请不要急，否则，你可能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很快就厌弃我这个毫无根据的故事，等到下一次我再冷静下心神来，不知道会是何年何月。

我现在住在苏州，租了一间卧室，这间卧室同时也是我的书房，我在这里虚耗了半年的生命。早晨醒来，开门正对洗漱台，靠左就是卫生间，洗漱后回房间，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我便像石像一样凝固在这把灰色的布椅上了。我朋友曾经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如何，他是个大忙人，刚谈完一个项目，在北京闲的无聊，邀我来找他玩。我当时支吾着想回答，却什么也说不出，以至于口水淤积在嘴里。当时的我反复地在脑海里问自己：你想说什么？现在回想，我可能是想求救，我想找一个人，比如他，我想对他说：“我被困在苏州了，救救我。”可是，虽然我们是朋友，我却并不了解他，他也并不了解我。我该怎么让他相信这件事，这件我要跟你讲的事：我一直被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是，某个完全无法描述的生命，长久地窥伺着？它一直在一个盲点注视着我，笑话着我，可怜着我，诱导我走向毁灭。我完全找不到证据，我无法证明它存在，我甚至无法说服我当时那颗紧张到衰微的大脑。我应该怎么去描述我的现状？又怎么去指望他可以相信，甚至理解，甚至愿意帮助我，战胜这样一个影子一般的敌人？我没有人可以说，连你也是，但我现在只能跟你说，我没法照顾你能否理解，是否相信，我得趁着现在神智尚清，还能从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记忆中抽出一些关键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些证据能不能说服你，说不定你和我同病相怜，但如果我放掉这次机会，或将永远没有办法再阻止这场经年累月的折磨了。

我必从小学讲起，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它。我从小一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乖孩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听话，不是吗？最听话的学生就是班干部，其次便是少先队员。整个班上，几乎一半的孩子都会加入少先队，我至今还记得，没洗过的纯棉红领巾硬邦邦的。你戴过红领巾吗？小学的时候，成绩最好的学生最早带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我们在国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事业吗？说不定知道，但那时应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都得为它奋斗终身。小学时，当上少先队员还是一种荣誉，等到了初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即使是班上智力有问题的同学，都要和周围这些欺凌过他的同学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除了红领巾，我们这里的班干部还会根据官职的大小，在肩上佩带画有红杠的方片。班干部就是老师的猎犬，负责跟老师打报告，惩戒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因为老师只信任乖孩子，而他们就是乖孩子。

我也是乖孩子，但我曾经逃过学，或许就是因为逃学的缘故，我才被它盯上，这场漫长的诅咒才从此开始。我早已记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受不了呆在教室里了，但这无关紧要，不是吗？毕竟，有人不想呆在教室，稀奇吗？准确地说，想离开教室这种想法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因为扩建，挖掘机拆掉了学校北面的围墙，每天白天，高大的挖掘机都会在废墟上作业，下课后我们跑过去围着看，看那些曾经牢不可破的白墙，如何像巧克力一般被黄色的机械臂轻松推成碎片，化作散落满地的红砖。这是最好的逃学路，那个午后，我站在燥热而静谧的工地前，高大的挖掘机呆在废墟上，烟尘早已消停，午后的整个学校都和教室一样，闷热，死寂。望着一步之遥的外界，我回头了，我不敢跨出那条曾经存在的围墙，如今残存的墙根。但我也不愿意回教室，于是，我逃到了校园里人烟稀少的旧美术楼，我顺着楼梯想去天台看看，但通向天台的楼梯尽头被铁栅栏门锁住了，栅栏门边摆放着各种精心照料过的盆栽和花卉，不敢相信，这栋从没人光临的大楼楼顶还有园丁在修缮自己的小花园。我就这样靠在冰冷的铁栅栏上，背对着天台和那座花园，低头观察楼梯上灰尘的纹路，墙壁上掉落的油漆组成的图案：他们有的像女人的脸，有的像坦克，有的像一匹马，我便开始用这些杂乱无章的元素编故事：女人开着坦克撞死了一匹马，马的灵魂跑到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沙包，一个骑自行车的猴子说这是他的沙包，感谢了这匹马后，猴子提出愿意带马的灵魂下阴曹地府登记转生。故事越来越长，能看出形状的灰烬却数不胜数，我开始哭，因为我记不起来了，我找不到哪颗灰尘是那个开坦克的女人，不知道那匹马之前究竟丢了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

