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支持反送中

燕茹、宇睿坐在警察總部外，群眾喊口號的聲音此起彼落，做訪問不時被叫喊聲打斷，而站在我們身旁的男孩，有着特別大的嗓子，頓時變成了喊口號的領頭，當他高呼時，我們相視而笑，只能稍停下來。燕如說，台灣很少看見這個場景，三萬多人聚在同一地方，長時間、鍥而不捨地喊口號，他們從台灣匆匆趕來，留幾天參與運動，又趕回台灣去上班了。台灣人來港參與反送中，他們說原因很簡單，唇亡齒寒，若香港守不住，台灣絕對無法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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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台灣那邊的航空罷工，燕茹在6月20日晚上十時才到香港，到旅店放下簡單行李後，就立即跑到金鐘去，席地而睡，一直睡到21日的晨光初現，「香港立法會很好睡呢，有清潔的廁所，是一個很棒的佔領現場。我在台灣睡過不少地方，行政院、總統府前、仁愛路等，很多都沒廁所，太陽花318學運就在立法院睡了二十多天。」

雖然是說笑，聽起來卻有一種莫名的傷感，沒有人願意睡在街上，一切只為捍衛、守護重要的價值，燕茹在台灣是立法委會助理，由16歲開始一直都有參與不同大小的社會運動，對於香港，她有着一種不能割裂的感情。21日那天差不多11時，看見金鐘的情況大致和平，便回到旅店去補眠，直至下午2時醒來，驚覺群眾已由立法會移師到灣仔的警察總部，便跟朋友宇睿走過去。

還未坐定，就被眼前的情況感動了，她說在台灣，一般的示威集會不會有這麼多人，亦不會動輒十幾小時，而且警總外幾乎沒有領袖，大部份人都是自發聚集的，「台灣的群眾比較快散去，不會坐很久，亦多是打遊擊，十幾個人就可行動。」

記者告訴她幾個小時以前，就有一些年青人以這種「快閃」的方式去癱瘓政府機關，她點了一下頭，分享台灣的遊擊經驗。台灣人會在各處跑來跑去，當警察要把他們包圍時，就立即散開，同一時間，一千幾百人在台北市不同地方亂跑，讓警察疲於奔命，就如跑馬拉松，隨便亂跑，連下個路口也不知是甚麼，「哈哈，參與者都不是很可靠的，香港這種群眾靜坐強度更大，台灣參與者有時會搞破壞，推倒東西那樣子。」她笑說，這種打遊擊的抗爭方式成本低，但缺點則是小隊之間缺乏溝通，不知道大家的位置和在做甚麼。

三萬人這樣子坐着十多小時，她笑說若然發生在台灣，整屆立法委員早已要重選換屆了，但在香港，政府依然坐在辦公室內，香港警察亦只能躲在大樓內。說着，她從袋中拿出了一條白色的布條，綁在頭上，布條寫着「台灣撐香港」，「若香港硬要通過送中條例，難道我們還可以坐在台灣繼續享受？一國兩制早已成了笑話，香港無論如何抗爭都無用，我們台灣人看在眼裏。」

五年前，燕茹亦有來港參與雨傘運動，10天裏有8天待在旺角，她看見的是兩個世代的更替，當年的大學生現在已是26、27歲，而今天的中學生，又是另一個時代，而每一代，都有專屬自己的抗爭歷史和記憶。

回想旺角的黑夜，她禁不住吐一口涼氣，說依然覺得恐怖，台灣警方會在驅散人群前舉牌三次，每次大約隔半小時，人們都能預計警方的行動，試過兩次舉牌相隔只有10分鐘，法庭即判警方違法。「旺角清場時，警察在毫無預警下就衝過來，很恐怖，那時我自己一人，跟着一些女生跑，幸好有梯子讓我們爬上較高處逃過，眼見有女生因為跑得不夠快而被按在地上亂打，又有男生被打破頭，在噴血。」那個被打至頭破血流的男孩，躺在地上，一直發抖，她愛莫能助，而同時，還看見警察在搶醫療物資，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鎮壓，在燕茹腦內，成了沉重的陰影。

五年後再次回到香港的抗爭現場，她心情放鬆了一點，亦觀察到在場的群眾，比雨傘更清楚自己的方向，更了解走出來是為了捍衛香港的主體性。關於兩地的民主運動進程，由二二八、美麗島、白色恐怖時代，乃至太陽花運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經驗，都比香港多，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必然比香港成熟。燕茹卻認為香港這種和平集會，大家都有着清楚訴求，而且都由市民自發，但在台灣，很多時都會回歸到政治人物和領袖身上。香港200萬人走出來，政府漠視港人五大訴求，一切都被台灣人看在眼裏，事情更是簡單明顯，「一國兩制絕對是不可行了，我們要堅決拒絕，統派更說要走一國一制，連用一國兩制來包裝也省掉了。」

坐在旁邊的90後郭宇睿在台灣當獨立記者，專門做網上直播，他跟燕茹是「街頭伙伴」，年紀相差十年，卻在大小社運中，並肩作戰，「香港抗爭者給我的感覺是較嚴肅的，看見朋友分享6.12的情況，便決定來港。」

6月21日包圍警總那天，他們一直留守至凌晨兩點，坐在正門旁的梯級上，宇睿記得當時有兩個女生，給他們口罩過濾器，能過濾催淚氣體，夜深了，又有人給他們毛毯，當他舉頭望進警總內時，還看見警察在跟集會人士自拍，大樓外的憤怒與訴求，跟大樓內的輕鬆自拍，形成強烈對比，「我覺得香港人非常團結，真的！在台灣不可能短時間內聚集到幾萬人，而且沒有主持人。」

他同樣認為，這種輪流到不同地方去包圍和集會，是一種有效的抗爭手法，「可以保留力量，是打長久戰的方式。」訪問完結時，二人不忘提醒記者，報導要在他們離開香港後才刊出比較好，燕如說來香港參與社運的確有點壓力，這壓力並非在台灣一方，而是香港海關，「朋友說我可以入境已是不可思議！」當一個地方，人們因為參與集會而在出入境時擔驚受怕，這個地方還可宣稱自己有自由集會的權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