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杂志丨李录：从激进革命者到成功投资人

李录：从激进革命者到成功投资人

伊琳诺·奥尔库特（Eleanor Olcott） 

一九八九年春，一列满载学生的火车抵达北京。车厢极为拥挤，乘客们只好挤在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一到中国首都，他们就涌上这座城市街头，加入到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列，一位深得民望的改革派领导人去世引发了那些抗议。乘客之一是二十三岁的李录。

李录身材苗条，戴着眼镜，就读于南京大学，他没有车票就上了火车。在北京火车站，他试图混在出站人群中，这时，一名穿制服的男子拦住了他。李录担心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检票员只是挥手，示意他通过，并微笑着冲他打一个V字手势，以示对抗议者的支持。李录谢过检票员后，追随人群前往天安门广场。

激进革命者

若非亲眼所见，天安门广场的规模是很难体会的。它占地面积相当广大，以至于在常日，天安门似乎坐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李录到达那天，这里挤满了要求自由的人群。抗议者希望实施政治改革，一些人为此准备饿死自己。示威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加入各个派系，并举行领导人选举。尽管并非来自北京的某个著名机构，李录还是赢得了一个席位。他代表激进分子。

李录生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不久，因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父母被送进劳改营。他的童年在监护人和孤儿院之间颠簸不定。十岁时，唐山爆发了一场灾难性地震，他幸免于难。官方记录显示，那场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其中包括收养李录的那个家庭的所有成员。

尽管这样的经历在他那一代人中并不罕见，但李录明白，广场上的许多学生都当他是局外人。他懒得用振奋人心的演讲争取怀疑者，相反，他更愿意做一名权力掮客。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王军涛看到，李录在会议上基本保持沉默，吸收不同的观点。据王军涛介绍，李录还确保自己接近正确的人。他很快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王丹成为朋友，并给自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学生团体总指挥柴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激进的柴玲提名李录为副总指挥之一。

一些学生领袖与王军涛谈到李录，他们想知道，何以李录抵达北京时与这场运动背后的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何以他没有携带身份证件。他们怀疑李录是间谍。王军涛是过往抗议活动的资深人士，对他们的怀疑不以为然。但李录看上去确乎与众不同。他们第一次见面握手时，这位年长的活动人士感到，握着他的粗糙的手属于一位体力劳动者，而非学者。

王军涛倾向于关注他认为李录在学生决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通过与政府谈判，以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李录不只不相信当局会履行协议，而且似乎总是主张用最激进的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五月中旬，一次持续六天的绝食抗议爆发，李录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场绝食抗议激发了公众的同情，但也点燃了政府的怒火。

当抗议学生的士气开始低落时，李录宣布，他和他的女友将在一个象征性的公开仪式上结婚。在那天的照片中，李录身着邋遢的背心和四方的飞行员夹克，一面革命旗帜歪着挂在他的脖子上。朋友们用廉价的酒水和无伴奏的婚礼歌曲为这对幸福的夫妇献上欢呼，这些噱头的喜悦和希望的弦外之音让人群再度亢奋起来。

到五月下旬，一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随着周围到场警察和军队越来越密集，一些学生担心军队正准备进入，以清空广场。柴玲和李录那一派想留下来。随后，六月四日凌晨，军队进入，向活动人士开火。坦克碾过尚有抗议学生睡在其中的帐篷，并封锁了出口通道，同时士兵们逮捕了试图逃跑的学生。官方称有两百名平民死亡，学生领袖则估计死亡人数高达三千四百人。

屠杀发生后，政府以领导暴乱的名义点名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李录躲了起来，官方媒体上满是他一头蓬乱黑发加上大号太阳镜的头像。他利用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运送西方走私商品的线路，成功逃脱。王丹和王军涛就没那么幸运了。李录获得了自由，但仍在被通缉名单上。几十年后，到最终回国时，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并且手中掌握着数亿美元资金。

成功投资人

一九八九年晚些时候，李录获准在美国避难。

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来说，纽约是一个艰难谋生之地。李录身无分文，也不懂英语，仰赖人权界人士的慷慨解囊，他们赞赏他和其他学生的立场。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巨头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帮助他安顿下来。另一位活动人士朱蒂·斯泰勒(Trudie Styler)给了他一袋来自她丈夫、摇滚明星斯汀（Sting）的一袋衣服。斯泰勒后来根据李录的生平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李录婉拒为本文接受采访。他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促成一些高管现身，解释了他多年来的思想演变。

