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樂園》：邪惡是對日常的毫不在意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藍玉雍

以二戰集中營為主題的電影並不少見，但《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少見的地方是，這部電影是以加害者納粹的「視角」來呈現德軍在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所進行的暴行。和過往相似主題的電影相比，《特權樂園》對其中納粹軍官的處理並非妖魔化的方式，而是透過拍攝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和妻子海德薇（Hedwig）在集中營旁生活的日常，讓觀者深入省視納粹在執行這個歷史上慘絕人寰的暴行中，他們的心理歷程是如何運作的？進而以一種平靜卻讓人窒息的方式讓人反思納粹以及所謂的「邪惡」之所以可怖的地方。

雖說是加害者的「視角」，但《特權樂園》裡並沒有任何猶太人受苦的場景，不存在「血腥」的畫面，納粹素來被人們責罵、譴責「慘絕人寰」的暴行，在這部片裡並不被螢幕呈現。反而我們看到的是指揮官與家中妻子和六子家庭生活的各種瑣碎日常，影片裡，他和妻子想讓孩子過著一種「田園式」、「自然」的生活和童年，在這個與集中營隔著一道牆的家裡面有著亮麗的大花園與菜圃，讓小孩子可以在裡面自在玩耍，同時也有噴水池可以讓人下水游泳，以及舉辦家庭餐會。而霍斯在處理集中營事務之外的空檔裡，更經常帶孩子去附近的山林、湖泊踏青、釣魚飲酒或是騎馬嬉遊。

這些「日常」可能讓人看得很沉悶，但也因此讓人感到一種窒息的恐怖。因為在這些家庭聚餐、休閒活動的場景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集中營的高牆就聳立在花園旁，但他們卻可以自在、若無其事地居住、舉辦家庭聚餐等等活動。在一個場景裡，海德薇帶著母親參觀自家的花園和菜圃，開心地講著其中的規劃，在輕鬆的言談間，母親詢問旁邊是否是集中營的圍牆，海德薇說是的，並簡單地說他們有沿著牆底種了一些葡萄藤蔓，之後會蓋過那個圍牆，使其比較不容易被看到。母親則感嘆地說，也許某個以前她曾經去幫傭過的一個猶太女人說不定就在隔壁，並不屑地描述那個猶太人在家裡舉辦社會主義讀書會的活動，表示自己無法理解這些東西，之後來到亭子中的木椅坐下，她讚嘆自己的女兒所「擁有的這一切」，彷彿這一切都是她女兒撐起的，而這個花園與家庭是全世界最美好、幸福的象徵。女兒聽了相當開心，並且開始介紹花園裡的花卉。在介紹的過程中，鏡頭讓我們看向兩人身後的圍牆，並聽到遠方不時傳來像是開槍的聲響⋯⋯兩人的交談在狗聽到聲響變得不安份後，海德薇為了安撫狗而中斷。在這之後，導演拍攝了花園中不同顏色的花朵，但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白色牆面下所生長的紅色花卉，一開始只讓我們看見點點叢叢的紅色，但接著是越來越大的特寫，整個畫面上我們看見一朵鮮艷的紅花，並且配上詭異不安的音樂，接著整個畫面變成血紅色的，暗示了我們這座花園能夠成長茁壯的原因。

影片以如此的方式呈現加害者的「視角」，表現的並非這些人所看見的事物，反而是展現了一種視而不見的「視角」。這種呈現方式也因此讓我們反思，儘管「暴力」並沒有被呈現在這部作品裡，但這部電影並不會因此讓人覺得這裡面不存在所謂的「暴力」，反而，透過這樣的方式，《特權樂園》讓筆者想起同樣以大屠殺加害者為視角的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以及筆者曾為其書寫的影評中所提及的問題，即讓人重新去思索和理解「暴力」是什麼？以及「暴力」應該被如何呈現和觀看？

在一般日常的用語裡，「暴力」讓人想到的往往是物理上的肢體攻擊，或者言語上的欺凌和羞辱。然而發生在《特權樂園》的除了是體制的，甚至給人的感覺是超越體制的。發生在這之中的「暴力」，是一種調度人們觀看和注意的機制，使人們形成視而不見的框架。但除此之外，《特權樂園》因為他所呈現與解剖的，似乎更像是一種「日常化」的暴力。這種「日常」的暴力不是物理上的肢體攻擊，也非言語上的欺侮，而是讓人隨著時間的流逝去慢慢習慣周遭正在發生的事，並產生分心和疏離的反應，最後對於現實的日常感到理所當然。影片中唯一與這種「理所當然」不同的情感反應，是這些加害者過度清潔的強迫衝動，這種清潔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對猶太人的嫌惡，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可以被解釋成是在藉由清洗的過程，無意間清洗自己的罪疚感，以及他們在日常所累積、過載而無法繼續麻木的感受與刺激，但隨著「清潔」的過程，變成了日常中不停重複「淨化」自己的儀式。

