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沉思——新道德

一、引子

作为港口城市的上海，面对新冠肺炎，虽然没有遭遇过大浪，却从未迎来过真正的别离。从现实层面来说，零增长是困难的，这座城市，每天都要跟零星的境外输入打交道，谨慎安排着一切。不知不觉间，境外输入的数字被我们抛入一场梦中，它置身于本土之外，与生活无关，直到11月8日。本土出现了久违的确诊病例，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人们的神经似乎稍稍紧绷了一下。

“你听说了吗？上海有新病例了。”

“又是境外病例吧?”

“不，这回是真格的。”

在苏州就读的我，很少会关心上海的情况，每次都是从舍友那道听途说来的。他们时常会把本土和境外输入混为一谈，有意无意地把上海疫情说得岌岌可危，“你知道不，上海今天新增64例，太吓人了。”我也会不由地及时矫正，并非出自对家乡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精确的需求，“那是境外输入，别大惊小怪。”在本土新增病例的当晚，他们又一次为事件润上危险的颜色，并以一种半认真式的玩笑宣称，上海需要武汉那样的“措施”。这一次，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激动地与他们争执了几个来回，好在，冬日的严寒让这个小插曲迅速降下了温。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决定12月4日回上海的时候，他们之前的“风趣”一扫而空，犹如男人对着女人，摆出一副滑稽的严肃样，一股爹味，把之前的小插曲扩编成一曲交响乐。

“你真的要回上海？出于什么事情？考虑过我们吗？你是不是很自私？”

“我要回去。虽然不是什么急事，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极小的、极小的概率事件，丢到我们破烂不堪的脑瓜子里，去自觉地演绎成一件将要发生的、恐怖的大事件，不是吗？”

“它可能发生，这不就够了？如果你患上了，传给我们，这责任谁来承担？你不知道新冠肺炎会损害我们的生育能力吗?如果它发生了，从头到尾，我们既无力又无辜！”

“我走的程序是合规合法的，这总行了吧？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自由，如果，我是说如果，你们将来也遭到同样的责难，别忘记你们今天说的话。但是就我而言，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别人。”

“好，好。我们终究只是建议，你不听也行……没事。”

建议——当他们发完一顿牢骚后，优雅地用了这个词把我打发走了。

二、荒谬的合理性

那一晚，我切身体会到了莫尔索在《局外人》中所遭遇的不公，从一个迷迷糊糊的杀人犯，摇身变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面对这样的荒谬，我无力辩驳，因为它无疑是合理的，这种逻辑背后潜藏着一种普遍性。

“在贫穷的共同想象中，部分人坚信黑人要比黄人与白人更加危险，因而对黑人避而远之是情有可原的。在权力的博弈演绎中，部分人坚信女人与权势者的交合一定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因而对仙人跳的猜忌是合理的。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成为概率的操手，遥想一个不曾降临在世上的神秘。”

类似的思惟方式并不少见，一类是基于经验的共同想象，常见的消极性地域/种族偏见（也许并非是一种歧视）就源于此。他们主张，这是出于对个人安危的保障而不得不做出的避险行为，绝不是激进的冒犯。对于安分守己的“他们”，他们自然是热烈欢迎，但是在未经确认的时候，“他们”都有破坏和谐的潜能。在这样的逻辑语言中，无疑存在着一个反直觉的前提，具有先天优势的群体可以伪作上帝，给具有先天劣势的群体降下原罪。更何况，虽然他们不会主动压缩目标群体的生活范围，但是在无形之间，一种氛围样式被建构，从而放大人们埋藏在内心中那些细枝末节的小心思，偏见成为了一种更大的偏见，向着歧视无限趋近。

