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论+5：苦行僧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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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好上帝：教徒们通过让自己受苦来讨好神灵
自我感动：超我对本我的奖赏，我评判我，形成闭环
逃避现实：很多学生努力学习本质上只是一种表演
1、讨好上帝
苦行僧在很多宗教里都很常见，总体来说指的就是通过遏制自身的欲望、是自己受苦来修行。
比如东正教的圣愚、恪守戒律的大乘佛教僧人、长跪的藏传佛教喇嘛、苦修方式多样的印度教徒、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旋转舞、儒教的“克己复礼”......
其中，我挑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分析：
在中世纪末期，黑死病席卷了全欧洲，杀死了近1/3的欧洲人口；
当时的欧洲人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疾病，根本无法治疗而且死相极惨。
所以当时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欧洲人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而为了逃避这种可怕的惩罚，很多天主教徒搞出了以下操作：
1348-1349年，一群人浩浩荡荡从意大利半岛出发，所到之处遍及西欧各片土地。他们赤脚而行，一边任由带钉长鞭抽打肉身，一边痛哭流涕陈述罪孽，祷告神意祈求原谅。身上皮开肉绽，血肉横飞，沿途皆可见斑斑血迹。这群人被冠之以“鞭笞者”之名。[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非但不可能预防黑死病，反而还会大大增加感染的风险，反作用了属于是。
但是这些人的逻辑却并不难理解：既然黑死病是上帝降下的责罚，那我先自己惩罚自己、用这种方式表达忏悔，说不定上帝见我如此心诚，就不会再用黑死病惩罚我了嘛。
不仅是基督教，著名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也是这个逻辑：我这辈子受苦受难、当牛做马，那是因为我上辈子作恶了；只要我这辈子受足够多的苦来赎罪，下辈子就能享福。
总的来说，这些吃苦哲学的逻辑核心都是一样的：讨好上帝（或者叫其他的什么神）。
而我之前在《论道德》系列中说过，上帝的本质是超级主体（见《论道德·下：超级主体》）；
在这个超级主体的审视下，每一个人反而就成了祂的客体。
我在《论道德·上》中提出了一个主体与客体的特征：主体会根据客体是否满足其在某一单一标准下的利益，而对客体进行评判。
而上帝（根据基督徒们的定义）会根据信徒们的忏悔真诚度来对信徒们进行评判：较真诚的就原谅甚至奖励、不够真诚的就责罚。这确实符合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然而，作为现代人，我们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是人幻想出来的；
那么既然这个关系里的主体根本是不存在的，又何谈主体对客体的评判呢？这不就矛盾了吗？
2、自我感动
在《论道德·下：超级主体》中我说，超级主体的是全社会的个人，也就是“小主体”们加起来形成的一个大主体。
与之相比下，每一个小主体就成为了受超级主体评判的客体。
但是客体每天都要进行成千上万次利益抉择，总不能每个人每次做出一个小小的行为，就要把全社会剩下的人都拉过来评判吧？
所以为了降本增效，人类社会最终筛选出了一套机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超级主体的意志，也就是道德，灌输给每一个人。
最终，道德将在每个人心目中形成一个不可逾越的神圣雷池，这套新的行为标准将对人们原始的、自然的行为标准用暴力进行压制、迫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事，以维持假集体的运转（见《论道德·下：超级主体》）
而这个道德的、神圣的准则被称为超我，而原始的、自然的准则被称为本我。超我压制本我的过程被称为规训。
而此时我们意识到，这个超我并没有实体，它只是存在在人们脑海中的一个概念而已。
虽然人还是一个人，但这个人的精神却分裂成了两个：其中的一个我是高高在上主体，而另一个我则是被俯视的客体。
也就是说，人自己把自己客体化了：本我不停地去讨好超我、在超我利益的单一标准上攀爬。
此时我们再回到性恶论的基本概念：人们做出任何一个行为，要么出于得利、要么能止损。
而人之所以会愿意把自己客体化，一定也是因为能够得利或者止损。
而这种得利/止损是如何体现的呢？就是通过情绪，或者说恐惧（见《论死亡2：死亡恐惧与情绪》）。
人们为什么最初会选择将超我植入到自己的脑海中？这是因为人们害怕被集体排挤、孤立（见《论道德·下3: 超级主体》），怕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
回到基督教的例子。为什么鞭笞者要讨好上帝？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得黑死病、害怕生存受威胁。
为什么很多人非常恪守道德？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害怕生存受威胁。
他们以为自己只要遵守道德，就一定能够得到超我的赞赏。
主体是我，客体还是我；我讨好我，然后我再赞赏我，这不就是自我感动吗？闭环了属于是。
所以，他们虽然肉体上是禁欲的、吃苦的，但一想到自己吃了这么多苦，他们的精神上一下就高潮了。我将这称为“苦行僧快感”。
既然是在讨好主体，那么就会有在主体的单一标准下向上攀爬的心理。
因此“苦行僧”们往往还有种优越感。他们虽然得不到什么物质的东西，但是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快感，和我在《现代心理学的困境》中提到的好学生看不起差生是一个原理。本质上还是利己。
例如当年三从四德和女德入脑的自愿守贞的女人、年纪轻轻自愿为丈夫死后守节的女人，能获得的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快感；村里的人也会追捧她，她见到别的“不守妇道”的女人也可以上去骂对方一顿。
我们再举个经典例子：素食主义。
