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叫花”和老傈僳文：小花梅家乡的一段往事

近期备受瞩目的徐州铁链女据说是来自于云南亚古村的小花梅。两者究竟是否为同一个人这里按下不谈，本文只讲述小花梅家乡一段关于文字的往事，从侧面观察一个族群在近代历史动荡中的状态，以及历史与他们当今处境的屡屡关联。

据调查小花梅可能是怒族人，但她的家乡亚古村是一个主要由傈僳族聚居的村落。傈僳族人居住在崇山峻岭之间，历史上与外界交流较少，有本族的语言傈僳语。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和汉语族的官话、粤语、闽语等都有很多不同。这里列举一些汉语官话和傈僳语的显著差异：语法上官话语序为主谓宾，傈僳语语序为主宾谓。语音上汉语官话的塞音有送气清音（pʰ “怕”）和不送气清音（p “爸”）的两向对比，傈僳语的塞音则有三向对比，除了和官话相似的两种清音还有不送气浊音（b）；官话里口腔后部的擦音只有一个（x “哈”），傈僳语有三个（x ɣ h）；官话有四个声调，傈僳语有六个……

由此可见，傈僳语有一个相对复杂的音位系统。然而，傈僳语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没有一套对应的文字。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它的缺位显然限制了傈僳文化的发展。幸运的是在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出现了几套傈僳语的文字，本文要讲的就是如今最常用的老傈僳文，又称富能仁文。

富能仁，英文名 James O. Fraser，是这套文字的共同发明者之一。1886年，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皇家兽医外科学院院长，母亲是大家闺秀。富能仁自幼聪颖好学，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工程系，同时热爱音乐，擅长钢琴演奏，曾于伦敦举办过钢琴独奏会。如果一直生活在伦敦，等待他的大概会是优渥的一生。但是富能仁没有选择这条平坦的道路。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19世纪中叶，基督徒开始把宣道范围扩展到全球。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中国内地会，就以其不募捐，不诉苦，不求告，不分宗派的理念感召了富能仁。大学毕业之后，他申请加入内地会。然而内地会曾两次因他的耳炎拒绝申请。直到他二十一岁时耳炎痊愈，总算被内地会收纳，随之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训练。在1908年，二十二岁的富能仁毅然踏上向中国西南地区穷乡僻壤出发的旅途。在中国的困难是多重的，去路上山道艰险，盗匪猖獗，初到中国时他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所以加入内地会的选择可能在很多当今与他同龄的年轻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全球范围疯长的房价物价给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施加了重担，多少人在拼命工作只求能换来富能仁在伦敦可以轻易享有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他的一些家人也质疑他加入内地会的决定：

“如果能仁一定要胡来，为什么不去参加个像样点的教会团体——像布道差会(Board Mission)之类？何必硬要和这群怪人为伍呢?”

由一腔热血或者对刺激的渴望驱动，为理想踏上艰苦道路的人并不罕见，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条路上历尽苦涩屡屡受挫之后还继续坚持，这才更能证明一个人坚定的信仰和强韧的毅力。富能仁坚持下来了。他三十载的余生中，只回英国休假过两年。

1909年，接受了半年中文训练的富能仁开始在腾冲传教，主要面向当地的汉族人。音乐造诣很深的他背挎手风琴，在集市一边演奏一边唱歌，可以吸引不少路人，表演之后的传教却往往收效甚微。他不重视自己的外表，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甚至获得了“洋叫花”的外号。

但是在这里，富能仁见到了云南的少数族群，并决心向他们传教。于是他翻山越岭步行去保山。保山是小花梅第一次出嫁到的地方，也是富能仁最终因脑疾病逝之地。他在保山初次造访傈僳族聚居的村庄，正逢村里订婚的喜宴，傈僳人殷勤地招待了这个语言不通的白肤怪人。自此之后，学习汉语不久的富能仁又开始学习傈僳语，往来于各地傈僳村庄之间传教。

富能仁的传教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傈僳人常常在基督教和他们的原始信仰之间辗转往复。富能仁逐渐意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和宇巴梭等人一起为傈僳语设计文字。傈僳语和他的母语英语截然不同，他更没有我们今天学习语言所能参考的种种资料，学习傈僳语并为之制造文字的挑战可想而知。但富能仁等人还是成功设计出基于拉丁文的老傈僳文。傈僳语有二十八个辅音和十个元音，拉丁字母不够用，他们就倒写一些字母以表示更多音位。傈僳族人对于自己语言的文字热情极高，争相学习。其间有一个趣事，初学老傈僳文的人读书，有人侧着看，有人倒着看。侧着看的人可能是受到中文书竖排文字的影响，倒着看可能是迷惑于上下颠倒的拉丁字母。

