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觀念》近期重點和熱點文章精彩回顧

以下轉引自我的substack電子期刊《當代政治觀念》（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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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之間，《當代政治觀念》（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業已陪伴讀者朋友逾兩個月之久。衷心感謝親愛的讀者對本刊支持和信賴，來日方長，希望今後本刊竭盡所能繼續陪伴讀者諸君，與讀者一同成長。

本刊以時事政治評論、國際關係研究跟社會科學科普爲三大特色，旨在從專業角度引導公衆培養對時局的態度和辨析能力，這是作爲流亡海外並仍堅持以華文寫作的公共知識分子本來應盡之義務。本刊以靈活性、專業性和普及性見長，亦以公共知識分子視角，以身作則地介入有關公共議題的討論，既爲遠在故國的讀者朋友，也爲流亡人士，搭建一隅精神上的“哭墻”，用以勉勵跟警醒對抗專制和極權國家的決心。

逾兩月以來，本刊前後共發出18篇文章，計16篇中文稿及2篇英文稿，本文將摘選其中重點和熱點文章進行簡要回顧和重新解讀。

熱點文章：

1. 習近平真的背叛了改革開放嗎? (上、下)

本文首次倡議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全面反省。長期以來，“改革開放”作爲一項政治遺產，不但受到北京當局公開維護和繼承，也受到反對派人士承認。在習近平當局大開歷史倒車之際，許多民主派人士紛紛跳出來大加撻伐，要求重回“改革開放”既定路綫。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本文首次公開挑戰已經作爲“政治正確”的“改革開放”路綫。在上篇中，我們簡要回顧了習近平當局接任以前，由“改革開放”造成的亂局：簡單地說，財政聯邦主義與地方放權不但加劇了吏治腐敗和社會矛盾尖銳，還極大地阻礙中央政府繼續推進改革政策；但是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嚴重挫傷了經濟結構的可持續性，這些現象就是胡錦濤成將“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擬定爲當時時代發展基調的根本原因。

在下篇中，我們提出了幾個關鍵概念。我們首先指出，爲了防止改革“惡果反噬成果”，民主國家通常用看上去低效率、繁冗拖沓、乃至充滿鬥爭和爭議的民主決策過程，來給改革做刹車片。這種制度性設計，就像是給改革上了一重又一重的保險。但是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中從來沒有出現，“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像沒有刹車片、沒有防撞梁、沒有安全氣囊，甚至連減震器也沒有，卻在經濟發展快車道上一路狂奔，這樣下去結果不可能避免出現“惡果反噬成果”的情況。

緊接著我們指出，習近平當局在接手前任政府遺留問題時，爲剋服弱勢中央政府的根本缺陷（這是由“改革開放”導致的惡果之一），選擇用超長待機的反腐敗運動持續整肅和打擊地方主義（其中受到整肅的超過408.9萬名黨政軍幹部多爲地方幹部），這是到目前爲止首次提出習近平反復運動旨在剋服財政聯邦主義混亂的相關論點。不但如此，我們還回顧了習近平當局從反復運動走向極權主義的歷史，并且指出由反復運動挫傷的經濟和極權主義造成的體制高壓，正在形成一種“勤政陷阱”——這個概念也是首次提出——使得改革進入“不得不改革又無法改革”的歷史怪圈。這種現象很像是一種末代政府特有徵兆。

爲驗證“勤政陷阱”這一假説，今後作者將出版英文專著來專門系統、深入地批判“改革開放”，回顧這個民族是怎麽誤入歧途的。本文可以視爲這項課題的研究大綱。

此外，本文是近兩月以來瀏覽熱度和訂閲數據最高的文章，充分表明讀者對這一課題的興趣和關注度。

2. 中俄關係的裂痕和可能發生的轉變

關心中國時局的讀者，往往也同樣關心中俄關係以及俄烏戰爭可能對中俄關係產生什麽影響。本文回顧了中蘇、中俄關係史，其中蜜月期是遠遠小於衝突對抗的。可以説對抗才是兩國關係的主流，即便因爲對美國和歐洲的態度，使得中俄表面上親密無間，其實兩國之間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可能進一步深化。