它就这样出现了，平白无故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抬着头看着我，它戴着亮丽的尼龙制红领巾，肩上还有红杠，它的脸漆黑无比，我根本想象不出来它的样子，它是男是女？我看着它向我走来，仿佛老师带着戒尺向我走来；高年级的混混拿着裁纸刀向我走来，我的父亲提着空酒瓶向我走来，我的母亲一边哭一边无力地扯着父亲地袖子。我下意识地往后蹿，却只能撞到铁链紧锁地栅栏，我便抓着栅栏不住的摇晃，用自己的身体去撞，虽然我知道就算是我撞开了这扇门，我也只能登上没有退路的天台花园。即使我登上了天台花园，我也逃不出它的手心。但这又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只能去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我听见它停下了脚步，开始静静地窃笑，当我回头看时，它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听见了远处的呼唤，我擦了擦眼泪，从下一层的阳台望向小学中心的操场，我看见几个同学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跑，边跑边喊着我的名字，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给谁打着电话。我突然感觉很可笑，我已经“逃学”半天了，怎么可能还在学校里，你们为什么还在学校里找我？对啊，我怎么可能还在学校里，它呢？它不是班干部吗？它为什么没有去告诉老师，我就窝藏在这个旧美术楼地顶楼，被铁栅栏门拦在天台前，它尴尬地告诉老师：我找到他了，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蹲在那栋楼顶的楼梯间里，用手指戳着台阶上的灰尘画画，我都不知道他是究竟是想逃学，还是肚子疼来美术楼上厕所忘了回去的路？

渐渐地，校园里的呼喊声小了，我看见老师们急匆匆地离开了，再接着，校园里开始嘈杂起来，学生们涌出教室，排队放学，家长们黑压压地围住学校大门，再过半个小时，校园里便只会留下竹扫帚和水泥地摩擦的飒飒声。天空越发泛黄，太阳被吸入地平线，夕阳的最后一缕红光射入那扇推不开的铁门，照亮了那些在空气中飞舞的尘埃。它们在丁达尔效应下得以显现自己的平时不可见英姿，为我这唯一的观众卖力地起舞。

对不起，我讲了太多无关的东西，可是对于它这样的东西，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有关的呢？你说足迹？指纹？他的存在本身就让我怀疑生活是不是一桶勾兑的工业酒精，我仿佛深陷在某种骗局之中，只依靠一些中子星脉冲般短暂的快乐不断地，心甘情愿地毒害自己。每当我感受不到自己活着时，我便永远想不起它的存在。这是它施下的某种诅咒吗，一种和情绪绑定的观察者效应？在这场漫长的毒杀中，我只能在一些短暂的清醒瞬间才能看见它的影子，或者声音，或者表情。它总是窃笑，对啊，一种让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窃笑，仿佛它早就从我的胸腔取走了肋骨，而我却一无所知，接下来的它只需要静静等待，我马上就会抱着胸口在疼痛的折磨中打滚。二十多年了，直到如今他仍然不放过我，从故乡跟到苏州。

此时窗外正下着大雨，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就在我准备出门爬山的今天，这场雨草草开场，正好足以逼我拿上已经晾干的伞，回来时再脱下沾雨的外套和湿透的马丁靴，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我得把湿漉漉的雨伞撑在卧室边的阳台。当我睡着时，我可以想象的到：伞上的雨滴闪着微弱的月光，悄悄地聚拢，吹落，滴在阳台地瓷砖上，等我明天走上阳台，这些水滴会再次沾湿我的鞋底，把我的足迹刻在卧室内的木地板上，像某种魔鬼一样记录下我在这间小房子里绕圈地生活。这无疑也是它干的，一次胜利者的嘲笑，是它降下了这场雨，把我锁在这座它早已计划好的监狱之中。