李录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回忆录《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 : My life in China）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国的动荡生活。在几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总结了那段生活是如何塑造他的人生观的：“我试着与任何一个接纳我的家庭打成一片，并学会适应我自己发现的不论什么环境。”在纽约，他处在类似境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学习英语。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最终成为首批同时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和商学与法学研究生学位的学生之一。在课堂上，他平静如水的权威和寻根究底的提问令其他人印象深刻。一位前教师表示：“他没有像其他许多学生那样因为尊重教授而被妨碍，你能感觉到他在某处活动。”

问题是，在哪里活动？作为一名活动人士，一九九一年，李录在国会外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绝食抗议，引起了人们对王军涛困境的关注。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被允许离开中国，人们对天安门的关注已经开始减弱。许多年后，李录对一个学生团体表示，来到美国后，“我一直对将来如何在这里谋生心存恐惧”。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上了一个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速成班。听了沃伦·巴菲特的一次讲座后，李录开始将自己的学生贷款投资于股市，获得了可观的回报。

到一九九六年毕业时，李录已成功将自己作为学生的激进作风与谋生需求融为一体。他对人权感兴趣，他在纽约的名流中广为人知，他的毕业为他在《纽约客》杂志 (The New Yorker)上赢得了一个短篇报道。华尔街机构排着队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录就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在美国，对冲基金正蓬勃发展，以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和风险的投资策略驾驭着九十年代的经济热潮。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瑞·达利欧(Ray Dalio)等经理人成了明星，李录也渴望进入他们的行列。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自主创业事实上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去吸引像著名私人股本收购公司 KKR 联合创始人杰罗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那样的知名投资者了。但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没有李录的生命故事。科尔伯格告诉当时的《纽约观察家》周报（The New York Observer），与李录合作投资的决定“不是那种我通常比较谨慎的事情，但我对他的欣赏占了上风”。

对冲基金喜马拉雅资本开局不利。他曾在亚洲寻找机会，但在一九九七年该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后，喜马拉雅在第一年就损失了百分之十九的价值。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没多久就撤资了。李录很快就厌倦了当日交易和卖空操作，这使他面临无限的下行风险，而且假如一只目标股票飙升，可能导致一只小型基金灭亡。持有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日韩股票的股份帮助李录恢复了元气。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他已管理着约一亿美元的资产。他的单人店开始招人。

李录的背景使他成为美国投资界独一无二的人物：这位中国异见人士因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掘得一桶金。正如一家报纸所说，他从“自由战士到曼哈顿雅皮士”的转变注定引人侧目。一九八九年，他严厉斥责了访问北京的美国政府官员，因为他们“与中国做生意的决定见利忘义”。现在，李录欣然接受了自己哲学上的转变，公开谈论起投资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并赞扬新兴互联网的民主化效应。他还与其他中国移民建立了联络，其中有九十年代末他在洛杉矶结识的房地产大亨熊万里。

二零零三年，李录获邀前往圣巴巴拉的一位女性家中，参加感恩节午宴，他是通过人权工作认识这位女性的。这位主人的丈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随着巴菲特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他创建了这家企业集团。伯克希尔副董事长、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也在场。芒格和李录谈起了股票，几个小时后仍意犹未尽。这是一段持续二十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自信的年轻人”，现年九十九岁、仍担任伯克希尔副董事长的芒格表示。“他非常喜欢当主管，而不是为别人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自然同情他。我试图说服他在伯克希尔工作，但我是在与人的天性斗争。”

李录的干劲给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称：“我对革命不感兴趣，我是资本家。吸引我的是他的资本主义天资，而不是他的革命经历。”

一开始，芒格建议李录全面重塑自己作为巴菲特模式投资者的形象。这意味着放弃一时头脑发热而催生的交易，转向更长期形式的“价值投资”。

巴菲特的做法强调，为那些可以培育数十年以实现增长的被低估资产提供融资。李录来自中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多年后，他在《穷查理宝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在一次于哥伦比亚大学聆听巴菲特讲座前——译注）股市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还停留在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所描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充满了狡诈、运气与血腥。”接受巴菲特的哲学后，李录的口头禅变成了“准确而完整的信息”。根据当时的文章，完整有时意味着不遗余力，去了解一家正被喜马拉雅资本研究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参加他们的礼拜仪式或与他们的邻居交谈。

二零零四年，李录启动了一只新基金，之后芒格将八千八百万美元的家族资金委托给了他。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基金经理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否则他将不得不在展示月度回报的同时，匆忙筹集资金。芒格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回报好到邪恶。那八千八百万美元已经变成了那个数字的四到五倍。”

