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偶書

鄉愁逐漸成為一種近似於缺氧的恍惚。我在開往紐約的巴士上重讀『生死疲勞』——這是外勞如我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程。上一次翻開還是七八年前，我大一，在東京，不到一米五寬的房間裡，抱著一隻無背光的古董Kindle。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看『陽光燦爛的日子』、『有話好好說』（手動標亮：述平劇本）、『鬼子來了』、『芙蓉鎮』、『本命年』這樣的中國電影，才好像朦朧中摸出些「我從哪裡來」的輪廓。

我當然沒有經歷過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沒有經歷過土改大躍進文革或改開。對我來說上一個時代的尾巴是85-95，標記是轟然倒下的柏林牆和無跡可循的『頤和園』。激盪的時代巨浪中碎沫般的家族史詩，離我很遠。出生、成長在細密都市的集成公寓，我甚至從來沒有住過一樓，和土地發生關係自然是無從談起。商品房兀然懸在半空，產權證自有大限將至。某種程度上，我也是一國之內的移民。哪怕從小到大的生活半徑不必出楊浦區。但既然失去土地，那就都是移民。或者說，浮萍。

飄飄何所似？工作中時常遇到一些二代、三代移民來訪帶著他們的身份困惑。他們不知道除了身體髮膚，還能憑什麼把自己帶回陌生的「故土」。我想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共感這樣的困惑。如果說「農民」的身分是一代。我的父親就是一代，從農村走向城市。我的母親大概算是三代，自我的曾外祖父輩就不曾務農。這樣的結合中，我的名字裡雖然帶了半個「農」字，但我全然不識「農務」。少時更是因著某種狹隘的虛榮心，怯於面對自己並非完全的上海本地人（當然「本地人」也是一個偽命題。）這一事實。當我想起大地，我想起的是古斯拉夫信仰中的母親，是海德格爾的隱匿，是查拉圖斯特拉的超人，是惠特曼的草葉集，是『流浪者之歌』的浮島和巴爾幹式的酒神狂歡。是最近讀到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在其處女作《夢遊之地》中借人物之口說出的，「大地從不變老，因為他躺著工作。」

我想不起一塊一畝六分的地。我當然也不曾擁有一塊一畝六分的地。我不曾勞作。我不曾遭過日曬雨淋。或許也意味著，我不曾真正生活。我不曾真正理解生活。我的生活是便利店裡的塑料包裝紙。是咖啡因、乳脂、游離糖過剩的餐食。是大大小小的電子螢幕此起彼伏的新訊息通知。

諮詢工作中時常會用到的一類技術叫做grounding，直譯即是「接地」。我會更傾向於將之譯作「平復」。調節情緒，和隨之而來的身、心、神經系統的反應。潛心，具身。不必時時應激（flight or fight or freeze or fawn），在動盪中重構吐納間的安全。

賈寶玉因降世時口銜「通靈寶玉」而得名。莫失莫忘不過是吸氣啖氣。我曾同老楊講笑：你說寶玉是不是也哮喘鼻炎口呼吸？（Anecdotally，身邊自幼患呼吸道敏感症者和神經多樣性人群的重合度驚人地高。我們有理由相信，寶玉也是ND kid。）

旅美三年，見長的不只是磅數。在民粹主義抬頭，「政治正確」淪為貶義詞的當下，有沒有可能其實所謂的「政治正確」不過是「人文關懷」？不過是「心存慈悲」？不過是把人當人看，把有靈之物當有靈之物看——尊重生命，信任成長？

我們是否可以「疑罪從無」（offer benefit of doubt）？在感受到傷害時論跡不論心（critique behaviors before assuming intentions) ？在跳入論斷前保持謙卑與好奇（Remain humble and curious before jumping into judgments）？是否可以extend some grace（是慈悲、恩典、寬忍，也因而優雅）？是否可以傾聽——不為作出應對，而是為著理解對方？

壓力應激中求存的人恐怕很難生出餘裕給出這些。我不怪他們。「禮失而求諸於野。」

不如都回去種種地吧。

阿詩

09/29/2024凌晨

完稿於J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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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阿詩其人］

紐約州註冊心理咨詢師（MHC-LP），供職於州內某高校心理諮詢中心。關注神經多樣性、障礙正義（Disability Justice）、去殖民視角，以及基於神經科學理論的複雜創傷工作。業餘時間喜愛舞蹈、攀石與寫作。

一些形容詞：敏銳的、驕傲的、執拗的、坦率的、天真的、破碎的、生猛的、不管不顧、不留後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