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婦女、生命與自由」| 金馬達基金公告 No.54
2022年9月13日，22歲的庫爾德女性瑪莎·阿米尼（Masha Amini）因沒有用頭巾遮蓋住頭髮，遭到伊朗「宗教警察」（穆塔韋，مطوع muṭawwiʿ）逮捕並在逮捕三天後因頭部嚴重受傷而去世。事件激起了伊朗女性的熊熊怒火，多地隨後爆發大規模抗議遊行。在街頭，伊朗女性焚燒頭巾，剪掉長髮，抗議政府的獨裁暴力統治。
有作者寫道，「我們面臨著這些國家一摸一樣的困境，但更慘的是，我們都沈默」（《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實，伊朗從來都不是許多人印象中的「一潭死水」，對伊朗人而言，抗議的訴求與經驗經過日積月累，革命的發生絕非偶然。金馬達曾經試圖展現伊斯蘭世界的豐富性（《魯西迪的舊世界：光譜上的伊斯蘭》），本期金馬達精選往期文章，回顧伊斯蘭革命如何深刻改變了伊朗社會，重溫伊朗以及其他伊斯蘭國家女性的抗爭傳統。
伊朗革命四十年—— by @thucydides
帕薩指出，這場革命最後被原教旨主義者所收穫是一個偶然事件。如果從事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看，其實伊朗在現代化方面已經做得相當不錯，在伊朗，現代社會並不是一個被廣大落後保守的群眾所包圍的孤島。從革命時主要參與者訴求的世俗性來看，也反應了這種社會背景。問題出在革命進行過程中——霍梅尼以較高明的權術逐次打倒了自己的反對派，從而將伊朗革命伊斯蘭化了。既然如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神權體制就只是權力的後果，而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來做配合，這就給民眾運動的再一次興起提供了相應的心理、政治與社會空間。
說起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大眾的印象侷限於「推行過激的現代化改革的威權政府被傳統宗教勢力反撲」。然而，這樣的結論未必是事實**。**文章介紹了伊朗政治研究者米薩格•帕薩（Misagh Parsa）的《伊朗的民主：為什麼它會失敗，它又為何能成功》（Democracy in Iran：Why It Failed and How It Might Succeed）一書，剖析革命始末——革命成果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收穫的結局，並不能掩蓋革命開始時要求憲政民主的世俗性政治訴求。
摘下头巾，还是戴着头巾？—— by @深海小水母
出乎殖民者意料的是，阿爾及利亞的女性在革命中被動員起來，開始主動摘下蓋頭。這些女性開始從家庭空間走上城市街頭，在各個城市間傳遞消息和資源、放哨、移開殖民者注意。這些女性，被稱為「法蒂瑪」，或者「單獨走上街頭的女性」。這也不奇怪，那些參與革命的女性都自稱法蒂瑪，而且在此之前，女性若要走上街頭，都要有家族中男性或年長女性的陪伴。走上街頭的女性，一開始是結婚婦女和烈士遺孀，後來越來越多年輕女性也加入鬥爭。
頭巾是伊斯蘭女性權益的核心爭議話題。到底是信仰之下的個人選擇，還是宗教「洗腦」的產物？作者回顧了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摘掉頭巾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 Unveiled）一文，在這位後殖民主義學者和革命家看來，在殖民統治的不同時期，無論是摘下頭巾還是戴上頭巾，背後都可以是女性抗爭的力量。
阿富汗女性：革命与反抗之路—— by @女权之声
婦女的街頭行動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愈演愈烈。許多示威婦女帶著小孩，假裝去澡堂洗澡，把反蘇和倡導女性權利的小冊子藏在籃子里帶出門。許多當今的阿富汗女權活動家從那時開始參與到婦女組織中。1980年的春天，喀布爾各界婦女再次走上街頭，抗議蘇聯支持的政變紀念日。女學生們咒罵那些歸順蘇聯的阿富汗士兵，並解下自己的頭巾拋向他們。士兵向婦女開火並射殺了一個名叫娜喜達（Nahid）的女學生。她成為那一代人心中的抗蘇英雄，許多父母都給女兒起名「娜喜達」。
伊斯蘭女性不需要被拯救，她們從未停止戰鬥。文章回顧了阿富汗女性在戰亂、父權、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性別暴力的壓迫下所做出的反抗以及守望相助。女權組織阿富汗婦女革命協會的創始人米娜·克什瓦·卡馬爾（Meena Keshwar Kamal）寫道，「阿富汗婦女就像睡獅，一旦醒來，就能在一切社會革命中發揮出色作用」。