自从那时开始，我就没能逃出他计划的任何一步。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我逃，我逃过。初升高的考试上，我考的出乎意料地好，市里的高中因此伸出橄榄枝，这样我就能逃离隐藏在故乡人群中的它了。据舅舅说，市里的高中更好一些，为什么好？我不知道，只是舅舅说好。校长找我谈话，我并不惊讶——班主任已经给我打过预防针了，他说校长会挽留你，你是县里的拔尖人才，之后县里高考要靠你出成绩，你尽管拒绝就行。我和妈妈来到了从未来过的校长办公室，端坐在柔软的棕色沙发上。校长和教导主任开始口若悬河，讲述县里高中的教育奇迹，去市里没有必要。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知道这些话肯定说过很多遍了，每一个考得不错的孩子如果想去市里上高中，都会被这样拦下来谈心。我只是装做一个乖孩子不断地点头，装作自己很有礼貌，实际上心不在焉，一直盯着校长装裱的字，校长的楠木书架，校长的楠木桌，桌上的校长玻璃烟灰缸，看着普普通通的校长窗户，想看有谁会从走廊上经过。我期待有谁经过，看见我正在和校长对话，校长正在挽留我，挽留一个祖国的希望。

它就这样经过了。

在那个普普通通的窗框里，定格着它漆黑的脸。诅咒，毫无办法地诅咒，平时我永远想不起来它，我只能在那些尖促的瞬间才能回忆起千千万万个擦肩而过的它，它铃铛般的笑声，它脸上的笑意。我想起来了，在这所初中，几次月考时我都看见过它，它考的比我好，所以坐在我前方，时不时回头看看我，考试时把试卷传给我，我静静地接过试卷。考试让人紧张，两个小时总体无比短暂，但后半段往往又无比漫长。我会很快做完试卷，但我并不知道粗心算错的题目藏在哪里。我听见它的笔尖和纸张摩擦的莎莎声，我又害怕又紧张，用眼角的余光看过去，我看见它捏着一张小纸条，很多人都捏着这样的小纸条，我知道他们在对答案，只需要对一下答案，就能马上检查出前面的错误。我开始浑身发抖，监考老师在讲台上看报。我听见舒展纸团的莎莎声，我听见笔尖摩擦的莎莎声，仿佛耳朵里寄生的虫群纷纷苏醒，突然，我看见我的桌面上出现了一个小指甲大小的纸团，我抬头望向前桌，我看见它回过身子，那张黑洞一般的脸正对着我，不断地笑。

走吧！我对妈妈说，我吓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诧异了，自己跑出了校长室，我必须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害怕它，我怕它突然跑来戳穿我，告诉校长：“他特别想作弊的，要不是找不到成绩好的朋友一起传纸条，说不定早就开始了，你知道吗？上上次月考时，其实他…”是的，它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他直接告诉校长，我总觉得时间就会倒流，我会留级，必须重新参加这些我曾经参加过的考试。梦魇般的考试还有下次，下次会是什么结果？会不会有很多人考得比我好了，我得一次次反复地坐到考场里，一次次反复地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一种可能本就不存在的实力。那时，我抬头又会看见它，它回头看向我，冷冷地笑出声。我不想再见到它了，我确信，我深陷的这种古老的诅咒与我的故乡的土壤紧紧相连，如果我不离开这座小城，就永远无法清醒，如果我不能在生命破碎的间隙突然意识到这场漫长地屠宰时，就立马做出毫无规划的决断，我就必须反复经历这闪电般的痛苦轮回。