素食主义者宣称，吃素是道德的，因为吃肉会杀死动物，杀生是不好的。
他们这个逻辑自己把自己就打倒了。动物的生命是生命，植物的生命就不是了吗？素食主义者认为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平等，但却觉得植物的生命比动物的低贱吗？
如果素食主义者真的是大善人，那么他们就该研究一下怎么光合作用。
这就是典型的自我感动。他们脑海中的超我说，杀生是不好的；然后他们就克制自己的本我（别忘了，人类可是掠食动物）来去讨好超我。
他们想：“我不吃肉，也不让别人吃肉，拯救了多少小动物，我可真是个大善人！”但他们这么做真的是为了小动物吗？并不是，他们首先是为了让自己感到爽，是为了讨好超级主体、来让自己更好地生存！
因为一个善人，或者说一个老实人，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见《性恶论的存在基础》）。
而且他们这样做，就站上了道德高地，可以居高临下地道德绑架别人，这无疑给自己上了一层buff。
但当然了，这里声明一下，我不是反对素食行为，我只反对素食主义。
如果一个人只是自己想吃素食，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是个人主义；而如果那个人用各种手段去规训、强迫别人也吃素，那这就是集体主义，而我坚决反对集体主义。
3、逃避现实
老实人、弱者是最喜欢自我感动的一群人。
为什么？因为自我感动的逻辑太直白、太简单了。
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吃苦以后就不用吃苦”，“这辈子吃苦，下辈子就享福”，“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成功”……这些“只要xx就一定能xx”，“只有xx才能xx”的人生论调都遵循寻一个逻辑：机械因果论。
比如在小镇做题家们的脑中，只要努力，只要通过熬夜等一系列自虐手段让自己全身心扑在刷题上，他们就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辉煌人生。这无疑是一种苦行僧快感。
首先这个理论就是错的。这个我在《自虐和自律的区别》和《现在吃苦=以后享福的底层逻辑：机械因果论》都详细论证过。
我们来看一个现实例子：毛坦厂中学，亚洲最大的应试产业基地。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堪称苦行僧中的苦行僧，没有任何娱乐、不能上网、不能谈恋爱、不能玩耍、不能搞不考的体育，生活在封闭的山区，每天基本都把睡眠时间压缩到极限、熬夜到1、2点，剩下所有时间都在学习。
那么，毛坦厂的教学效果到底如何呢？
总结下来就是：每年几乎北大清华一个没有，浙大三本几乎绝迹，985都很少，211算很牛逼，二本算主流，三本占大多数的水平。
当我看到这个事实时，我和你们一样震惊：他们都这么刻苦了，为什么结果还这么差？
但很抱歉，他们的学习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如果这样的学习方式就能够得到好成绩，这只会把人类文明摧残在苦行僧快感的深渊中。
那他们具体错在哪了？
毛坦厂的学生拼努力是对的，但问题在于，绝大部分人的拼努力，都是在拼一种努力的表现。
比如每天熬夜一点、两点，这沦为了一种形式主义。
但是这种表面的努力恰恰证明了一种懒惰，不去努力思考自己学习系统的现状、漏洞、潜力，不去分析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不去搭建自己的系统与框架，而只是麻木地跟随大多数人走上了一条自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路。[2]
比如，高中么，就是要刷多少道题，要每天熬夜到几点，要有那么几次痛苦到崩溃边缘的经历，你没有做到，说明你没努力，你失败是活该。你做到了，那你就获得了一种鸡汤似的自我满足和陶醉，既感动了自己，又落下一个好名声，即便失败，别人也会说:那孩子没啥可说的，确实是尽力了，只是运气差了点/家庭环境差了点/脑子差了点。[2]
看懂了吗，这些学生每天把自己搞到崩溃，本质上是一种表演！
这种表演的本质，是要给自己脱罪：我没考上好大学并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拿命在学习了！
这与基督徒们拿鞭子抽自己有什么区别？都是在通过自虐来防止进一步的惩罚。
但是，自虐式学习没法提高知识水平，就像拿鞭子抽自己不能预防黑死病！
就像你把1x1做一万遍，也没法得出2！
他们这样做，只是在逃避现实：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逃避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法实现阶层跃迁的现实；
基督徒们逃避自己无法对抗瘟疫的现实；
素食主义者逃避人性本私的现实；
首陀罗、达利特们逃避自己的苦难是光辉神圣的婆罗门压迫造成的现实。
这些现实是如此地残酷无情，人们弱小的心灵过于恐惧它们，因此，即便是让肉体承受压抑与痛苦，也不敢直面现实。
在《论竞争1: 天道与人道》中，我提到了受害者和责任者的概念。
那些自我感动的人，其脱罪方式的本质，就是把自己放入受害者的角色中：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把我自己摧残到这样了，总不能错误和责任还在我身上吧？
于是他们利用了道德绑架和别人的同情，成功减轻了对自己的谴责：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不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人生应该由别人来负责，别人要来照顾他。
正如鞭笞者来给自己脱罪，让自己看起来是命运和上帝的受害者，表现出自己是无辜的。
但是，这些鞭笞者既没能拯救自己、也没能让欧洲走出黑死病的恐惧，还给很多犹太社区带来了灾难[1]。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懦夫。
在黑死病期间和之后，欧洲涌现出了无数的科学家和现实主义思想家，他们撕掉了上帝的光环、不再期盼救世主，而是勇敢地直面现实，前仆后继地推动医学、社会学等科学的发展。
正是这些责任者，引领欧罗巴从黑死病的废墟上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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