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in a name? "

[What's in a Name?]

以下是我為湯淨寫下的報導前言。是她的故事，是她的作品，是她參加願景工程「伴飛」計畫，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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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倖存之後》前言

2017年 #MeToo浪潮由歐美席捲全球時，台灣相對沉默。今年夏天卻因緣際會在社群媒體上爆出一波猛烈的#MeToo運動，在社群媒體上書寫自身經歷、具名指控加害人，在輿論法庭尋求心中想望的正義——有人聽見、有人聲援、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

但是，在說出「我也是（me too）」之後呢？除了一吐為快之外，極少有人得到真心道歉，更慘的是受到訴訟威脅，要求噤聲。

在台灣尚未完全「進化」的社會文化及司法體系中，性騷很難藉由法律求得正義——即使七月底「性平三法」修正，後續成效也尚待檢驗。至於受害程度更為嚴重的性侵害，也不見得能藉著法律，求得當事人心中的公平與正義。

在願景工程獎助的《代價：倖存之後》專題報導中，即使進入司法程序，審訊過程中對受害者的不信任、檢討受害者的「你為什麼不逃？」論調不斷出現，法令規定的「減述」和「隔離訊問」也未能落實，讓原本要減少性侵案黑數的「強制通報」美意，變成受害者心中「強人所難」的規定。

藉由這波 #MeToo，台灣社會的性別觀念受到極大衝擊，但也是反省與提升的契機；作為人權防線的司法體系及執行人員心中對「完美受害者」的執念，也該進一步「排毒」，否則如本專題作者所指出的：尋求制度保護與司法正義的路上，反而成為「說出來」之後必須接受的一連串道德檢驗及傷害。這是更加令人遺憾之處。

台灣，真的準備好「接住」隨著 #MeToo而來的受害者了嗎？由《代價：倖存之後》揭露的真相，不易面對，卻不容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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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自己是「性侵倖存者」，並且拒絕用化名----即使我們勸她「這樣好嗎？」法務部門也極擔憂，包括擔心某些情節字眼不宜未成年人觸法（兒少法）、也擔心對方對她提告，提醒她有此風險。

因為她多年前曾告他性侵，卻「不起訴處分」，這是許多性侵案常見的結局。

雖然早已事過多年，但她一年前交出的初稿仍是滿紙悲憤、看不見事件梗概，讀來如墜迷霧，但體會得出書寫者紛亂如麻的憤懣。幸好同事怡瑄與文臨的細心爬梳。陪著與她這一年的來來回回，從「我寫不出來！」、「先從你最想說的開始寫起。」到「是不是有人陪著你？萬一你掉入往事，有人可以陪你嗎？」愈往內在回憶深處的挖掘，我擔心她的心理韌性.....

謝謝她回答我一路以來的各種疑問--並不以「吼，你在責備受害者嗎？」一詞來反質疑。有時我越線地大放厥詞，她寬厚地不以為意。

一年之後，我看見一名堅強溫暖的女子，為了書寫，休學，停下研究所課業，為了專心吐出如鯁在喉的往事，那是人生上一階段的「未竟之事（完形心理治療學派說的unfinished business)」。

部分報導連結在留言處。重要的是，湯淨為同是性侵倖存者成立的臉書社團「暖暖Sunshine」，已走到線下，在真實世界中成功立案「暖暖Sunshine協會」（中間少了幾個字，啊原諒我背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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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a name? " 名字到底有什麼重要？

當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寫下"What's in a name? "名言時，說的是世仇與戀情、玫瑰不叫玫瑰也是香的；大文豪不會知道對許多性侵受害者來說，必須羞愧地遮去姓名，也是性創傷汙名的一部分。

"Know My Name" 是美國性侵倖存者Chanel Miller 張小夏（有華人血統）的書名，她也是用真名面世（已有中譯本《這是我的名字》，內文譯得極好）。

或許你也和我一樣，曾經在外電中讀過她的案子，但不會知道她的名字，因為那時她仍是無名氏，法庭上代稱「無名艾蜜莉」。我只記得加害人是史丹佛大學的游泳高手（Brock Turner），家世顯赫；雖然陪審團認定「性侵罪成立」，但老男法官認為，年輕有為的青年怎可為了幾秒鐘的犯行而毀了一生？（這就是這則性侵新聞的「新聞點」啊！）因而輕判六個月。

法庭中被稱為「無名艾蜜莉」張小夏對此結果幾乎崩潰；史丹福一位也看不下去的女性教授建議張小夏將她的法庭陳述書，讓BuzzFeed刊登。結果，嚇，四天內全世界點閱破一千一百萬次，半個台灣人口數。

網路怒氣發酵及後來的發展，聯合報「轉角國際」有詳細報導，附在留言。法官遭罷免，Turner上訴被駁回，史丹福將他退學。「無名艾蜜莉」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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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定要用真名？」

「因為錯的不是我。」

這是湯淨和我的對話；也是我和心理師的對話。

因為我想理解，「名字」對倖存者的意義，以及這一切曝光，會對她有何影響。我覺得我有道義責任。

還有這一切無法出稿的疑慮及考量，是不是也是對「不完美受害者」的不信任呢，那我們和文章指控的文化與體制有何不同呢--這些自問與責任，壓得我好沉。

我擔心，我憂慮，湯淨可能不知道她對社會現身之後，後座力會是什麼。

對那人的名字及當年與性有關的及各種心理pua鉅細靡遺的情節，都在同事 Claire Qiu 孫文臨

來回討論及修改中，做了最大的防禦工事----更謝謝法務眾達人的提醒，大家擔心的都是：萬一他來告你呢？

湯淨不慌不忙，「我查一下構成要件。」啊，你懂法律？

嗯。為了說出來的這一刻，她的大學生涯，在本科之外，多修了中文與法律。為了說出大一前暑假發生的那些往事，以她自己的版本----她沒有機會走上法庭的、像張小夏那樣的「法庭陳述書」。

「嗯，如果他要告，就是告誹謗和妨害名譽，但是我覺得他告不成，因為不起訴書不公開，我也沒有寫出他的名字，沒有人知道是說他，除了他自己。而且，就算告了，刑度很輕，我可以。」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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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和他的事，不是她書寫報導的重點；而是性侵被學校通報、走進醫院、走進警局、走進地檢署之後，她所經歷的質疑與羞辱。她對這些過程的質疑，才是她想要重提往事的真正原因。法律曾經承諾人民的受害「減述」呢？說好的「隔離訊問」呢？

現任監委、前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 容 Chi Zoe 說：「啊，沒有社工陪同就做筆錄？這過程就不對了啊！」

勵馨性侵案子，有把握而去提告訴的，八成也不起訴，起訴判有罪的，更少了。「很難靠司法找回性侵受害者的公平正義。」

看看日本記者伊藤詩織寫的《黑箱》。她被媒體長官性侵，當然是不起訴，書寫是她的武器，卻冒犯了日本社會。（哎，這是另一議題了。可再寫五千字）

許多的Metoo走到司法深水區了。我們的司法體系仍是「性別盲」的機制，讓我十分十分不安。

湯淨的控訴，重點不在於那個「他」是誰，而是制度的渣。這波Metoo的結局，不該只在臉書指控就停止。但要往前，就必得面對這渣的體制。

先這樣。要說的，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