这个故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结束的，朋友。如果这样就结束了，我也不用像现在一样，更不用向你去求救，把你牵扯到这场无比虚假又无比真实的回忆中来。这场诅咒远远比我想象的强大。从县里到市里，短短一百公里的距离，对它来说什么也不是。我马上就能再次听见它的声音。可笑的是，我的听力向来不好，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喜欢抽孩子的耳光，有一天她抽了我后，我一侧的听力就逐渐衰微了。但等我逃离了故乡，来到市里的高中后，我那迟钝的听力又开始恢复了，或许是因为，如果你不仔细倾听走廊的脚步声，便没有办法抓住午休时顷刻的空闲，安全地读课外的小说。依靠着这短暂的半小时，我看了显克微支的火与剑，感受波兰草原上的铁蹄与利刃，我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一个人如何和自己对话。但这一切必须在它没有发现的前提下。学校里的午休，有人会来观察你是否已经熟睡。应试教育的设计非常野蛮，基于纯粹的经验，但最终给出的方案确实会精确到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的。按照要求，你睡觉的时间，就不应该擅自学习；按照要学习的时间，你不应该睡着。中午，所有人都睡了，而我还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没有催促我早起的铃声，那里的人不是因为要参加高考才骑上骏马赶路，那里的人无法阻止自己的爱与恨，他们痴狂地追求填补自己生命的缺憾，以至于献出自己千疮百孔的灵魂。但无论如何，我必须监听走廊的声音，如果被它看见，它是谁？我永远只能在这种时候意识到它，它仍然在我的身边，此刻，它就在走廊上踱步，故意用高跟鞋底把脚步声踩响，让我听见，它又故意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透过后门的窗口向教室里偷瞄，我低着头，眼睛也不敢继续睁开，书仍然摊开在腿上，假装自己已经睡着，我想看，但我知道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我会为我的目光付出代价。我不愿意关上书，我也不敢看，我便闭着眼流下眼泪，眼泪滴到字里行间，渗进厚厚的书页里，比我先读完了之后的故事。

我记得有天我睡的很晚，学校寝室里住了八个人，上下铺，灯熄了，同学们都睡了，漆黑的房间里，只有走廊上的照明灯，会透过门顶的小窗渗进些许黄色的微光。我睁着眼睛盯着那束光，耳朵细密地听。我又听见了脚步声，敲得很清脆，它在沿着走廊来回踱步，停在了我的寝室门外，我的头靠着墙，它也背靠在墙后，它很开心地在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笑，但这一次，我很羡慕它的开心，我好奇它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它对我的讽刺，但或许我越是这样想，便越没有办法在这漫无止境的征途中幸存下来，我听见它的手伸进口袋，像是在找打火机，仿佛要点烟，它也要用尼古丁麻痹自己吗？我听见翻盖的声音，这所学校没有人敢抽烟，我也从未见过谁使用除了塑料打火机之外的别的打火机，我羡慕它富裕的生活。接着，它开始窃笑，冷冰冰地窃笑，我看到门外的光开始变亮，无规律地抖动，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的燃烧；我闻到刺鼻地气味，房间开始变热，我开始流汗，我想从床上爬起来，大声高呼：着火了！快逃！但我却怎么也动不了。我看见火光顺着小窗反射在我室友们平静的脸上，每个人都还在熟睡，我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场火焰燃烧整栋宿舍楼，所有人都死过许多次了，每天夜里我们都葬身火海，只有不间断的死亡才能缓解这场漫长的痛苦，只有遗忘自己的死亡才能欺骗自己继续生活。它就这样在每天夜里，主祷我的葬礼，主祷我们的葬礼。

你知道蓝藻吗？我猜你应该知道，因为人教版高一生物第一册就有一张蓝藻的插图。蓝藻泛滥的时候，如同油画的颜料，会覆盖四十多公里长的湖面，我当时随着老师和同学们站在湖边，远眺着政府雇来的打捞队，驶向被布满金菊的草原一般黄绿色的湖面，有的船靠岸后，便把打捞来的残渣倾倒在江岸上。这场蓝藻的爆发没有任何的理由，整个太湖沿岸的城市都在向各个大学的环境学教授悬赏一个理由，导师骄傲地讲着有多少亿资金已经投入到了这场庞大的调研之中，他们必将找到那个可以背锅的变量。所以很明显，这也是它的杰作，空间并不能阻止它，