德黑蘭舊遊記：堆滿灰塵與秘密的20世紀—— by @马特
德黑蘭地鐵有專門的女士車廂，男人不能進，但女人能進普通車廂。早高峰時，普通車廂人滿為患，女士車廂全是座位，還有把腳放座位上靠著的。一個男人借了妻子的光進入女士車廂坐著（這是不允許的），他的朋友們發出曖昧的起哄聲。一些報道說伊朗的女權主義者認為設置單獨的女士車廂是一種不合適的隔離，呼籲女性乘坐普通車廂。
德黑蘭街頭的革命風格牆繪、諾魯孜節慶、愛國教育博物館、女士車廂⋯⋯文章作者刊出2019年前往伊朗的遊記舊文，在專制與保守、宗教與世俗的二元對抗之外，展示伊朗更加細節與豐富的面向。
伊朗：教师罢工抗议展示出前进方向—— by @中国劳工论坛
保安部隊在一些城市襲擊了教師，並逮捕了一些主要運動人士。總共有200多名教師和工會成員被逮捕。抗議者們在集會上高呼，政權的回應「無恥」，當局則在國會大樓前毆打並短暫拘留了幾名教師代表，包括教師工會檢察員 Rasoul Badaghi，並威脅要解雇其他人。然而，由於擔心 Badaghi 的被捕會引起反彈，當局被迫幾天後釋放了他。
2021年12月，以女性為主的上萬伊朗教師在超過100個城市發動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退休金水平，並獲得了超過43個獨立工會的支持。一次次的集體行動匯聚了力量與經驗，今天的伊朗，某種程度上來說並非偶然。
【國際視野之七】從革命到日常 阿巴斯的伊朗日記—— by @顯影PhotogStory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他影響至深。伊朗的君主制王朝被推翻，什葉派領袖建立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他的鏡頭紀錄下許多苦難場面，包括遊行示威的畫面、武裝的女性、前首相Amir-Abbas Hoveyda被處決死亡後的屍體，還有被恐怖分子殺死的政權理論家Ayatollah Moffateh由悼念的送葬者送往墓地等畫面，大部份畫面十分沉重。拍攝過程中，他試過被阻擾、也曾被要求不要公開照片，但他總會回答「一切是為了歷史。」
這位阿巴斯可不是那位知名導演，而是來自伊朗的攝影師 Abbas Attar。他的鏡頭記錄宗教對日常生活的滲透，以及生活在衝突地區人們的真實生活面貌。兩伊戰爭之後，他離開首都德黑蘭，在世界各地自我遊蕩十七年，成為一名「世界公民」。
坐上禁片導演的計程車 —— 電影《計程人生》假的乘客說著真的故事——by @蕭瑪莉
納斯林·索托德是伊朗著名女律師與人權活動家，在電影《計程人生》中一出場便是帶著一大束的鮮紅玫瑰花。與導演的對話中，可以知道索托德是要前去探望一位想要去看排球賽而被逮捕的女孩（當時在伊朗此仍是犯法的行為），而女孩在獄中已經絕食了十天了。
2022年7月，伊朗導演賈法爾·帕納希（Jafar Panahi）再次被捕，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被判處六年刑期。文章介紹了他2015年獲得金熊獎的電影《計程人生》（Taxi）。影片中，導演開著計程車穿梭在德黑蘭，與形形色色的乘客展開一場場對話。一切到底是真實的紀錄還是導演的編排？亦或是導演以虛構的手法，來接近極權國家的「污穢現實」？
周軼君：在伊朗，躲起來看世界盃—— by @大家備份
馬尾扎到頭頂，發卡墊高，頭巾幾乎就掛在馬尾上，前邊的頭髮空門大露，但「你不能說我沒戴頭巾」。警察不管，就流行開來，警察發威，往前拉一拉。姑娘們的日常抗爭，就在兩三厘米的頭髮上。
伊朗改革派經濟學家雷拉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說，政府什麼都管，權威就越來越弱。當人們發現，怎麼戴頭巾是反抗，上網翻牆是反抗，給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頭髮長一點是反抗，甚至看世界盃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價，無非是罰錢、簽字、一兩天監獄，那麼他們就習慣了反抗，越來越敢於挑釁權威。但等到政府察覺，也會猛然出手，重塑權威，就像2009年發生的那樣：數十人被殺，幾千人被捕。
文章記述了在首都德黑蘭咖啡廳和伊朗的年輕人一起偷偷看世界盃的故事——伊朗政府因為「男人看球會講髒話」禁止聚眾看球。那無數的小小的細微的反抗，到底會累積起挑戰權威的勇氣，還是聰明的管制舒緩民怨的結果？而付出鮮血的革命，到底會換來更一片死寂，還是真正的變革？歷史也許正在給出答案。
直到9月28日，已經有76名示威者喪生，而為「婦女、生命、自由」（Jin, Jiyan, Azadi）的抗爭仍在繼續。你對伊朗的歷史與前景有何看法？歡迎你寫出你的所思所想，也歡迎你在評論區 Tag 與此議題相關的文章或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