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樂園》：娛樂的企圖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嚴尚民

荷里活電影工業最講效率，香港電影業曾經亦然。一部電影值不值得開發、投資，繼而拍攝再推出，很多時候得看創作者如何闡述自己的理念。然而，荷里活監製秒秒鐘幾百萬上落，有時坐在辦公室閉眼聽你 present 也嫌費時。於是，為求效率，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監製在三幾句的 logline 聽不出趣味，你的故事也走得不遠。之謂升降機推銷（elevator pitch）。一程升降機的時間：有，就留低繼續；無，就下回請早。如果有看過 Robert Altman 的經典作《幕後玩家》（The Player），大概就會明白到升降機推銷的奧妙。

如果要給《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寫幾句作升降機推銷，又會不會是這樣？一個能幹的政府高層中佬，為了家庭營營役役，最近升職加薪卻因為要調職，導致家庭失和。說到這裏，投資者有點納悶，故事人物到底有何吸引之處呢？於是，創作者就祭出他的殺手鐧——故事主角是負責監督猶太集中營滅絕計劃的高層，但對他來說，這只是工作，他最著重的，還是家庭。叮，電梯門趟開，回到辦公室了。作為監製，你會投資這部電影嗎？

如果用典型荷里活三幕劇原則、娛樂指數、角色能不能令觀眾投入等元素去分析《特權樂園》的故事，分數也未必合格吧？但這部作品一直看下去，卻有令人如坐針氈之感，那種不安即使在完場後，亦久久不散。先別說藝術成就，即使只從商業角度而言，此作是一部非常「齊章」的驚慄片。

導演的聰明厲害處，就是用嚴肅的題材，去包裝娛樂的企圖。他的執行能力極之卓越，就成品所見，可能是上年歐洲電影中的一等一。主演 Sandra Hüller 應該是行大運了，一套《墮下的對證》（Anatomy of a Fall）加上此片，從此奠定歐洲影壇的地位。事實上，除了她以外，男主角 Christian Friedel 飾演納粹高層 Rudolf Höss，和他們的仔女、到外母、到家中的猶太工人甚至乎隻狗（現實中 Sandra Hüller 的寵物），表現都非常出色。這可能跟導演和攝影師構想的攝影策略有關——他們在這個家的每個角落皆裝了攝影機，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筆者猜測，當攝影機之多，多到成為了場景的一部份，可能演員也不再在意，加上全程不打燈，就能更投入、更自然地表現吧？攝師師強調他的鏡頭要有法醫（forensic）解剖般的銳利效果，小巧的攝影機更好令觀眾從近距離閱讀演員的（外在）表演。

但要數《特權樂園》的最深刻處，一定是幾場在後花園的戲。不過如只有這幾場戲本身，沒有前面的鋪墊，亦未必收效。例如在電影剛入局，就先安排了一場（種族屠殺）終極方案焚化爐的設計者和工程師去跟 Höss 會議，冷冷討論如何如去「處理」如囤積貨物般的猶太人。然後再在不同的處境利用聲音設計，提醒觀眾「他們」正在被（消失）處理，例如有一場是 Höss 在前景吞雲吐霧，淺焦的後景輕煙飄揚，背景聲卻是類似囚徒的絕望呼喊。我們由始至終都沒有看過毒氣室本身，但卻透過環境聲和視覺母題——一陣接一陣或濃或薄的灰煙，去提醒我們那些「不在場」。所以去到花園的戲份，當前景在舉行家庭聚會、兒童嬉水，後景卻見破爛大屋和遠處的煙囪噴煙，加上鏡頭慢慢橫移，拉長了懸疑感，就更覺震撼。電影運用畫外音的設計，一絕。

所以評論紛紛讚好，就不出奇了。因為在技術層面上，它接近滿分。但如果作者論仍然成立的話，看畢全片，必須叩問的是，作者想借還原 Höss 這惡名昭彰人物，去帶出甚麼？是透過不同角度去展示人性的複雜？例如 Höss 很愛老婆，但面對壓力時還是會去搞猶太妹？他雖要管理一個人口屠場，但卻對自己的馬情深款款？用 negative film 手法拍的幾個段落，是象徵希望的悲微，還是語不驚人？可能是因為題材的嚴肅性，就自然令人為《特權樂園》貼上藝術片的標籤。但細思極恐的是，正如營運集中營毒氣室和電影配樂「 一步步」拾級而上的 Major Scale 音階般，《特權樂國》跟荷里活電影其實異曲同工，很高「效率」，很「娛樂」到筆者。

娛樂不一定要笑到四萬咁口又或者哭濕幾包紙巾。營造到震撼驚慄，又或者知性上的滿足（「我真係好有深度啊，睇啲咁沉重嘅歷史藝術片」），也算是娛樂一種。講意淫歷史，Jonathan Glazer 可能還未及塔倫天奴的野心和坦盪張狂。在美國的一場放映後，觀眾問及導演的問題，值得咀嚼——你覺得把這套電影放給猶太集中營的倖存者，或遇難者的後代，他們會有甚麼感受？你覺得他們會是你這部電影的觀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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