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無主之作》

2019 年 9 月 13 日

《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 / Never Look Away (2018)
導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看《無主之作》的困難在於，故事改編自德國當代藝術家Gerhard Richter的生平，我不識這位被視為當今世上最偉大的畫家（他的作品在拍賣會上屢創金額紀錄），更不熟悉片中致敬引用的藝術作品，難以評斷電影作者的切入角度，不過看完電影時我是充滿懷疑的，後來稍微查了點這部片的背景資料，以下是關於本片的一些記錄與個人想法。

本片導演Donnersmarck和傳主Gerhard Richter的合作關係頗為有趣，Richter的生平經歷過納粹與共產統治，其間兩位長兄死於戰場，阿姨死於納粹精神病醫療機構，以及父親在戰後自殺，而他首任妻子的父親正是當年負責屠殺精神病患的醫生之一（不過畫家本人是在多年之後才知道的），這些戲劇性的背景皆記載在2005年出版的傳記中。Donnersmarck對這些故事感到極大的興趣，在經過研究畫家六零年代早期的作品：一系列模糊化的「照片繪畫」（Photo Painting），其中包含來自報章雜誌的圖片和畫家的家庭相簿，導演開始拼湊出他對Richter生命故事的「猜測」。

劇本編寫之前導演和畫家本人進行了數週的訪談，以刺探並印證他的猜想，他的做法是採用虛構的人名，添加戲劇性改編的方式來述說這個故事，讓畫家和導演不必對外澄清劇本中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想像的。在劇本完成後導演甚至為畫家進行了劇本朗讀，但在電影即將發行前，傳出Richter對電影的不認可，包括對過於商業化的預告片不滿意，或是否認同意Donnersmarck在作品中直接連結到畫家本人，「我建議他改成作家或音樂家都好，這些家族歷史不必以畫家為主角也可以成立」，他也表示導演濫用和扭曲他的傳記故事，至於細節則不願進一步評論。

而Donnersmarck對此的回應是，Richter其實並沒有看過整部電影，他理解對方不願意回顧過往人生悲劇的心情，但他也指出他和Richter的關係和多年前撰寫傳記的記者Jürgen Schreiber一樣，畫家起初都歡迎外來者前來研究他的人生故事，但等到作品的詮釋成形後又開始抱怨與否認。

總之這一連串曖昧的關係多少為電影改編蓋上了一層迷霧，但觀眾仍然可以直接從電影內容來做出自己的判斷。

（以下有劇情）

《無主之作》採取了明確的通俗劇（melodrama）風格，以通俗劇淨化歷史傷痕的創作方向，在導演處女作《竊聽風暴》即已採用，《無主之作》中華麗的攝影、場景、音樂和俊男美女的愛情故事，做為引導觀眾的策略確實是成功的，雖然超過三小時的片長或許更適合電視劇的節奏。

故事約略分成主角童年、青年和逃往西德後三大段落，電影以「西方墮落藝術展」展開序幕，描述小男主角Kurt和其阿姨的關係，到她因精神疾病被關入醫院，接受納粹醫生Seeband判定絕育甚至處死，到德國戰敗，Seeband戰後戲劇性地挽救了蘇聯將軍難產的妻子，從而隱暪身份逃過審判的命運。第二幕則是多年後長大成人的Kurt從事看板繪畫的工作，面臨父親自殺的悲劇後，轉往藝術學院就讀，認識了將來的妻子Ellie，觀眾卻驚覺Ellie的父親就是Seeband醫生，Kurt卻對未來岳父的過往毫不知情。而Seeband甚至為了阻止女兒和Kurt結婚，藉故為她進行了墮胎手術。

相對於充滿戲劇巧合的通俗劇八點檔元素，電影另一個主題在於政治、藝術與個人的關係，從納粹極權到共產德國，總是要求藝術去除個人表達以為國家理念服務，也呼應了劇中個人被國家排除的悲劇。電影建構出藝術對抗極權邪惡的二元對立，成為Kurt思考自我藝術方向的動力，故事的通俗性召喚著Kurt和Seeband的最後對決，導演則充滿野心地企圖將通俗劇轉化成形而上的藝術超越。這部份的主題頗類似《沒有煙硝的愛情》中音樂與政治的關係，差別在於《無主之作》中藝術形式不是角色被命運操弄的隱喻，而是生存的意義以及對抗命運的憑藉。電影的兩個面向如何統合成為第三幕的戲劇重心。

逃往西德後Kurt有意地選擇了現代抽象藝術，以反抗過往專制政權下的藝術限制，卻在藝術學院中陷入了紛雜的創作方向找不著頭緒，「找到創作方向」成為通俗劇的新參數，最後在教授教誨他「找到屬於自已的風格」後，他回到寫實的路線，開始他的「照片繪畫」。經由情節安排幾張關鍵報紙和照片的交會，高潮戲一場風吹動窗戶的「上帝之手」，Kurt意外地將三張照片：他的阿姨、Seeband醫生和被捕的納粹醫療屠殺計畫首腦，共同放入同一張畫中。這無意的舉動並沒有真的讓主角發現歷史的真相，但觀眾自然理解了畫中人物的關係，以及Seeband醫生不經意看到畫作時的驚鄂情緒。此為電影中藝術包含真實力量的象徵，也引導Kurt成功地走出他的藝術之路，兩人的「對決」以無形的方式分出了勝負。

然而Gerhard Richter通常並不解釋他畫作中的意涵，甚至宣稱「如果繪畫可以被解釋，可以含有意義，那就是劣等的繪畫」。而且以繪畫的手法繪製攝影照片，基本上充滿了繪畫與攝影兩種形式上的辯證，究竟影像的內容、攝影照片和重製繪畫之間的關係為何？而經由模糊化所加入的繪畫觸感，或是破壞畫面細節所達成的效果又是什麼？這是更關於形式本身還是背後的情感意圖？這些藝術觀念的思索似乎連畫家本人都加以否認，並不是電影能處理或想處理的部份，當然也超過我的理解範圍。

電影中Kurt以隨機數字為例來表達他的創作思考，一組數字原本並無意義，但若這些數字其實是樂透頭獎號碼，意義就大為不同。我的解讀是，或許看似隨機的照片選擇，背後都可能有觀者無從知曉的連結。然而透過繪製照片去描繪不可知的真實，隨機性可能是Richter在創作時一部份的策略，以岐義和去除詮釋引出影像的真實，雖然畫家否認詮釋的說法不一定總是可信。

而Donnersmarck在本片所做的其實是一種「解碼」的動作，為這些「無主之作」抓出背後的「樂透號碼」，讓藝術品和作者的生命史疊合以創造出情感意義，這是逼近了畫家的作畫意念，還是其實只是種廉價的想像與詮釋？後設、抽像、拒絕詮釋的藝術創作，碰上企圖簡化意義脈絡的通俗劇（比如片中一幕，教授極為直白地直接燒掉政治海報做為創作自由的象徵），這兩者是一體的兩面還是難以接合的分歧？而這件事就這部電影來說重要嗎？

所以Gerhard Richter拒絕詮釋評論這部電影或許其來有自，Donnersmarck自豪於他的虛構故事如何地接近事實也是理所當然，畢竟這是兩位截然不同的創作者，面對不同形式的藝術所抱持的不同態度。

參考資料：

本文原本於2019/3/28發表在個人部落格：
https://blog-on-cinema.blogspot.com/2019/03/never-look-aw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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