例如，李录很早就买了贵州茅台。在共产主义革命后不久，这个品牌的蒸馏酒就成了官方的国酒。伴随中国走向繁荣，茅台成为向外国政要敬酒时的首选饮品，也成为高级官员行贿时的首选物品。作为一只备选股票，它在亚洲投资界颇具传奇色彩，买下它类似于一九九零年代晚期买下苹果公司的股票。有时它是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

芒格表示: “股价真的很便宜，可以赚四五倍。李禄只是看好那只股，就买了所有他能买到的，然后很快大赚了一笔。”

革命同侪之间的分歧

每年六月都是令人痛苦的天安门周年纪念日。王丹是中国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头号通缉犯，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最终获准在美国避难。李录的同胞活动人士在他的自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军涛，那位注意到李录的手的老人，因阴谋颠覆政府罪而获刑十三年。历经痛苦逃离中国后，柴玲已落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没有回应采访请求。)

一九九九年的周年纪念日，一家美国新闻网追踪到了一些“天安门英雄”。王丹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在他流亡的美国重新加入变革中国的运动。他称：“我的梦想是我能做点什么。”柴玲有过激进的岁月，曾在一九九零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她直言不讳: “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不会改变中国，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十年前就试过了。我们有数百万人和我们一道，但没有成功。”李录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仍然称自己是异见人士，但承认他早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活动。他告诉采访者，继续在纽约街头示威是“不现实的”。

王军涛现年六十五岁。他仍然称自己为“职业革命家”。今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法拉盛（Flushing）的办公室通过电话表示，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是很简单的，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表示：“假如你想成为一个英雄，牺牲自己是很容易的。”相比之下，那些走李录这条路的人必须“复杂”。“你必须平衡很多事情。”

大约始于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理念大受欢迎。尽管李录在北京仍是政治贱民，但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他看起来像是两国之间天然的桥梁。正如KKR公司的科尔伯格在一九九八年所论：“我希望看到他成功，最终帮助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到那时，他将是独一无二的合格人选。”

喜马拉雅投资早期最重大的成功支持了这一看法。二零零二年，李录投资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尽管明面上仍被禁止参观该这家公司在深圳的工厂，但他相信，未来取决于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和十四亿消费者的购买力。二零零八年，他说服芒格相信了他的愿景，同时伯克希尔收购了比亚迪十分之一的股份。芒格回忆说：“我不喜欢汽车业，要在汽车业发财很难。”但“比亚迪运营非常好，早期对比亚迪的投资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去年，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期间，不论当日是否显而易见，对“贸易将带来一个更自由的中国”的理念的神化都发生了。当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还在成长之中。奥运会筹备阶段，人权组织试图强调政府虐待藏人和迫害宗教组织法轮功。但抵制的呼吁收效甚微。奥运会结束后，西方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飞抵该国，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经济体崩溃进一步加剧了外国资本的涌入。王军涛表示: “那是他们忘记六四屠杀的时候。二零零八年后，假如你是中国政府的敌人，你就不可能从华尔街收钱。”

这些宏观力量在先前关系紧密的异见人士之间制造了分歧。但当王军涛第一次到美国时，他仍和李录会面喝咖啡，谈论中国的未来。二零零六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前往新西兰继续学业，在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零零七年，王军涛试图返回中国时，政府通知他不会被允许回国。“他们表示，假如我留在中国，我的生活会很麻烦。”他于二零零八年回到美国，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李录。“不论他做了什么决定，我都理解”，他表示。“我不需要他。假如我接近他，我就会扰乱他的道路。哪怕我们喝一杯咖啡，中国政府知道了，也会认为这太多了。”

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乡村俱乐部酒吧(Fort Lauderdale Country Club)，坐在棕色皮沙发上的熊万里说，在一九九零年代的中国，“赚钱真的太容易了”。熊万里也参加了天安门的抗议活动，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就像绝大多数“八九届毕业生”那样，留在了中国。天安门事件后，他搬到了深圳，那里曾经是渔村，正被改造成一个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今天，那里的人口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多过纽约。

在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几年后，熊万里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目标是利用他在涌现于深圳周边的高尔夫球场上建立的与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当年就是这样，在习近平高压反腐启动之前，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公认现实。熊万里称：“那时候有很多土地。”他在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繁荣中富起来了。

