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金庸與查良鏞

第一次接觸金庸先生，竟然是在美國。距今先生仙逝，剛好是二十年前。當時葛浩文和劉再復老師在科羅拉多大學聯袂舉辦了第一屆國際金庸研討會（第二屆在段王爺的雲南大理）。我以主辦單位的硏究生之便接待大俠伉儷。會議第二天下午，查太太覺得學術會議有點沉悶；查先生則想離場，好讓與會學者暢所欲言（事後聽聞有人果然質問為何不是古龍或武俠小說研討會），於是陪同兩位客人驅車遊覽硌磯山。車開得比較快，大俠笑言「雪山飛車」！

用餐地點是當年日本明仁太子訪美時曾惠顧的虎（Tora）餐廳。查先生想喝一點清酒，但那兒的酒實在不好，先生呷了一口，只道心臟不好，淺嘗輒止。我取出他在《明報》歷年發表的社論文集《香港的前途》（1984），求簽名留念。先生欣然答允，並以我和妻子的名字即席賦詩署名。查太太指著書頁說：「難得了，難得了！他很少給讀者簽查良鏞的！」問我為何帶的是社評文集，而不是武俠小說？

其實我一直認為金庸小說中隱藏了查良鏞的政治洞見。《書劍恩仇錄》裡乾隆掙扎於自己漢人身世的謠言，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對這位滿清皇帝的期許；《射雕英雄傳》郭靖對蒙古統治者的曖昧態度；《天龍八部》的喬/蕭峰發現自己是契丹人後的痛苦、瘋狂；乃至「反武俠小說」《鹿鼎記》中假太監韋小寶左右逢源的雙重身分⋯⋯寫的在在是香港人在英國殖民時代的身分焦慮與惶惑。

當時由於忙於博士論文，無暇在會議上發表文章，只把拙見告訴了劉老師。劉老師在電話中轉告了李歐梵教授。李教授認為金庸和查良鏞未可混為一談。然而，我至今仍然這樣解讀金庸小說，至少認為查先生在左手小說、右手社論之間未必沒有人格分裂。《香港的前途》：「安定繁榮」，亦《九陰真經》，亦《葵花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