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中的聖詩 溫柔的力量

6月11日的晚上，公民廣場外幾百人聚在一起，一直在唱，而警察亦在添美道布防，背後插着旗的警察在旁守候。一直至6月12日的晨光乍現，他們依然唱着，沒有人知道，若然沒有他們通宵唱誦，衝突會否早就降臨，馬拉松式的唱誦，讓人在疲憊中，找到半點安寧。

從那天起，香港人發現，原來抗爭還有這種溫柔的方式，溫柔的力量結合強大的能量，能迸發更多超越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各自爬山，能爬得多高，看得見多少風景，在於耐性、耐力，更在堅持與創造力。

主稿

高太在11日晚上一直在金鐘留守唱詩，站在警察面前，她看見他們僵硬的表情，偶爾亦見一兩個警察眼泛淚光，不知是眼睛疲勞還是受了感動。站在人群之間，當中有來自不同教派的教徒，亦有一般市民，唱到12日的下午，高太累了，便回家休息。

「瞓咗一陣，10點醒，金鐘竟然翻天！好緊張，立即諗仲有啲咩可以為香港做。」6.12後，她每天晚上都有出來，有時候在中信橋那邊，亦有在俗稱「煲底」的立法會示威區。那天我們約在煲底，下午6時，人群開始聚集，放工人士陸續趕至，有人在柱子上掛上「祈禱會」三個字，清唱的聖詩徐徐響起。

她走到祈禱會中，站在人群前領唱起來，同樣的歌詞不停重覆着，看着她投入地唱歌，彷彿眾人不是在對抗暴政，只是一次真誠的祈禱集會。然而，站在群眾和和警察中間，她亦曾遇過氣氛緊張的時刻，「有位中年男子好憤怒，向警察爆粗，我哋好驚佢動手，會被控襲警，於是立即同佢傾，拍下佢膊頭，有年青人出嚟勸佢。」

對她來說，唱聖詩能給教徒帶來一種力量，「我見到多咗基督徒走出嚟，以前喺教會內對住四面牆，因為呢件事大家開始關心社會。我哋被教育到不談政治，政權亦唔想你去掂政治，但社會發生咁大件事，為咗公義，就要走出嚟彰顯耶穌基督嘅犧牲精神。」

天主教徒Peter及Joseph在6.12和6月16日的遊行都有參與唱詩，他們覺得這首聖詩很有感染力，「我問周圍一齊唱嘅人係咪信徒，竟然大部份都唔係，佢哋都認同呢種方式可以幫到大家。」Joseph說。

Joseph記得，有一晚在中信橋唱着時，看見封鎖線對面的警察，口中唸唸有詞，似在一起唱。

五年前的雨傘，二人只是中學生，當時他們亦有走出來，卻並非用教徒的身份，因為群眾並未接受教徒的行動，這次明顯不像那時的抗拒。教徒鍥而不捨的精神，在這次運動中，讓人嘆為觀止，Peter承認，逃犯條例牽連甚廣，甚至直接影響身處香港的教徒，「天主教徒講公義，但喺內地就變成敏感話題，香港喺整個國土內唯一享有宗教自由嘅地方，內地教堂被毀，教徒有困難，就靠我哋香港人幫佢哋發聲，他日條例通過，我哋都會被送中，我哋有事，唔通要靠台灣教會救？今日香港，明天台灣，一啲都唔樂觀。」

他們更憂慮，有神父為了促成「中梵建交」而過濾了一些關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消息，對教徒來說，宗教自由是「最後一條稻草」，Peter曾經到外地參加宗教活動，碰見國內的教友，他們根本不能以宗教活動名義出國，而且不能被人看見他們參與活動，只能躲在一旁，「假如條例通過，香港教徒都幾難走得甩。」Peter說。

雖然《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火速走紅，但始終有人會覺得煩擾，社工及神學碩士生呂智恆在唱詩初期，就見過有人覺得他們「搞事」，拿着擴音器大聲播音樂，務求蓋過他們的歌聲，「我覺得大家都係自由、平等嘅身份參與，我理解嘅，唔同人有唔同意見，今次已經係少有地正面，連登都無話我哋。」