有了文字之后，富能仁和同工开始着手翻译印刷傈僳文圣经和制作宗教宣传物。各种宗教印刷品成为求书若渴的傈僳人所能阅读的主要材料，他们中的教徒比例逐渐增高。直到今天，尽管其间历经种种干涉，基督教仍是傈僳族的主要宗教。

1922年，富能仁受英国政府委托所著的系统介绍傈僳语的手册出版。该书开篇为关于傈僳族的笔记，其中有这样对傈僳族人性格的描述：

“傈僳人性格温和，容易交往，和蔼可亲，热情好客，而且基本全都对欧洲人很友好。汉人和克钦人往往对陌生人疑心很重，傈僳人则不然。他们的坦诚友善，至少对于欧洲人来说，比起克钦人的粗鲁和汉人的奉承，是更容易接受的。他们热爱和平，法制，不参与抢劫或者部族冲突。他们对和平的热爱却带来了胆怯和依赖，使他们受制于汉人、克钦人或者任何近居种族的统治。”

富能仁也描述了傈僳人的婚嫁习俗：

“傈僳女人和女孩都容易害羞，但是熟悉之后她们就变得率真自然。她们不像克钦女人那样勇敢，也不像汉族女人那样拘谨小心。在性道德（morality）上她们或许没有汉人那么严格，但是远远高于克钦人。傈僳族未婚的女孩们被要求约束自己，可能多数女孩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不同地区的道德规范有很大差异。在违背规范的事例里，两性中已婚者的数量都至少和未婚者一样多。如果背德事件中的女方是未婚少女的话，事件会被认为是不太严肃的，常常就不追究责任了。然而，已婚女性的出轨却被认为是严重的不伦，证实之后会被罚款惩戒，她们的丈夫常常会因此离婚，并且逼迫她们和出轨对象结婚。傈僳人这一点也许值得赞扬，他们有强烈的品格和羞耻感。傈僳无人卖淫……一个男人想给儿子找妻子时，先要找到一个媒人向女方求亲。如果对方家庭同意的话，男方家庭需要向女方家长支付一到两卢比，然后双方对拜完成订婚。男孩本人的意愿一般不会被考虑，女孩的意愿则完全不会被考虑……彩礼价格在订婚时确定，一般在五十到一百五十卢比之间。”

还有傈僳人对出卖孩子的态度：

“傈僳没有奴隶。不论如何贫穷，即使对方出价很高，没有傈僳人会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卖给外地人，并且傈僳族对汉族和克钦族中就算最温和的奴隶制度也是反对的。”

直到今天，傈僳族人还保留着他们很多的优秀品质。比如信新教的家庭不贪彩礼，由男方家庭决定给多少。可悲的是，淳朴的民风和落后的经济使傈僳族人成为人口贩卖的优先目标。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公安局记录显示，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之间就有4009名女性外流，其中被拐卖的有1750人。另一方面，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揭示，在远离云南的徐州就有27位傈僳族人，其中竟有25位为女性。傈僳族女性外流的现状是如何开始的？据学者陈业强调查，最初的契机源于政府介绍女孩到东部沿海地区结婚。

像傈僳族一样，中国很多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也各自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警觉的是，他们的处境常常因为人口数量小和一些其他的原因而在主流话语中鲜见讨论。

参考：

• 巴九灵. 媒体人查阅2010人口普查：徐州没有“小花梅”. 微信号吴晓波频道
• 陈业强. 傈僳族婚姻变迁研究( 1949—2011 年) ———以怒江州福贡县 LW 村为个案.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4卷第3期.
• Eileen Crossman. 山雨—富能仁新传. 宣道出版社.
• Fraser, J. O. (1922). Handbook of the Lisu (Yawyin) language. Superintendent, Govt. Print., Burma.
• Tabain, M., Bradley, D., & Yu, D. (2018). Central Lisu.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49(1), 129–147. https://doi.org/10.1017/s0025100318000129
• 先生制造｜“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讨走？被拐卖？还是自主婚姻迁移？（访谈）采访：旁立，编辑：刘敏，受访者：陈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