二零零二年，熊万里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回忆道，他到达后，私人财富经理如何追着他到处跑，赌场则派出私人飞机接他到拉斯维加斯。他也认为，经济繁荣将给中国带来自由化的影响。他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见到了李录。两人投资了多维，那是一家由流亡记者何频创办的中文媒体网站，其自我定位是批判性媒体，一旦中国自由化了，就准备进入中国。尽管在中国遭到封禁，多维的独家新闻还是令其成了北京方面的眼中钉。它两次预测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这个常委会相当于一个内阁，在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其人选是一个需要严格保守的机密。

熊万里认为，这是对中国未来的投资。多维面向数百万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希望得到比国内媒体提供的内容更具批判性的声音。对李录来讲，多维似乎是一笔不错的金融投资。(喜马拉雅及其关联投资者持有多维母公司略低于50%的股份。)

二零零八年四月，多维领导团队集合，召开了一次例行董事会会议。熊万里从武汉打入电话。噼啪作响的电话那头，他听到李录的声音宣布他将出售自己的股份。这一声明震惊了熊万里，他要求李录将那一部分股份卖给他，但李录将其卖给了亲北京的传媒大亨于品海(Yu Pun-Hoi)。熊万里表示，他怀疑李录出售那部分股份给于品海是为讨好他本人，并增加自己成为华尔街在中国的渠道的机会。喜马拉雅一位发言人表示，从多维撤资的决定，是该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整体清盘的一部分，于品海的报价被接受为最高报价。

自那一年以来，已变得清楚的一点是，贸易将创造一个民主中国的理念成了空想。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化了掌权，在一场被称为民粹主义反腐运动的镇压中清洗了政治和商业对手。二零一八年，他废除了任期限制。北京对台湾愈发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姿态，以及在国内对少数民族的高压手段，已促使西方政府和企业与远离中国。拥抱市场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使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许多，但最终却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威权国家。

变化之一是，多维将总部迁至北京，虽然在中国仍被禁止，但这家网站在报道北京政权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去年，以财务困难为由，多维停止运营了。

“非常不道德”

二零一零年九月晚些时候，一张在深圳绿树成荫的比亚迪园区拍摄的模糊照片出现在一家香港报纸上。

照片显示，该公司一排排身着制服的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列队站在来自美国的著名客人身后。坐在前排的是身着休闲服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巴菲特和芒格。那一排最末一位是李录，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客人这次来访的报道主要在渲染巴菲特的照片，但也证实了香港媒体有关李录在场的报道。这是政府的二十一人流亡学生名单中被允许重新入境中国的第一例。

中国热情吸引外国投资者，没有人比盖茨和巴菲特更引人注目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强大的盟友曾游说李录加入这一访问中国的客人队伍，这帮助铺平了他的行程。相关方面同意李录将避免公开露面。但端坐于美国亿万富翁和中国权力代表之间的李录，看上去就像是二十年前人们口中的搭桥人。

对李录来讲，这次经历是有启示意义的。首先，他终于亲眼见证了自己宝贵的投资对象比亚迪。据参加此次访问的那位人士透露，尽管中国的威权当局依旧掌权，但李录在这个经济转型国家亲眼见证的一切确认了他对北京的态度。这位人士表示：“那些抗议活动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尽管不是全部要求，但其中一些要求变成了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李录随后访问了中国，参观了一些公司，并在北京的几所一流大学发表了关于价值投资的演讲。二零一四年，他加入了微博客网站新浪微博，在那里张贴有关中国发展的内容，并将中国空前的经济崛起部分归功于一个拥有“非凡执政能力和人才”的执政党。他成了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名人，一位出生在文革时代、在中国和美国都取得了成功的可敬人士的榜样。二零一九年，李录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那里距离三十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以实现政治变革的那座广场没有多远。在中国，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新的公众人物，撰写有关投资的书籍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章，但绝口不提他的学生时代。

对王丹来说，与李录在北京的广场上结下的友谊，如今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克林顿政府确保其获释后，王丹成了一名学者。他表示，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和李录曾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面见讨论中国民主的前景。他是李录接下来的婚礼的伴郎之一。王丹去台湾教书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在李录第一次回国后，他们的交流完全中断。王丹在马里兰州的家中通过电话表示，李录已“选择与政府合作。他有做出这个选择的自由，但这不是一个有道德的选择。李录今天的财富与天安门广场运动有关。他从那次运动中受益。与当年杀害学生的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是非常不道德的。”

王丹认为，北京也从李录的转变中收获了政治红利。“政府需要证明，一九八九年的学生已承认他们自己犯了错误”，他表示，这附和了熊万里的批评。“他们把李录当成了榜样。”自接受本文采访后，因遭到性侵犯指控，王丹已辞去在台北的一个教职。他否认了那些指控。一位与李录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之所以能够筹集到资金，是因为他的投资记录，而他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开始投资了。“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成立喜马拉雅资本，不是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抗议者。”