眼下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會不會成爲中俄關係的轉折點呢？作者認爲這種可能性是非常現實的。其中原因包括：1. 俄烏戰爭將極大地削弱俄羅斯，戰後俄國將不得不重新調整自身的大國心態，以較爲弱勢的姿態來重新面對更爲强勢的中國，這種困惑爲中俄關係注入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2. 俄烏戰爭令北京進退失據、處境尷尬，并且直接導致了中國正在加深的國際孤立，使得北京無法按照俄國的需求來予以支持，這也爲今後中俄關係破裂埋下定時炸彈；3. 北京不得不做好準備應對俄羅斯戰敗，因爲戰敗的俄國不但可能成爲區域性動蕩的根源，也可能倒向西方，這使得中國不得不救援戰後瀕臨破產的俄國，這意味著俄羅斯會成爲中國的負擔和負資產； 4. 北京對俄國經濟依賴度沒有外界想象那樣高，戰後俄國會單方面加深依賴中國經濟，這爲中國干預俄國政治創造條件，但是俄國可能利用印度和中亞來抵抗中國操控；5. 中俄除政治傳統上互不信任跟文化上交流深度遠遠低於跟歐美國家關係之外，很少有共通點，反而兩國國内都有反對對方的勢力存在，任何一方勢力占據上風都可能摧毀中俄關係。所以中俄關係看上去很强大，實際上弱不經風，即便中俄走到軍事結盟，也很難對國際地緣政治造成實質性改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怨恨”（resentment）在國際關係和政治研究中是一種常見社會現象。評論界往往有一種假想，以爲俄國在俄烏戰爭中戰敗，可能加劇俄國對歐美各國仇恨。其實這是就直覺上的看法而言，并不必然發生。因爲戰敗以後的俄國不得不接受歐美的談判條件進行國内改革和重建，這將爲修復俄國社會中對待歐美的扭曲觀念創造契機。但是並不存在一種機制來修復中俄關係，尤其是俄羅斯人會怨恨中國見死不救才導致俄國戰敗的痛苦現狀——中國會變成叛徒，變成背後捅刀子的國家，變成怨恨對象和敵對對象。怨恨會形成新的、或者加强舊的政治傳統，但不論哪一種情況，中俄關係未來只有對抗，沒有和解的可能性。

政治地思考經常是違背直覺的，因爲直覺往往充斥著迷信和假象。我們政治地思考國際關係的時候，通常需要逆向思維——逆向地思考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因爲通常情況下，這就是所謂的偶然性或黑天鵝事件。黑天鵝事件自身存在一種奇怪的悖論：在動蕩因子和變量急劇增多的階段，反而大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要遠低於小概率事件。因爲我們看見歷史上諸多“劇變”和毫無徵兆的歷史轉折，都源於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這倒不是說歷史發展是由偶然性導致的。“黑天鵝悖論”指的是一種被忽略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并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基於現實條件和歷史因素的一系列變量。

關於這個“黑天鵝悖論”假説，我們今後將專門另闢一篇文章結合歷史來詳細解釋。

3. 東亞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有什麽不同？

我們看到韓國民衆在有關福島核廢水排放問題上，顯得格外激進。相比而言，中國社會雖然蠢蠢欲動，但是并無具體動作。同樣是建立在反日情緒基礎上的民族主義，中國與韓國大有不同。

本文指出，韓國更接近反日情緒，中國則是仇日情緒。韓國圍繞慰安婦和强徵勞工事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訟，這一系列爭訟至今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是引爆反日情緒最重要因素。但是相比於韓國人，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是抽象的，既不圍訴訟和索賠，也不存在具體目標以實現補償性目標。這意味著韓國跟日本仍然存在修復關係的空間，但是中國跟日本則不存在這種修復關係的契機。因爲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和歷史教科書灌輸著大量抽象的仇日情緒，這種抽象的情緒旨在以復仇爲目的，而不是以修復關係爲和平發展做長足計議。

