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被“保安三问”忽悠了，这是一个思维圈套

“问”（questioning）是喜欢刨根问底的“童心”或“赤子之心”（ask why）之见证，也是哲学的精神内核，在人的认知和思维中起着先导作用。如果一个人不再能提出有sense的问题，那就表明这个人已经丧失了有效思维的能力。但很遗憾，这貌似当下的一个普遍症候。

显而易见，我们处在一个无“问”或禁“问”而“学”与“教”为主导的历史时期，环球同此凉热，而这总是一种精神衰退、死气沉沉的文化老龄期的症候。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文化的早期或上升期都必然是由“问”而不是由“学”与“教”来驱动和主导的。“问”之死，便是文化之死，精神之死，思维之死，哲学之死，童年之死，青年之死，主体之死，人之死，世界进入一个貌似自动运转（automatic operation）的机械化的、常规化的、平庸的内卷化阶段。

不幸，抑或幸运的是，历史的大转折正以灾难的方式降临，一些人，尤其是面向未来的年轻人，也必将从不断地“疑”、“思”与“问”关于任何一个事物之所称之“所是”（being，what is）与“正当性”（justification）——任何人都负有对自己之所言（命题）进行论证的逻辑义务或者说“科学义务”，因证称义——的过程中自我启蒙与相互启蒙。没有什么东西再是无需询问、理所当然的了，一切概念（concepts）将被重新考察，一切理由（reasons）将被重新审视，一切价值（values）将被重新估量。

如今，谈论“教育”或“教育变革”成了一种时髦与生意，但是，“教育”的概念本身就是以“学”而非“问”为预设背景的，这正是“问之死”的一个结构性来源。“问”让人从自身在当下的关切、摩擦与困惑出发，而（单向度的）“学”却是把人从自身和当下抽离出来，尤其是再有应试与绩效的加压，最终会导致“去主体化”与“（意识形态的）殖民化”的后果。所以，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一套内嵌入奖惩机制的“教化”程序。所以，最需要被质询与转型的其实是以“学”为主旋律的整个教育观念与体制本身。我们亟需的是在“教育”（假如还依然保守地沿袭这个僵化的名称的话）中注入“问”（questioning）之精神、技术和机制，消解和涤除在教育体制弥漫的任何权威主义及其变体威权主义的幽灵。只有在“问”与“学”相长的情境中，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的人才能“复活”。

回到“问”本身，自然是有好的提问，与不好的或坏的提问，后者只有问的皮囊，却没有问的灵魂。一个好的提问，可以引人通往一道门（正如“問”之“口”与“門”的象形），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但一个坏的提问，也可以把人带入歧途或“洞穴”，或让人一直在原地绕圈子。如今流行的被戏称为“保安三问”的“哲学三问”就具有这样的症候或“潜能”。

“我是谁”。显然，问的不止是“姓甚名谁”这样的代号，而是会深入到最为抽象的本质，意义，或者说“Being”。苏格拉底经常对年轻人说，“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但这句德尔斐神庙的箴言，原意其实是（神对人说）“人啊，你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限度，不要扮演神的角色”。不过，别忘了苏格拉底的另一句话，“我知道我无知”（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这一句恰恰体现了德尔菲箴言的本义，这是一个哲人所能知道的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第一知识”（first knowledge）。那么，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是谁”，认知和理性遇到了自己的天花板，这个所谓的“哲学第一问”在这样的提问范式里显然是无解的。

“我从哪里来”，同理，这不止是问你家在何处，父母和祖宗是谁，而是会层层递归、无穷后退到人类、生命乃至宇宙的起源问题，这在不同的文化、宗教或科学中有不同的解答（假说）。大抵来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答案是“无”（无中生有），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上帝”（造物主），在现代科学人的观念中，是“大爆炸”，及其后的“进化论”。但正如有一种说法，大爆炸之前交给上帝，大爆炸之后交给科学（主义化的“科学”是不是已经成了“新凯撒”？）。那么，可否窃窃地再问一句，“上帝”之前是什么呢？不管怎么回答，这都已经是一个严格的信仰范畴，不可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信称义，可要是“信”错了怎么办？用帕斯卡的说法，这是一种赌注（愿赌服输）。

“我到哪里去”。由于前两个问题都不存在确定的答案，那么，这一个问题，也便失去了自身的前提和根基，没有了“来龙”，如何谈“去脉”。只剩下了空谈所谓的“（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这样的bullshit。这其实是一种如拉康所说的“没有所指的能指的漂浮”（精神症），或者像是全球化时代的“没有了锚定的通胀的货币”，亦或像是一个封闭的热力学系统的熵增，直到系统的自我崩溃，或热寂。

这样的所谓“哲学三问”或“哲学的三个终极问题”，并不止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形而上学的non-sense，或者学院式的“哲学病”，而且是有毒的，因为，它还隐藏着潜在的危险：一方面，貌似是以对于意义的关切为起点，却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无意义，或反意义，即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它也构造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指循环和“唯我论”（egotism），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囚禁”，一种无法解脱的海德格尔式的“烦”。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的精神病理学。那一组不同于“保安三问”的有sense的、新的“哲学三问”是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