但李录的心态已经变了。这些年来，他开始把自己看作移民，而非难民。一位熟悉他想法的人士表示: “假如你继续把自己当成政治难民，生活会更加艰难。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你仍然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这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芒格表示: “他变了。他在寻找一条在这个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道路。李录不再是革命者了。他是个资本家。你找不到比李录更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了。”

“幸存者”

喜马拉雅资本的办公室位于西雅图市中心一座高楼的第二十一层，假如拜访这里的人认为自己一不留神走进了一家图书馆，人们是会原谅他们的。

除开角落里藏着一台划船机，办公室里缺少的是一些高级金融机构的常见装饰。彭博新闻社的显示终端并没有高过分析师，也没有电视机在播放财经新闻。二零零七年，喜马拉雅从华尔街搬到了加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以便离芒格更近些。二零一八年，喜马拉雅落脚于税率较低的华盛顿州。每一次，办公室的设置都原样照搬伯克希尔·哈撒韦那里的，后者的分析师团队详细覆盖少数几家公司，并直接向中央决策者报告。喜马拉雅首席运营官、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常劲(Gene Jing Chang)表示: “我们都服务于一个目标: 帮助李录做出投资决策。”

该公司目前管理一百四十亿美元的资产。与早期在美国媒体聚光灯下的表现可成对比的是，李录没有积极吸引新投资者，而是找到了一批稳定的高净值个人和养老基金支持喜马拉雅。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都齐聚奥马哈（Omaha），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大会，这是价值投资者的最终聚会。李录的很多个人财富都与该基金挂钩，其决定性赌注仍是对比亚迪的投资。（奥马哈，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总部所在地。——译注）

这些日子，李录更愿独处而不是待在人群中。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对阅读有极大兴趣。他不喜欢早上开会，宁愿省下时间消化公司报告和财经新闻。他的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籍，他从那里打电话给分析师，进行一对一的会议，讨论投资想法。常劲称：“我们开玩笑说，喜马拉雅是一个学术机构，李录是这里的教授，我是助教，分析师是学生。”

最近，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对华尔街来讲愈发苦难。美国的一些大型慈善基金和养老基金正在缩减规模，或完全从中国撤资。在美国许多大型企业，高管有了不眠之夜，思考如何应对当前的紧张局势。因政治原因，比亚迪没有在美国销售乘用车。三十年前，包括李录在内的学生活动人士曾游说美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如今，一种部分脱钩正在发生。李录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二零一九年，恰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

但接近他思路的人士认为，两国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交织在了一起。当新冠疫情消息第一次从武汉传出时，李录动用了他在太平洋两岸的关系网。最初，他从美国向中国运送医疗用品，然后照看比亚迪在美国出售口罩的交易。成千上万的美国消费者在好市多的货架上买到了比亚迪的产品，他们变得更熟悉作为医疗品牌而非汽车公司的比亚迪环形标志。

喜马拉雅投资者关系主管卡罗琳·金(Caroline Kim)表示，在办公室，李录开始每天通过视频主持团队午餐。“他非常关心员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美国没有家人。感觉这里非常像一个大家庭。”后来，李录联合他人创立了亚裔美国人基金会(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筹资十一亿美元，以应对新冠大流行病爆发后涌现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情绪。

李录现年五十七岁，已经在美国度过人生的一半以上岁月，成为美国公民也有近三十年。他描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同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他有牛仔靴，并喜欢谈论使他富有的美国梦。但将李录的人生旅程与绝大多数移民比较是荒谬的，这既是因为旅程开始时的历史环境，也是因为最终把他带向的地方。李录不怎么与他的员工谈论过去。常劲称，那只是“他个人历史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其自传中，李录写道，他和他的革命同侪誓言，在那场运动五十年后，他们将在天安门广场重逢。他写道: “我们会带上孙子孙女给对方看，也带上我们的日记给对方看。”但假如，包括王丹、王军涛和柴玲在内的那队流亡者今天设法兑现承诺，那么只有李录才能轻松踏上中国的土地。为让这成为现实，李录不得不变成了谁？

二零一六年，他告诉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个口述史项目：“我是一个幸存者。”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技术事务记者。本文原题“No other investor has a life story quite as unbelievable as Li Lu”，由《金融时报杂志》网络版发布于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日。除截图外的图片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加上小标题，图说有细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