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挾持的「五四百年」

百年前的今天，因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無力捍衛主權，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遊行途中，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新文化運動由「五四」走向高潮。

以文學思想革命為首的革新運動開始於1917年，要求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通用文字，陳獨秀、胡適等學者通過《新青年》等刊物攻擊舊禮教、傳播新思想，「民主」和「科學」為主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破土而生。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環，「五四」把思想解放由文化層面帶到政治層面。

被誤讀的「民主」

從1919年到2019年，百年滄桑，華夏土地經歷了北洋、民國和中共三代政府，「科學」隨著世界浪潮不斷向前翻湧，「民主」卻沉浮夭折於極權之下。在兼容並包的舊社會，打開了一個缺口放入「馬克思」這匹今日可稱之為「外國勢力」的野獸，因第三國際的協助，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並在數次革命後借殼上市，以「人民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求自由」與「求解放」自「五四」而始，從未中斷，擅專階級鬥爭的中共利用工農發動革命，大搞土改，鬥地主，三反五反鬥工商階層，反右運動波及社會各界，到文化大革命一度製造出十年的社會動亂，民眾在解脫於皇權的環境裡尋求新的苦主，正正是被中共利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中式民主」。當政治走向開明，「五四」的精神影響便捲土重來，八十年代決定改革開放、平反各類冤假錯案，社會上大興「讀書無禁區」和各類「民主牆」，直至「五四」70週年時的「六四」被鎮壓，正式宣告民主與中共是水火不相容的二體——民主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被實踐。

「五四」的求民主與解放的精神中止了嗎？當歷史打開一個缺口，人民被啟發，便不會中止，只需要合力把這個缺口推的更大。所以極權下大有犧牲，那些左翼學生、聲援工人的民眾、維權律師都難免被消失和落獄，諸如對香港和台灣的「民主承諾」註定只是空頭支票，而這些境地下的抗爭，更會被極權社會以各種形式介入來製造政治犯。暴力奪取的政權若不以民主為歸宿，最終也必然會被暴力推翻。

被濫用的「民族熱潮」

民族主義是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主旋律，「五四」更是因民族主義的一腔熱血讓學生上街痛打政府官。這種熱血是源自清末政府無道而飽受列強入侵，是「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的民族憤懣之情。之外，「五四」年代的民族主義本義是反思自身的民族傳統，批判正統中國文化和舊有的民族惡習，如廢八股、廢纏足，用外來的民主與科學的衝擊來武裝自己。走上街頭的學生從本質上說，並不是揭竿起義式的奪權推翻政府，而是在新文化運動的環境裡被啟蒙，從而破舊立新，這樣一種思潮延續到文革時期，被推上頂峰。但「五四」的「破」不等於毀滅，中共將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扭曲為視一切外來勢力為敵，培養出一系列反美、反日、反西方的精英，形成現中國當權者資產都在國外、親屬握有綠卡的矛盾與困局，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其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現實。

「五四」的民族主義，是借西方來改進中國傳統文化，胡適在其《中國傳統與未來》一文亦有說明當時的對舊文化的批評，是對負面部分的批評。這樣的民族主義是良性的，良性才能推動自我的更新，也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革新舊習俗並沒有造成非常大的社會衝突，社會思想兼容並包，民間允許各種討論和辦報，北洋政府亦不因此濫捕或大開殺戮。

而今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將「五四」時學生的激情假以利用，以共青團中央為首的青年領導集團煽動青年崇拜「核心」，視民主、科學價值為洪水猛獸，壟斷新聞以製造與各種普世價值的對立，來彰顯「民族底氣」和「文化自信」，狹隘的民族主義被發揮到極致。政治集團的公開發言更不斷引用儒家語言，甚至編撰出一本《習近平用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已甚少出現。因為當意識形態無法站穩，民族主義就變成重建政權正當性的極好用武器。

被曲解的「愛國主義」

無可置疑，五四運動有深刻的愛國主義作為原動力，但「愛國」在當時的語境下，是愛當時的北洋政府嗎，若是，那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軟弱到底是該恨還是愛呢？愛是一種自發的情感，我愛自己的同胞，愛身下這片土地，才會上升到愛自己的國家。中文的「博大精深」常常容易讓人迷失在「愛國到底是愛什麼」這個命題裡。資中筠先生曾經這樣解釋「國家」在英文中的含義：「第一個鄉土觀念是country，第二個觀念對應的是nation，就是成為一個民族了。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又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它是一個共同體這樣的觀念。」所以，五四運動所表現出的愛國，是基於鄉土，對民族的救亡之感，而不是對state（政權）。當愛國變成愛政權，也就變成傳統意義上的忠君，忠於某個政治權力的集合、忠於某君，根本不是「五四」傳遞出的愛國主義，相反，與「五四」「反權威」的精神背道而馳。

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撰文說：「真國家者，犧牲個人一部份之權利，以保全體國民之權利也。偽國家者，犧牲全體國民之權利，以奉一人也。」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最高掌權者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大會上卻說，愛國主義的本質是愛黨，要「聽黨話、跟黨走」，不由得感歎，百年輪迴，首任書記的思想尚未落地開花，中國又回到「奉一人」之國。當我們俯下身，透過「愛國」這個口號，討論當我們在愛國的時候，究竟要愛些什麼、做些什麼的時候，這個行動就是不被允許的，或者說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不愛國的，便是當代愛國最為吊詭之處。而這片土地，同時在不斷地驅逐那些愛國的人、真正希望社會改變的人。在那個年代，有掉腦袋也要救國的仁人志士，有棄醫從文的社會批判家，有留學海外無論如何也要回來改造中國的精英賢達。如今財富可以自由轉移，移民便是最大快活。我想，「五四」百年對當權者的最大啟示，相比高舉所謂「愛國主義」愚民洗腦，如何解決這些「愛國危機」，看來更為棘手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