奠定韓國民族主義基調的保守主義政治與中國截然不同。韓國左翼親中國和北韓，疏遠美國和日本，致力於在地緣政治上藉助中國影響力和獨立的對朝鮮政策，來平衡美國和日本對本國政治影響力，增强國家在經濟和外交上的獨立性。與左翼不同，韓國右翼將共產主義視爲威脅本國存亡的首要大敵，因此，在政治上親近美國和日本等盟友，希望通過加强與美國和日本通力協作，抑制中國和北韓對本國民主政治之威脅。

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是建立在文化殊異性和抗拒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孤立主義政治，它以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抵制西方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爲首要特徵，同時體現出鮮明的中國中心主義特點。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并沒有像土耳其那樣承擔最重要的調解角色，不管是糧食協議、還是俄烏談判，都與中國沒什麽關係，即便中國積極地做出促和舉動，但是沒有説服任何一方，也沒有徵得西方國家信任。中國的孤立主義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國面臨國際孤立的直接原因。中國走上孤立主義道路的歷史背景是在50年代公開倒向蘇聯並徹底與美國跟歐洲翻臉以後，很快又跟蘇聯結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管是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是基於現實問題，都沒有有價值的結盟對象，於是中國跟120多個國家一起倡導所謂的“不結盟運動”。事實上，中國是既沒有值得結盟的對象（民主國家不跟你結盟），也不敢跟惹是生非的國家結盟（因爲這些國家不但缺少戰略價值，反而拉你下水的風險更大）。

第三，韓國民族主義背後最大推動力之一，文化民族主義，是韓國文化的典型特點，這跟韓國成功打造“韓流”文化有關。南韓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要低於對流行文化的興趣，因爲韓國年輕人積極擁抱普世價值，積極擁抱開放社會，并且通過流行文化不斷塑造韓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新角色。除此以外，南韓青少年積極參與國際議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觀念融入到文化價值和社會鬥爭之中。但是中國官方欽定的民族主義形式完全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也沒有表現出融入世界的欲望——中國要求的世界接受中國文化，而不是要求中國融入一個自由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票房奇跡大片和主推文化產品在歐美列强反應冷淡，相比之下，韓流則呈現席捲之勢，像《魷魚游戲》這樣成功的商業作品就是韓國積極融入世界的結果，但是中國文化生產則像自言自語。這也表現出中國文化相對固步自封的特點。中國不但融入國際社會失敗，反而還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有盲目自大的嫌疑，還表現出比較原始的族裔民族主義，這一點更接近北韓，而與南韓相去甚遠。

值得推薦：

4. “佩爾茲曼效應”與高風險社會：中國大衰退

本文推出了兩個重點概念：一是探討了政治學意義上的“佩爾兹曼效應”，二是對“風險社會”概念做了進一步發展。

本文認爲北京推出的刺激型消費鼓勵政策無助於提振中國日漸低迷的經濟萎縮。相反，只有通過保障型消費政策才能剋服經濟政策可能產生的“佩爾兹曼效應”。這是因爲家庭和企業在察覺到風險因素不斷增加而自身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家庭會縮減開支，企業也縮減規模和減少投資，這樣就造成了經濟上的惡性循環。但現實卻是，北京當局竭力鼓勵家庭消費，但是收入沒有增長，也沒有階段性補貼，家庭沒有保障，反而承擔越來越高的債務，這種情況是很難刺激消費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大力補貼國有企業，雖然政策不斷傾向於私營企業主，但是沒有財政保障和救濟，私營業主并不敢冒日漸升高的風險擴大生產和投資。於是就出現了政府與家庭、政府與企業互不信任的情況：政府不相信補貼家庭和企業會刺激經濟活力；家庭和企業也由於缺乏保障兜底，不相信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也不敢不縮減開支。中國社會“信心崩潰”現象是升級“風險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高風險社會”也是導致“信心崩潰”的主要原因。