對筆者來說，「看不見」在影片裡於是有三層意思，一個是納粹不去「看見」他們所造成的痛苦；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電影的「看不見」似乎想讓我們重新思索的是，是視覺上的看見是否讓人真正地看到並促使他理解他所注視的事物？影片中軍官和家人們之所以對集中營苦難的視而不見，是否不是因為他們不去看見他們所製造的苦難，而反而是因為看見與視覺的過度，造成了這種冷漠？因為看讓我們反而習慣了眼前正在發生的事？就如同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指出的，在當代世界裡，影像的大量生產反而讓人們變得更加麻木？

「看不見」的最後一層意思，也因此浮上來。在考慮到第二層的因素，也就是經歷二戰之後，以及影像過載的當代，該如何去呈現集中營屠殺所產生的創傷和那幾乎沒有倖存者可以見證和表達他們所遭受的暴力？《特權樂園》的處理方式也因此讓人覺得十分震撼。因為在這部電影裡，猶太人在集中營所承受的苦難，不是用視覺來呈現給我們「看」，反而大多數的時候是透過聲音的暗示（槍響、尖叫），以及詭異、讓人不安的配樂來「顯現」他們自身。尤其電影開場的前兩分鐘，完全是黑幕，而且有趣的地方是，這些音樂之所以讓人不安，是因為這些音樂聽起來都給人一種躁動的感受，彷彿鬼魂不滿的嚎叫。在這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比起視覺，聲音似乎更讓人難以習慣，因為聲音並非將創傷再現出來，而是以非再現、不在場的方式去表示自己的存在，儘管聲音可能微小、無法聽清，但就如噪音、插曲般，去使原本平和的「日常」產生不和諧的滑動。

不過在另外一些時刻，影片讓我們不安和情緒激動的不是聲音的顯現，反而是聲音的缺席。比如在兩三個指揮官家人或僕人在屋內靜靜觀看遠處集中營焚燒猶太人的場景裡，之所以讓人感到不安，不只是因為大火熊熊燃燒的緣故，也因為這些屠殺人的場景非常的靜默，我們聽不到人的喊叫聲，但看著熊熊燃燒的火焰卻好像在心底聽到人們的尖叫。在另一個場景中，一個波蘭女孩彈奏起了一個猶太人Joseph Wulf（此人後來從集中營倖存下來並在戰後成為一個研究納粹意識形態的歷史學家，雖然著述甚豐，但卻因為發現這些研究沒能影響後世，而在1974年絕望自殺）於 1943 年在奧斯威辛三號集中營寫成的音樂作品，在這場景中，我們聽到了琴鍵聲，也看見螢幕上的歌詞，但卻沒聽見猶太人的歌聲。在這裡，反而是聲音的缺席使畫面溢出無法平衡的情感，試圖讓人們去尋求打破和改變現狀的可能。

在電影的最後一幕，場景忽然切換到現代，拍攝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清掃集中營內原本囚禁、刑求猶太人的空間與設施，也讓我們看見博物館裡的櫥窗，展示了當時受害者的鞋子、行李箱、助腳架、囚衣等等，而清掃人員在四周擦拭打掃櫥窗的玻璃和走道，接著畫面又切回與我們對視的霍斯，他轉頭繼續走下階梯，但這次他不再嘔吐了，而是穩健地走下失去光亮的樓層。這個時空的切換固然讓觀眾措手不及，但這個場景讓人恐懼的並不只是那如山堆般高的受害者遺物，而是原本這令人恐懼的景象與當初屠殺上百萬人的空間在影片中工作人員的清掃活動下，歷史的暴力忽然變得不再令人畏懼，反而他再度變成另一種「平常」的事物，並因此形成詭異無比的景象。彷彿即便二戰已經結束，但人們似乎仍然和當初的納粹一樣，以麻木的心態面對不論是過去亦或當今的苦難。這樣批評現代的方式或許是粗暴的，但如此呈現出的景象，將逼使觀者不停去重思該以怎樣的心態去注視生活的日常所遮蔽的事物，與面對種種不該被遺忘的歷史之痛，特別是如何在視覺之外去呈現無法再現的創傷的可能。

（編按：原文為臺譯《夢想集中營》，現統一採用港譯《特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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