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淺集｜退出遊戲：當我們無法真正逃離

前陣子想起「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終極解迷因，確實這是種自主性的展現手段，進一步以此類推：

• 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 工作問題，一律建議離職

• 婚姻問題，一律建議離婚

而當代心理諮商強調案主的自主性，隨著社會逐漸接受在有毒且難以挽回的感情、工作和婚姻關係中，選擇分手、離職或離婚已成為被普遍認可的解決方案。不過如果更進一步：

• 存在問題，一律建議離世

這或許有點驚世駭俗，撇除隧道視野不談，其思路是相同的，可觀察出社會逐步接受的程度依次遞減：分手＞離職＞離婚＞離世。這現象或許與選擇的影響範圍相關，自主性是否必須隨著外在影響的強弱而妥協呢？而下個問題是：

如果有「理性的離職」、「理性的離婚」，是否有「理性的離世」？

我們在一些書籍中能看見離職、離婚後可能更好的狀態，離世最不同的在於，沒有人能在離世後回來描述是否更好或更糟，換個問法：

「死後」是否比「死前」更好或更糟？

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死後比死前更好，那麼活著是否只是受苦？如果死後比死前更糟，那麼是否活著只要享樂就好？

1. 未知的恐懼與希望：死亡是未知的，預期死後更好帶來希望，但也可能引發風險；預期更糟則帶來恐懼，但兩者都基於無法驗證的假設。希望與恐懼的兩難在於，我們無法確定哪一種預期是正確的

2. 生存本能與解脫矛盾：預期死後更好會與生存本能衝突，而預期更糟可能增強對生命的堅持。這裡的兩難在於，追求解脫和保護生命的衝突，讓個體在面對死亡時陷入無法解決的內心矛盾。

3. 信仰與懷疑矛盾：宗教信仰帶來死後更好的預期，但懷疑仍可能干擾內心平靜，讓信仰與理性之間產生張力：是否應該全然相信死後更好，還是應該保持懷疑態度？這樣的矛盾讓個體無法完全從信仰中獲得內心的平靜，形成信仰與理性之間的兩難。

4. 現實痛苦與未知的選擇：面對生活中的極端痛苦時，預期死後會更好可能促使個體尋求死亡作為解脫。但這裡的兩難在於，個體對死後狀態的確定性不足，可能讓他在最需要做出決定時陷入猶豫。相反，若生活中充滿幸福與滿足，預期死後可能更糟的想法可能引發對死亡的極度恐懼，甚至對不可避免的死亡感到焦慮和無助。

5. 生命價值與虛無矛盾：從虛無主義或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生命可能被視為沒有固有意義，死後的狀態可能與生命中的經驗無關。如果預期死後沒有任何狀態（即徹底的虛無），那麼這意味著任何「好」或「糟」的討論都是無效的。這裡的兩難在於，如果我們預期死後是虛無，那麼如何看待當前的生命？虛無可能引發對生活的冷漠，但也可能推動個體追求即時的快樂和意義，形成對死亡的無所謂態度。

6. 行動困境：預期死後會更好或更糟，可能會影響我們在生前的行為。預期死後更好的人，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選擇放棄努力，接受死亡來獲得解脫；而預期死後更糟的人，則可能極力避免死亡，甚至可能過度延長痛苦以保持生命。這種對未來狀態的不確定預期，讓我們在做出生活中的重大決策時陷入兩難：我們應該積極面對痛苦，還是應該準備接受死亡？

這裡有個隱藏的前提是：

死後是持續以某種形式存在，還是徹底的虛無？

這又陷入了兩難，如果是死後是徹底的虛無，那麼可能必須承認一切無意義；如果死後持續以某種形式存在，則會陷入更好（天堂、解脫）或更糟（地獄、輪迴）的上一個問題。跳到下一個有趣的問題：

自殺是他殺嗎？

現代心理學、醫學和社會價值觀通常不認為自殺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但隨著安樂死的討論，相關思考開始深入。我們常將自殺歸因於外在因素，如基因、憂鬱症或霸凌，但這也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自殺必定是外在因素的結果，那麼個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如果自殺總是受到外在力量的影響，是否意味著自主決定的空間被削弱了？

如果我們將自殺歸因於必然存在某種外在因素，而否認自殺有可能是自然發生的（即不需任何具體因素的影響），這是否也間接否定了自主性與自由意志的存在與可能性？

我們是「被活著」嗎？

我們沒有選擇出生的權利，是否也無法自主選擇死亡？這意味著我們的生命狀態只是被動的存在，在功績社會中我們是「被自由」的，「被自由」實際上是對自由的否定；「被自殺」實際上是對自殺的否定；以此類推「被活著」實際上應該是對活著（存在）的否定。

「被活著」不僅指我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延續生命，更深層次的意涵是，我們被社會、文化、制度所束縛，在這些規範之下所謂的自主性，其實是被強加的假象。在這種情境下，「很多人三十歲就死了，到八十歲才埋葬」的說法，暗示著這些人在精神層面早已喪失了對自我生命的掌控。他們不是主動地活著，而是隨著外部的推動，在一個既定的框架中僅僅維持生存。「被活著」反映了現代人被迫接受生命的既定模式，實際上與真正的存在和自由背道而馳。

我們能真正「離開」嗎？

當我們回到「離職」、「離婚」等現代生活中的選擇時，會發現社會似乎為我們設置了許多「退出機制」，讓我們能從不滿意的情境中脫身。然而，一個關鍵問題隨之而來：這些退出選項是否真的提供了我們渴望的自主？還是它們只是一種假象，將我們從一個困境引向另一個困境？

例如，離職後，我們可能面臨的是失業的焦慮和經濟壓力；離婚後，孤獨感和生活上的挑戰接踵而至。這些選擇並非真正的「解脫」，它們只是對生活中某一部分的暫時修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往往發現，退出並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或幸福，而只是面對新一輪挑戰的開端。

而自殺作為終極的「退出選項」，表面上看似是一種徹底的逃離，卻同樣無法保證真正的解脫。死亡的未知性讓我們無法確定這樣的選擇是否會帶來平靜，或只是另一種痛苦的開始。與其說自殺是終極的解決方案，不如說它揭示了我們在面對生活抉擇時所面臨的深層困境：不論是離職、離婚，還是面對生命本身，我們無法確定任何選擇能帶來真正的自由與解脫。

這樣的結論告訴我們，無論多麼看似極端的選擇，本質上都涉及對生活複雜性的妥協和面對。即使我們可以離開一段關係、一個職位，或在某種情況下選擇離開生命，我們仍然要承認：真正的自由或許不是在於逃避，而是在於如何面對這些抉擇之間的張力，並在其中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平衡點。

真是個政治正確的藍藥丸結論，瑞克附和道：「The answer is don't think abou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