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坐牢與讀書

　　先前寫過一篇《未了平生讀書債，一獄成名太簡單》（見下方關聯作品），說了一些台灣前輩在日本時代和國民黨威權時代坐牢與讀書的往事。

　　沒有特別去寫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故事實在太多，也太慘。一路看去，眼花瞭亂，那沈重的東西如果太多，可能變成麻痺，對於人性是一種傷害。

　　前些日子，看了一則小記，是廣東的胡文輝先生寫到的。這個故事，在大時代的慘酷中，還能保有一些荒謬的況味，讓人感覺天無絕人之路，似乎人生也沒有那麼糟。

　　王利器，字藏用，四川人。是一個沒有接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胡文輝評之曰：「其人於古籍校釋，可比錢仲聯之於古詩箋註，雖見解平平，有時論證亦乏條理，然文獻積累之功不可企及，有此一長，足以名家。」

　　錢仲聯的書我沒有讀過，王利器先生則是連大名都沒聽過。他作為一個「無實害的老古董」，在中國共產黨「除舊佈新」的歷史中，命運是如何呢？據其回憶：

本單位反右運動（1957）的當天晚上，黨委把我找去，對我說還空一個『指標』，就請你當右派吧。我不懂政治，也無所謂。我說，看黨委怎樣安排就怎樣安排吧。我就這樣舒舒服服地當上了右派，既沒批判，也沒勞改。

從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數我最忙， 每天豈止八小時工作……這下好了，右派可以「賦閒」，我就讀了很多書。

（文革時）不管說我是白專道路也好，是反動學術權威也好，我都諾諾連聲，唯唯聽命………甚至把我住處的地板都撬開了，墻壁都鑿穿了，片紙隻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關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處之，隨遇而安。

每當他們要我交代問題的時候，我枯坐冥搜，像煞有介事，其實我的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懸想我在學術上沒有解決的問題。

　　《莊子》提到：「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王利器先生雖然不能像那株「不成材」的大樹一樣完全免於斧斤加身之苦，但相較於同時代受苦受難的儕輩們，也算是已經享有一種難得的「腦內逍遙」。這樣的際遇，幸歟？不幸歟？

　　至於我為什麼會突然想寫這樣一篇小文，或許是因為昨日看了Netflix上片的影集《三體》。雖然說讀過小說，但劇中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因為傳授愛因斯坦及大爆炸理論，在批鬥大會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血腥鏡頭，還是挺嚇人的。（《三體》這系列小說，就前面這部寫的好，越後面越差。）

　　又或者，我夜觀星相，在海的那一邊，隱約嗅到了亂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