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搭台，他人唱戏——《周处除三害》

我，杀手，杀人为生，养家糊口，生死看淡。有活干活，有事跑路。有一天，亲人离世，自己就剩三个月可活，于是决定为自己干一票，青史留名。干啥呢？就干和自己齐名的人物。

上面就是《周处除三害》的舞台。

电影要建立的是一个杀手的生死观和善恶逻辑。故事嵌套在一个正常的警匪世界里，里面发生着正常世界的故事，但电影的视角是基于杀手的。在陈桂林的世界中，只按照自己的逻辑办事，在还未被警察通缉之前，陈桂林杀自己需要杀的人，大摇大摆，报名号，掏枪，杀人，跑路，别的都不考虑。警察追，那就跑，追到了，那就干掉警察。这是生活，是我的谋生手段，奶奶还要靠我养。得知自己绝症晚期，第一件事是，我要在道上留名，因为这是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他考虑的是除害么，不是。哪怕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如果说是周处除三害，最多算是灵光乍现的牵强附会，更多的是齐名同道，够大牌可扬名。这一切和正常的善恶是无关的。

而走上除“二害”的路的时候，他遵守的也不是世俗的逻辑，而依然是自己的判断。看到“香港佬”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有机会干掉，但是没有。他慢慢的观察，看“香港佬”的生活。在香港佬被杀之前，问他为什么杀自己的时候，陈桂林没有说话，用枪指了指自己眉毛上的伤。但他的杀意显然也不是因为这道伤疤，而是他看到的“香港佬”对小美的欺辱。但是，如果“香港佬”要问，那就是冷冷的报复。

而对另一害，电影给了长的多的篇幅，这个故事才像是整个电影的重点。而在这个故事中，面对一个邪教组织，陈桂林一开始上当了，沉醉于乌托邦的美好，直到邪教对儿童的伤害让他察觉问题，然后发现邪教的面目，于是终于找回自己的“本心”——“除害”。在头目被杀掉之后，他离开的时候听到歌声又想起来了，于是电影最精彩的一幕上演。面对似乎执迷不悟的一群信众，他稍作警告就大开杀戒，像射杀木桩一样杀死一屋人，毫无波澜，杀累了，还要坐在舞台上慢慢填子弹。杀戮不是快意恩仇，不是惨无人道，就是“我”觉得不对，这么一群蠢人，留着坏事，杀掉干净。

杀完所有人之后，微笑着把自己交给警察，甚至在自首途中，为了保险点，还要找个人质，而且必须找熟识的警察，坚决避免死的不明不白。

其实到这里，一个杀手的自我世界就完整了。不是好人，也不是普通人，好像也不是坏人，不那么聪明，但也不笨，陈桂林的善恶很简单，但是又不清楚，可能用混不吝形容比较合适。

最后，电影又花了接近半小时的篇幅，给小美的交集故事线收了尾，点出了医生的用心和病情的真相，以及最终的死刑。其实观影时，感觉在自首后，整个故事的情绪已经结束了，后面就是回到了警匪的正常世界观。小美修脸，陈桂林流泪一段，甚至削弱了整个故事的力度，不如让这条故事线收在对”我们还会见面吗“的无声回答中。

故事构造了一个独特的杀手世界观，模糊混沌，然后把各种事件（黑社会，邪教组织）放在这么一个独特的背景衬托下去展开，从而可以给世俗的故事赋予更多的隐喻，拓展了更多观察的维度。陈桂林是这些故事的背景工具。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分段明显，每一段又轻重不一。这种方式非常成功，甚至可以说，陈桂林的混沌形象不用深究，反而是他衬托下的这几个故事让人回味。

最后，特别想说一下枪的问题，从一开始使用枪刺杀，陈桂林在两次“除害”中也都坚持使用枪做最后的了结，这个设计让人印象深刻。枪既有一种直接的暴力仪式感，又有距离感，同时把杀戮从单纯的致死中抽离出来，给人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杀戮变得和情绪无关，而是成为”我“的世界的原则。而电影一幕幕杀戮，又因为枪的参与，似乎更为冷静，直接，短暂，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把故事带入暴力的情绪，可以说枪让陈桂林作为讲述故事的工具的这个任务完成的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