不斷重覆誦唱，呂智恆覺得站在警察與示威者中間，能在不安中，帶來一點平安，「人唔可以長時間都靠恐懼同絕望去推動、維持社會運動，有時都要有平安、希望。」他說這段期間人們精神繃緊，惟有唱詩，能令他平靜下來。然而，不少人都說這首歌有「淨化」在場警察的功能，他卻笑言，淨化就未必做得到，反而有點催眠效果。

專門守「夜更」的陳可樂，沒有經歷衝突，只是在幾個沒有太多人的夜晚，一直唱天光，某天凌晨4時，他到達中信天橋，當時只得4、5人在唱，「我覺得呢首歌係一個冥想嘅方法，有人話洗腦，我就認為係一個大融和，其實同佛教不斷唸經誦唱係一致嘅。」

經過這幾個星期火紅的運動，有人被布袋彈直射眼睛，有人被圍政至差點兒以為自己會死，這些一切都擾人心神，而可樂就則認為聖詩有一種「療癒」的效果，「經歷創傷、悲哀，唱詩係一個令人靜下來嘅機會，對住警察，化解佢哋怨氣，保護年青人，亦係呢首聖詩本身嘅意義。」

但他不認同這是「洗腦歌」，「我哋唱歌嘅目的唔係要佢哋崩潰，在場所有人都好真誠地唱，如果係惡搞，根本無法唱幾十個鐘。」他記得，那天幾個年青人互相搭着肩膀，一起唱詩，站在中信橋上仰望東方，太陽緩緩從地平線升起，那一刻他就知道，這個運動，將把我們導向一個更大的理想、力量和願景。

配稿 保守教會與前衛牧師 

王少勇牧師很忙，在傍晚在教會內做完祈禱會，然後又要趕回金鐘，至6月10起，差不多每天晚上他都在立法會附近，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更是由一次他參與的禱會開始，「11號晚有2000人集會，九點完咗後就叫參加者散去，但佢哋無走，於是就開始唱呢首，初時估大家唱10分鐘就散，點知唱足十幾個鐘。」

一件事情的發生，有時只是幾個偶然的湊合。就這樣，一首聖詩把不同的人聯合起來，王牧師說藉着詩歌緩和在場氣氛，是一種溫柔的力量，「係無能者展現出嘅大能，傘運後我哋所有人都經歷無力感，覺得自己失敗咗，但民主運動係長期嘅。」教徒與非教徒能一起唱詩，王牧師覺得非常感動，今天的融洽，卻跟五年前傘運的情況，剛好形成強烈對照。

王牧師相信，作為神職人員，有一種站於當權者與人民中間的責任，五年前，他跟40個牧師站在警察防線前，隨即引來「唔好阻住地球轉」的謾罵。五年後的6.12，雙方開始進入劍拔弩張的情況，他跟其他牧師撐起傘，站在警察前，手牽着手繼續唱詩。

「我哋有向警察呼籲放下長盾，亦有同示威講唔好衝，的確有示威者退後了。」他們一直守在公民廣場外，直至催淚彈連球炮發地擲向他們，「其實都驚架，催淚彈就落喺身邊，一秒就睇唔到前面。」

教會在過往的社會的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一直都較為保守，走得較前的張大衛牧師卻在這次運動中，看見了另一番新的氣象，「以往喺教會批評政權，會有好多限制，今次卻有咁多教牧聯署同群眾同行。」

談到宗教與社運的關係，大衛牧師坦言回歸以後，香港的宗教自由一直受打壓，「傳統教會傾向親政權，持唔同意見嘅教牧唔敢出來批評。」他更指出現時特首選舉的宗教界別其中10席來自基督教，由教會內部選出來，全都是親建制，「一啲敢言嘅20、30歲年青教牧，同傳統大教會嘅理念唔同，佢哋追求民主、公義，佢哋會關心大陸拆教堂事件，想聯署或講道時提及，都會被教會內年長嘅領袖阻止。」

教會避談政治，大衛牧師舉了一個例子，數年前有一位年青教友參與「反高鐵運動」，在立法會外「苦行」，卻被其他人看見了，他所屬的教會卻拒絕為他受洗。

一次社會運動，卻成了一個讓人反思教會、教徒與社會關係的機會，自由多元的普世價值，如何能在教會中體現？而回歸到現實，教牧因為不同政見而離開傳統教會，在外邊又是否真有更大空間？當這些比較前衛的教牧，出現於社會的鎂光燈下時，也許能為宗教團體與社會的未來，帶來一些新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