另一类则是基于假想的逻辑演绎，不放过任何对事实浪漫叙事化的机会，我以及在权力关系中的弱者所遭遇的都基于此。这种逻辑语言，大致可分为有意识与无意识，前者更具进攻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恶意（我不想多谈），后者更多出于一种被害妄想，一种自私的防卫。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我不愿把无意识的行为（如舍友对我做出的行为）说成是一种自觉的恶性，它更多的是一种非自觉的不安，就跟多数人一样，祈求一种被安全规定的生活。他们擅长把某种可能性推向自己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并从这个结果出发，来联想演绎、分析评估一系列的后果和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并把这种基于空中楼阁的幻相告诫假想中的加害者，让他提前得知他将会承担的责任和可能产生的罪责。通过这种心理施压，好让对方略微收敛一下他的自由意志，从而增加规避风险的概率。这是一个圆满的逻辑，只需要再附上一个前提，“如果别人基于此来指责你，你也要全盘接受，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人的。”这与一些持有种族歧视观念的黄种人极为相似，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口号是，“我甘愿被白人歧视，因为我渴望歧视黑人。”这是一个野蛮的观念，却不足以驳倒它，它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过于完美的自圆其说。这个观念是一个以自身为闭环的契约，由“我”来规定谁来伤害我，并由“我”来承受，由“我”来指定谁应该被我伤害，并由“我”来受益，通过这种自愿的“牺牲”来消解自己的罪恶感，实现良心的平复和强欲的愉悦。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我”所规定的，还是“我”所指定的，他们都并非愿意一同建立这种契约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位擅长自说自话、自我感动的疯子罢了。“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消解，而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即时反馈的伤害一直存在着，这比起“我”所假想的、延期的伤害要更具现实性，且伴随着一种败坏的道德。

三、新道德与诚实问题

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我们可以定性、否定他们（即“我”）的观念，却不能阻止这种观念的诞生和繁衍，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线索和追问。而我们唯一能阻止这种观念出现在言语间的理由，只有因假想的过错而已被伤害的我们，和没有被假想所伤害却已经加害他人的他们，基于这样的境遇来反驳、澄清并求得宽恕——很是卑微。（更何况这一境遇对有意识的假想、激进的冒犯是无效的，他们并非像后者那样基于无意识的平庸之恶，而是一种确实的恶。他们毫无同理心，所以不应当被我们所理解，而应当直接审判他们。）

那我们该怎么做？

这种无意识的平庸之恶（这有别于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我想，大方承认这种观念的存在，并乞求这种观念能够止于言语间而不外露地干涉现实。如果他们（即“我”）愿意，我们就应该坦诚评价他们，拥有“新道德”。

如果道德是手段与结果高度统一的德性，那么“新道德”就是手段与结果高度统一的非德性。如果道德是作为的德性，那么“新道德”就是不作为的非德性。如果道德是褒奖德性流动于现象的美誉，那么“新道德”就是遏止败坏的道德浮于现象的慰劳。曾经，我们认为道德是高尚者的象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骄傲，是太阳与善的源头。现在，我要使道德的标准相对化，使它不再惟一用来歌颂，我希望它能转而去肯定一种抑制内心冲动又无法消灭冲动的迷茫，使自甘平庸之人也能触摸到道德的高地。比起道德的有作为，“新道德”可以说是道德妥协的产物，它聚焦于非道德群体内心的抑制恶的活动，并肯定这一看不见的现象的高尚。

正如他们（即“我”）从想象中、假想中为我们建构的舞台那样，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即“我”）建构一个充斥着“新道德”的现实，并通过这种劣化过的道德构成一种微妙的相对性。如果你把你的幻相说出了口，那么比起那些拥有幻相却没说出口的人，你就是不道德的，而不是跟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作对比。相反，如果你止住了，那你就拥有了本不应该被称为道德的“新道德”。当然，这基于一个相信，人们总是会珍惜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道德。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即“我”）意识到，如果他们仍然、持续地把这种更具现实性，且伴随着一种败坏的道德的现象带入现实，那么他们就是不具有“新道德”的不道德的人。

那么，新的问题是，他们（即“我”）是否是不诚实的？那些幻想是真实的，那些担忧也在蠢蠢欲动，面对我们，三缄其口的他们是否在诉说着谎言？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要解决诚实问题，是因为在我的道德律里，与人交往必须诚实。而他们所诉说谎言的对象并非是在场的我们，而是他们自身捏造的幻象。对于他们来说，需要解决的不是与现实的诚实问题，而是与幻相的诚实问题，他们沉浸在幻相中，始终处于一种自我欺骗的困境之中。为了挣脱这种幻相，他们要直面心中的利维坦，来实现一个“伟大的壮举”，进而解决现实世界的诚实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自我欺骗的人率先解决他与我们的诚实问题，因为就他而言，不诚实是先验的。

一个为了“新道德”而对自己诉说谎言，并以这个谎言否定那些由想象和假想组成的谎言，最起码，他不是不诚实的。

作者：Pharaoh

编辑：简温温、Stephenye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