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坐牢與讀書
先前寫過一篇《未了平生讀書債,一獄成名太簡單》(見下方關聯作品),說了一些台灣前輩在日本時代和國民黨威權時代坐牢與讀書的往事。
沒有特別去寫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故事實在太多,也太慘。一路看去,眼花瞭亂,那沈重的東西如果太多,可能變成麻痺,對於人性是一種傷害。
前些日子,看了一則小記,是廣東的胡文輝先生寫到的。這個故事,在大時代的慘酷中,還能保有一些荒謬的況味,讓人感覺天無絕人之路,似乎人生也沒有那麼糟。
王利器,字藏用,四川人。是一個沒有接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胡文輝評之曰:「其人於古籍校釋,可比錢仲聯之於古詩箋註,雖見解平平,有時論證亦乏條理,然文獻積累之功不可企及,有此一長,足以名家。」
錢仲聯的書我沒有讀過,王利器先生則是連大名都沒聽過。他作為一個「無實害的老古董」,在中國共產黨「除舊佈新」的歷史中,命運是如何呢?據其回憶:
本單位反右運動(1957)的當天晚上,黨委把我找去,對我說還空一個『指標』,就請你當右派吧。我不懂政治,也無所謂。我說,看黨委怎樣安排就怎樣安排吧。我就這樣舒舒服服地當上了右派,既沒批判,也沒勞改。
從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數我最忙, 每天豈止八小時工作……這下好了,右派可以「賦閒」,我就讀了很多書。
(文革時)不管說我是白專道路也好,是反動學術權威也好,我都諾諾連聲,唯唯聽命………甚至把我住處的地板都撬開了,墻壁都鑿穿了,片紙隻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關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處之,隨遇而安。
每當他們要我交代問題的時候,我枯坐冥搜,像煞有介事,其實我的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懸想我在學術上沒有解決的問題。
《莊子》提到:「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王利器先生雖然不能像那株「不成材」的大樹一樣完全免於斧斤加身之苦,但相較於同時代受苦受難的儕輩們,也算是已經享有一種難得的「腦內逍遙」。這樣的際遇,幸歟?不幸歟?
至於我為什麼會突然想寫這樣一篇小文,或許是因為昨日看了Netflix上片的影集《三體》。雖然說讀過小說,但劇中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因為傳授愛因斯坦及大爆炸理論,在批鬥大會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血腥鏡頭,還是挺嚇人的。(《三體》這系列小說,就前面這部寫的好,越後面越差。)
又或者,我夜觀星相,在海的那一邊,隱約嗅到了亂世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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