苏州浸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下，无论你是哪个朝代亭台楼阁的废墟残骸，或者是文革后重新修缮的仿古林园，这场年轻的雨都无情地拍打着他们苍老的肌肤。雨滴拍打着太湖石，它们原先也只是成块的石灰岩，在水底遭受激流冲刷得以成了现在千疮百孔的样子，如今离开了水底的激流，摆放在庭院里，也要遭受天雨的雕琢。如果今天降下的是酸雨的话，在重重地雨声之下？我或许还能听见细小的二氧化碳气泡逃离碳酸钙骨架封锁的声音。

写到这里的时候，雨已经小了，路上的小区住户不打伞了，黑色的路虎和白色的奥迪离开停车位。我能听见车胎和潮湿的沥青路面挤压的沙沙声。这也是它故意的，我猜不透它，我只知道，无论希望还是失望，都已然是它计划的一部分。我已经逃了很久了，不光是我在逃，我的父亲已经开始逃了，我的母亲也在逃，真是一条固执的基因，我不再像是某种独立的生命，而是一场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的接力赛中的某一棒，当我接棒时，我早已忘记了这场比赛进行到了什么阶段，谁领先谁多少圈。我只是不知终点的按着划好的白线狂奔。从县城到市里，再从市里到苏州，到底是谁在指挥我前进？是它吗？可我一直以来不是为了躲开它才这样像无头苍蝇一般，什么落脚点都没有找好，便开始止不住的狂奔的吗？大学里我已经完全无法继续找到它的影子了，这里没有红领巾，也没有会盯着我的后背窥伺的老师，宿管。我们寝室总是熬夜到很晚，打游戏，聊天，甚至煮火锅，白炽灯一直通宵亮着，我每天睡觉都会戴上自己的眼罩，耳塞。如果能封闭嘴和鼻子我就和世界隔离的话，那该多好，像一个兵马俑，或者木乃伊。每个季节都过的很快，每堂课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我开始觉得它已经离开我了，对我失去了兴趣。可我却仍然不能好好的生活。我仍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生命，每当我要做出决断时，总会听见自己心底的另一种低语，或许是另一个我，两个我在身体里面吵架，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但我不一样，另一个我从不路面，就仿佛窨井盖里突然钻出来的小偷，嘀咕一句，当我望过去时，他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另一个我总是使我焦虑，他仿佛是这个世界安排到我身体里的驻京办，不断地向我反馈着外界可能对我的看法：你的作业做对了吗？你的报告写得好吗？你觉得自己真的有空闲干这件事吗？这种寄生虫一般的意识已经无数次影响我的判断了。

对，就是这样，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它已经成为我了，我从来没有摆脱过它，它潜藏在我的记忆里了，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没法摆脱它，只要我一思考，便会为它提供生存的养料。多少次，我多么想向它投降，可我却连投降的方法也找不到，弓形虫会引诱老鼠去被猫吃掉，那一只老鼠应该如何向弓形虫投降呢？或许我只要顺从它就行了，不是吗，它就在我脑海里低语，如果我仔细地去聆听这低语……

如果我仔细地去聆听这些低语，我就有可能把他找出来，这场持续了二十年地战争还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是它干的，不是吗？不光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这场突如其来地瘟疫也是他手造的，春节的隔离，签证的停止，这些都是它的诅咒，你相信吗？它就在幕后一直窃笑着，它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我，阻止你！阻止我的这场逃离之旅，我越是感到绝望，他便越是开心。我必须继续下去，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在前进，还是它在前进，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在逃离它，还是我在追赶它，但我一定得继续下去，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趁我现在还是我，趁我还能回忆起关于它的故事，我要把这些混乱的记忆写下来，把这场瘟疫的源头记录下来，把这场灾难的元凶的样子素描下来。我一定会赢的。我必须看见它，即使我会双目失明，如果我看不见它，我就会失去一切，我要把光照进我自己漆黑腐烂的心房，连同燃烧我也必须要照出它的样子，然后和它扭打在一起，只有这样，我才能拿回那个它一直想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拿回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