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 許麗明 //蘋人誌

ShirleytheScor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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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5日 在旺角黑夜的街頭中,她拿着咪跟警方對話;在很多個瀕臨衝突的情況下,她走到警方防線前告訴警察,人們正在離開,請他們不要動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在警總前,警察拿着盾牌四出追捕人群,她張開着手臂,站在警察前,告訴他們根本沒有人要衝擊,嘗試安撫他們情緒。

過去一個月,在某些緊張的衝突場面中,會見到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的臉孔,鏡頭前,她是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不卑不亢地跟警察交涉着,鏡頭外,她陪着年輕人安全撤離。社工的存在,竟成為了一個緩衝區。

主文

一個區隔抗爭者與警察的緩衝區,在許麗明的擴音器下,逐漸形成。這是一條虛設的緩衝地帶,更是情緒緩衝帶,在長時間對峙下,抗爭者和警方的情緒都是極度繃緊,暴力一觸即發,作為社工,阿Ming覺得自己可以站在雙方之間,紓緩緊張的情緒。

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有這種力量的,就在6月10日凌晨。她和朋友留在金鐘,身上貼上紅色十字,準備了一些醫療物資,因為隱約覺得會「有事發生」,她看見有年輕人拿着鐵馬在路上左顧右盼,有點不知所措,便走過去跟他說:「你不如想清楚,想拿鐵馬去哪兒?」那人定了一下神,從徬徨中鎮定下來。一會兒後,她們走到立法會示威區「煲底」,突然有幾個防暴警,全副武裝拿着警棍向她們跑過來,「那一刻,真的很驚,他們向着我們從煲底走出來,我想,他們會否打我呢?」說時遲那時快,她們還在驚魂未定之際,防暴警已穿過她們離開了。

然後她跑到警察與示威者之間,近距離面對警察,她沒有戴上任何防禦物,口罩、頭盔一概沒有,就只站着,她跟警察說:「其實他們只是小孩,你們不用太緊張吧。」站在防線前,別人看見警權與人民的對峙,看她眼中,卻是兩班人的情緒對抗,雙方都已經歷一整天的緊張氣氛,就如一條繃緊的橡筋,只要其中一方稍有動作,立即演變成衝突。

回到那夜凌晨,阿Ming跟其他社工朋友推着一輛手造的木製救護車,從龍和道走去,邊走邊替已中了胡椒噴霧的人清洗,一直往前走又有另一批防暴警在前方,想轉身往相反方向走又有另一批防暴警在噴胡椒噴霧,四面楚歌,眼看一批防暴警正要向她們衝過來,她立即抱緊各人,而防暴警竟沒理會她們,逕自跑去。

此刻,她發現原來自己沒戴口罩,卻是一種力量,「我在防線前勸警方冷靜,他們說我沒戴口罩,知道我不打算攻擊他們。我立即明白了一件事,當雙方情緒都很高漲時,若發生衝突,最終都是手無寸鐵的抗爭者蝕底,所以我選擇站在中間,嘗試跟警員溝通,做情緒紓緩。」

睡過幾小時後,她再之回到龍和道,6月12日下午三時,催淚彈落在人群中,她隨着人潮一直往中環方向散去,防暴警拿着警棍和盾牌,步步進逼,她拿着社工證,跟追趕人群的防暴警說「我是社工,我們正在離開」。人們從龍和道一直走到摩天輪底,就暫時停了下來,但不有意慾離開,便三三兩兩的聚集起來,被趕到此處,她觀察到眾人的情緒開始高漲,「有人開始罵警察,我們作為社工,不會阻止,亦不會否定任何一方表達自己的意見。」

有位並非站在防線的女士,從遠處大聲罵警察,阿Ming決定陪她走到防線前,站在防暴警前表達意見,「我跟她說不如陪她上前講,於是便拖着她的手,走到防線前,那位女士很激動,我叫她慢慢講。說了一回兒,警察問她講完未,我就帶她走回去。她之後立即崩潰,哭了起來,我便抱着她。」

情緒來了,是一發不可收拾,阿Ming選擇帶女士上前宣洩情緒,目的很簡單,某人在遠處罵警察,最終受害的,卻是站在前方的抗爭者。她就在對峙情緒開始出現緊張前,把雙方的情緒稍為紓緩,大概這就是作為社工的一種介入模式。

訪問中阿Ming強調一切都是她個人的處理手法,面對每天都在轉變的環境,每位社工都有各自的崗位,在社運中的介入與角色,絕不能一概而論。她亦不止一次強調,在社運現場不會阻止任何人的行動,不會拍掌、喊口號,更不會參與策略討論,只是不想氣氛過度緊張而導致有人受傷。然而,社工也是血肉之軀,面對示威群眾和警方的情緒,她也有受不住的時刻,「有時聽到不同人的故事,好感動,但在當下,我們卻未必能說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