本文最重要的創新概念是“高風險社會”。本文的重要論點是：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忽視了政治社會和經濟動蕩引發的高風險特徵。處在“高風險社會”的國家，不但可能促成“風險社會”的一般風險（比如流行病和環境災難），還可能由於體制缺陷導致一連串新風險，比如中國的政治體制就是引發三年大饑荒、SARS和COVID兩次起源、2023年京津冀洪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説“高風險社會”不但可能加重自然災害的災難性後果，比如因爲政府隱瞞和掩蓋兩次導致傳染病擴大成全球大流行；還可能是直接製造災難的來源，遠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饑荒和動亂，進者如未經告知泄洪導致河北部分地區出現洪災並造成人員傷亡，而政府卻不予賠償和救濟。又比如官僚和特權獨占醫療資源特權，導致中國80%政府醫療投入均爲850萬黨政幹部服務，這些錢本可以用在全民免費醫療上。也就是説，“高風險社會”也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不合理加劇社會不公。另外，中國政府煽動極端仇外意識形態和加强極權主義社會管控，不但升級了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風險，還可能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和國民基本人權。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表明，中國正處在“高風險社會”中，像這種情況不但不利於中國恢復經濟活力，反而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本文係作者有關“高風險社會”研究課題的綱領性文章。

5. 評論 | 從“彎道超車”到“遙遙領先”：中國人的精神鴉片

本文是一篇時事評論文章，相對來説，學術氣質最輕，結合時事，可讀性最强，但仍然不乏重要創見。

本文創造性地考察和追溯了中國近幾年從“彎道超車”到“遙遙領先”等社會心理的源頭，將之與中國近代史和現當代史結合，并且重新對比了洋務運動和改革開放的共同特點。本文認爲改革開放仍沒擺脫“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陋習。不但如此，沉浸在宏大歷史敘事中無法自拔的中國，每次在學習西方的時候，都存在這種拿不起放不下的弊病。

與此同時，本文還回顧了中國對歷史狂熱的根深蒂固的執念，解釋了習近平召開“中國-中亞峰會”大搞仿唐“cosplay”背後的政治、文化和歷史因素，剖析了中國優越感的來源和中國的歷史修正主義傳統。

最後作者指出，從“超英趕美”，到“彎道超車”，再到“遙遙領先”，從始至終都貫徹著同一套邏輯：中國要實現某種榮光，就必須踩在其他國家頭上，一旦實現這種榮光，中國就覺得好像成功復興了大唐盛世。顯然，這是一種狹隘的文化報復心理，并不是正常的文化現象。

本文寫作作爲公共知識分子引導公衆思考的範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將深度、廣度與時事熱度結合起來，爲公衆和學術界之間假設橋梁，爲時事解讀提供專業、準確和有深度的判斷。

6. The Middle Kingdom Syndrome

本文是在G20峰會背景下，用英文寫就。本文從習近平不去參加今年新德里召開的G20峰會開始，一路剖析中國和印度的戰略對抗。本文傾向於認爲，中印邊界衝突只是中印戰略對抗的表象，中印戰略對抗并不是圍繞邊界衝突來進行的，所謂邊界衝突只是雙方調整攻守姿態的一種“表演”形式。

本文引用印度裔學者 Mohan Malik 指出，中國和印度歷史上都將自己視作中央王國，並在這種歷史包袱上產生了，一種“中央王國綜合徵”（Middle Kingdom Syndrome）。所謂“中央王國綜合徵”，指的是中國和印度在爭奪亞洲地緣政治主導權上的動機。這種中央王國心態主宰著中國和印度兩國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定位，甚至也滲透到了兩國各自的民族國家想象中。

中印兩國都在竭力削弱對方，不但中國竭力拉攏印度的鄰國，還支持印度周邊國家内戰和軍火貿易，并且將中國重要戰略投資從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一路佈置到緬甸皎漂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非洲吉布提港，看上去目的是維護中國能源安全，但是在印度看來則是中國將髒手伸到印度洋，干預印度洋國家事務，對印度形成合圍。這是印度毅然決然與日本、美國和澳洲等國家結成“印太戰略“構想的原因之一：因爲中國的存在威脅到印度，即便中國此前并沒把印度當成重要敵對力量。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印度可能會成長為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力量。清晰和準確地認識中印兩國利害關係，無疑將有助於認識未來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