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所思：我真正知道作爲一個基督徒意味著什麼嗎？

我之前一直困擾的一個問題，即是信仰當中的「信」與「行」的關係，以及經常聽牧師傳道人提出的「活出來」與「行爲」這些概念，在經文當中的具體表示。經文既已表達「得救本乎信，不因行爲」，但是又有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天上的父。」教會當中發生的一些事情，讓我不由得反省，我是不是不自知地將一些跟人有關的因素看得過重，而忽視了與神的聯結？

帶着讓我想很久的問題，之前偶然在閱覽推特的一個小爭議的時候，經由一篇貼文獲取了一些線索。這一篇文章對其觀點，也多有化用。有一位朋友，在回答一位無神論者提出的問題：「上帝既然是萬能的，應該要麼滅掉我這個異端，鄙視祂的人，要麼來拯救我，祂爲什麼沒有做到呢？」時，引用了一篇長文。裏面提到了幾個根基問題。現節錄如下。

首先，人的本性殘缺。亦即原罪。我們過分相信眼見即所得，然後教義解釋又會強調，亞當和夏娃偷吃果實的事情，導致我經常內心堅硬，因爲那久遠的時間，不相信那個原罪的發生與我有關。這裏這位朋友用了另外一個角度去闡釋。原罪是人類本質當中的不義。對於猶太人來說，納粹迫害猶太人，與約翰國王，穆斯林皇帝迫害猶太人，並無本質的區別，不過又來一遍。這裏「無本質區別」的意思是，依照反對以色列復國運動的正統猶太人派別解釋，「對以色列民族使命的特殊性沒有改變」。而這個特殊性，照射到我們的現世當中（也是歷史中固有的疑問）便是：爲什麼好人受難，壞人得勢？（神爲什麼不去解決這個問題？爲什麼選民不是世界的統治者？）

上帝不是柏拉圖，祂不會選出哲人王。因爲人類本質的不義，決定了人類永遠沒有能力實現正義。任何自以爲和宣稱實現了正義的東西，要麼是膚淺和虛假的，要麼是一個更大不義的遮羞布。法國Jansenism思想家對路易十四國王說：陛下，上帝存在的證據是什麼？請看猶太人，猶太人極其苦難的特殊性便是上帝存在的證據。上帝交給猶太人的使命，不是像書齋當中的知識分子坐在那裏動筆回答苦難和邪惡的問題，而是上帝把他們都扔進苦難和邪惡當中，讓他們明白，苦難和邪惡就是使命本身。人類所能構造的正義，無論是包青天的鍘刀，美國最高法院的正義，或是二戰後雅爾塔體系和「一宣言，兩公約」，都是殘缺和不完善的。如果說，聯合國宣佈，二戰勝利以後，隨着納粹的滅亡和「一宣言，兩公約」的提出，聯合國體系的建立，猶太人就永遠安全了，甚至世界範圍內都不會再發生種族滅絕大屠殺。那這不過是膚淺的幻想。諸君且看當下的中國，非常清楚明白。

到這裏解答了我的疑問。我以前一直反省的是，尋求信仰，如果是爲了解決自己的政治性焦慮，或者說，想找到一個維持住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信念的道德源泉，那豈不是非常自我，對神虧缺？如果按照上面的指引，看看《約伯記》應該能明白：約伯是猶太人的典型，也是人類終極處境的化身。猶太基督教傳統借着約伯和其他故事所要傳達的，就是克服本性的殘缺。並且去「活出來」，承擔本性的不義。（也就是所謂「背十架」的意義）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像理論家一樣空想或者科學家一樣實驗研究，而是必須通過自己身體的體驗，活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議題非常地幽深，涉及到了根源本質，我慶幸年輕時代就可以決志把自己的生命交付進去。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知識分子並沒有我想的那樣重要」。當然上面的探討也回答了一部分。之前和朋友討論「民主的演化史」議題的時候得到一個信息，我實在是把知識分子的作用看得太大。我提出的是，任何的社會變革，都是先由知識分子提出一個極端化的版本，然後再經由社會實踐，慢慢達成一個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便於施行的版本。而近來的閱讀，以及探討，都指明，也許我太注重人的作用而忽視了神的安排。很多制度的實現，並不是出於設計，而是出於經過歷史當中實踐所演化出的共識，或者根本就是因爲地理氣候條件而生發出的巧合。我之前的文章也有提到公元前就有羅馬人對「未經審判不得定罪」的「現代人權」如此看重，實際或許也是共識政治的結果。如果我們信神的話，就應是神的安排。爲什麼是那一個或者那一群具體的人提出來，那就是神在依照需要使用他們了。

大多數現代化的城市居民，他們相信和懷疑的東西，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可以完全沒有關係了。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下，表現會非常不同。人類自古以來，幸運者都傾向尋找意識形態來證明自己不僅僅是恰好幸運，而是本來就應該幸運。失敗者總是找藉口說，自己並不邪惡，或者無能，只是運氣不好。所有「主義」都是圍繞人類這一基本需求展開的。這樣的自我文飾，則正是猶太基督教傳統通過《約伯記》和其他故事想要克服的東西——人類本性的殘缺。這一番討論告訴我：不要試圖去文飾，直面自己的罪，破碎和軟弱，直面它，然後「活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