七一早上,她在分域碼頭,防線一直迫近她和人群,她記得,有個督察已拿起了胡椒噴霧,準備向人群噴射,她立即走到他前面,攤開雙手說「唔好啊」,他說「你走開」,然後拋下一句「點解香港會變成咁」,便離開了。那一刻,阿Ming感到莫明的震撼,「其實沒有任何人想用暴力,很多抗爭者根本沒有想過要衝擊!」

兩次在警總外的集會,她都在場,示威者擲雞蛋、大聲叫罵,她認為是一種無力感的宣洩,「你說他們除了大聲鬧,還可以做甚麼?有這麼多東西,偏偏選擇雞蛋,根本就刻意不去做成嚴重傷害。」在鏡頭前,她攤開手臂勸說警員,以身驅擋着警察,希望他們冷靜下來,那位白衣督察,看着她,然後轉身離去。然後,她陪着人群跑到灣仔的街巷中,但最終還是有不少人被圍堵。那個影象,彷如隔世,不足兩周後的7月7日九龍大遊行,情況更失控。

在遊行時,阿Ming早已覺得不妥,警方似是刻意把人潮引導至旺角方向,「當時很多在旺角的途人都被誤以為是示威者。」晚上十時後,當時她和人群在山東街一帶,看見不少人其實想離開,但一些地鐵入口已關閉,而每一條街道都有警察把守,腹背受敵,根本是無路可退。在前面,有警察向着自己推進,警方叫人們往後退,但其實後面亦有另一批警察,「叫我們向後走?但又沒說可以怎樣走!」在被圍困的混亂情況下,她拿着擴音器,大聲問警方:「群眾想疏散,但可以點走?」

而警方當時的回應就是,沒有回應。

在旺角黑夜的街角,面對着警察,她拿着擴音器說話時,異常冷靜,在示威者和警察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她只能用最清晰而鎮靜的方式,試圖減低磨擦,最後還是能夠陪群眾安全地離開。訪問中她說過許多遍:「根本沒有人要衝擊防線」。這是一個解不了的謎思,既然在大部份時間都沒有人希望衝擊警方防線,大部份人都正在散去,那麼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在凌晨時份的灣仔、金鐘街頭、上水的天橋上、沙田的商場內,在食店商舖依然燈火光明之際,到底是基於甚麼理據?她無法理解警方的行為。

上水一役後的記招上,阿Ming愈說愈激動,她說回歸前,警方面對示威群眾只用最後程度的武力,驅趕亦只會在發出警示後才行動,這在過去兩周的示威事件中,警方明顯已進入失控狀態。當她在防線前,面對警方向着自己和其他社工推進時,她擔心前面這班警員的精神健康,「我建議他們的上司照顧一下他們的精神狀況,到底有沒有適時給予休假?他們在執行任務時傷害沒有使用暴力的人群,我們眼見那些精神比較穩定的警員,要幫忙拉走失控的同僚。」

社運現場經常看見阿Ming,她從前是老師,直至2010年成為註冊社工。傘運時任職小學駐校社工,卻因為積極參與運動而被校方要求辭職。差不多三十年的社運路,她沒有放棄過,被學校辭退卻令她飽受精神困擾,過去幾年一直要看精神科醫生,直至一年前才停止。

今年四月佔中九子判刑,然後是《逃犯條例》修訂,她嗅到了龐大社會運動的氣味,所以主動見了醫生,「我很了解自己的精神狀況,需要醫生開一些讓我能夠睡覺的藥物,保持情緒穩定。」她的正覺沒有錯,預示到自己即將面臨巨大壓力,坦言這是做得最對的事。從八九民運走到今天,她覺得任何時刻、任何人,都要關心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態。

傘運時,她站在較後位置,主要是跟年輕人聊天,助他們疏導情緒,反送中運動卻不時見她拿着大聲公說話,甚至被傳媒拍下她沒任何裝備下伸開雙臂跟警方對話, 其實她從來不喜歡出鏡,鏡前幾秒鐘,鏡後其實她一直都在,「我們不能隨便爆出來,突然就站在年輕人前,他們會怎樣想?社工最重要是一直陪伴他們。」陪伴的意義,就是建立互信,當有時情發生時,人們會讓他們擔當紓緩角色,不會覺得他們是空降抽水。

社工也會累,也會崩潰。他們站在人群與警察之間,遇到有人想輕生又要立即四出支援,周末跑到示威現場的他們都是義工,周一至五就要回到工作崗位。他們的情緒,亦需要被紓解,但此刻,他們卻要忙着關顧示威人士和警察的精神狀態,每次衝突,渡過漫長的黑夜後,他們只能拖着疲憊的身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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