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回忆

其实今年，我是不想回家的，我在M都焦急地等待来自日本法务省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有了证明书，如果，马上，日本锁国的禁会解除，我就可以去办理签证，得到上陆许可，离开中国。这将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离开这个缠绕我至今的国家

去年回家过年时，我便因为疫情，被封锁在了内陆的故乡小镇整整四个多月。如果今年回家过年，再发生些什么意外，或许我便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个国家（或许本来就没有机会）。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去，也许是为了见见父母，也许什么也不是。接下来，我先去私营医院排队挂号，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护士用鼻拭子捅的我直咳嗽；然后是抢票，然后是在各种微信小程序和app上做行程报备；最后，我戴着口罩，背着行李箱，从地铁转高铁，再从高铁转客运，最后在当天夜里回到了家。

今年的我相比过去格外的有激情，我有时也会把这种激情看作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用这种虚假的无畏感缓解自己心中对不能离开中国的恐惧。但总之，这样不坏，我的母亲很喜欢我现在自信的模样。这次我主动地联系了施某，约他出来见面。施某是我的小学同学，还是一个ACG爱好者，大学毕业后回镇里工作，我和他在二年级的声乐班上认识。

镇上的小学里喜欢唱歌的孩子并不多，大多数孩子的音乐细胞得到初中电脑普及后，才从下沉到这里的流行歌曲那激活。学校里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每个班的班主任都得挑一个孩子去参加声乐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年校内的声乐比赛有人代表班级参赛。就这样，每个周五晚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来自二十多个班的二十多个孩子聚在声乐教室里，跟着音乐老师一起唱一些或许比老师还年长的儿歌，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社团活动。施某和我不同班，我们也因此相识，每次比赛，他几乎都是第一，我几乎都是第二。虽然我参加了声乐比赛，但我其实对音乐一无所知，被选上仅仅是因为胆子大，声音洪亮。每次赛前，我们自己都要准备一首参赛曲目，而我仅仅只会声乐班上老师教授的那几首老歌，除此之外，从没有什么音乐进入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次，我找不到歌唱，最后只好把国歌报了上去，评委老师们就尴尬地看着年幼的我对着话筒高喊着：“起来！起来！”。直到我找到母亲的闺蜜家早已沾灰的儿童金曲CD，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施某和我不一样，施某似乎永远不愁没新歌唱。后来我和他混熟了，他邀请我去他家玩，当时，我家还没有台式电脑，他便带我登录了bilibili，带我看动漫，听初音未来，推荐我玩MC（Minecraft），把我从DNF（地下城与勇士），CF（穿越火线）的腾讯网游地狱中解救了出来。

施某是一个热情的人，他非常注重细节，交友也广泛，每年我回家时，都是他主动拉我出来玩。如今，他和我一样毕业了，在国企单位试训了几个月后，他似乎难以忍受这朝令夕改，繁杂乏味的工作，在QQ群里宣布自己裸辞了。然后，他抄起了自己的作家梦，开始用心准备一家做Galgame的游戏公司的编剧面试。

当天早晨，我和他准时在小镇中心的巨大的岳飞像下会面。施某和从前几乎没什么变化，圆头短发，皮肤偏褐，但是他的脸型很标致，眼睛也非常英俊有神，和几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我感到一股窃喜，因为我开始留长发，开始注意护肤，我以“希望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为借口，替自己投入消费主义的焦虑陷阱做辩护。施某没有变化，我便领先了他一步，但我突然想起，他大二时在群里发过的自己的女装照，我的窃喜便荡然无存：在勇敢地表达自我这一层面上，他还是比我早太多了。

施某带我去菜场旁边的一家面馆吃面。疫情虽然依旧潜藏在中国人平静的生活之下，但小镇的面馆并不在乎，十平米不到的门店里摆了5张桌子，锅碗瓢盆和灶台都在门店最外面：你得先穿过厨房才能进入餐厅。小镇里的早点师傅们从来都是在门店的最外面做饭，所以当早晨的你路过开满早点门面的街道时，除了人流和摆到门店外地桌椅，眼角便全是蒸笼散发出的氤氲蒸汽和大号炒锅里飘出的油烟，耳边都是油里溅起水滴的噼啪声。我们拘束的和别人拼桌吃面，施某一边吃一边跟我介绍：门店的老板是江西人，所以牛肉面辣劲很足。我突然好奇起来，为什么一个千里外的江西人会迁徙到这个小镇开面管？但牛肉面实在是太辣了，我马上就拧开了他提前买好的农夫山泉了。吃完后，他用小电驴带我去他家。

他家过去在城市的最东边，然而近年新高铁计划途经小镇，城镇过去的规便成了一个笑话，整个市中心向他家的方向蚁附，那里刚铺好的沥青路上早已被沙石染黄，载着各种建材的拖车川流不息。他家是路边的一栋笔直的三层小楼。一楼出租给修车铺，三楼住着爷爷奶奶，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二楼。到了他家，家里没人，我们就溜到卧室里，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聊聊番剧，游戏，虚拟歌姬。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彼此的爱好早已不再重合。我基本不关注新番了，而他还会去专门调研每个季度的新番列表。他向我推荐他关注的bilibili（中国的niconico）的up主，而我已经注销了b站的账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也在想为什么，准确的说，我是在想怎么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要跟他说：因为bilibili网站里充斥着癫狂的国民，你几乎无论走到哪个视频里，都会看见评论区或者弹幕里的小粉红开始用从党媒或者他们引以为傲的某些早已被审核过的自媒体那学来的话术指点发生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抗议，游行，示威，从而维护那些脆弱而可怜的国家民族自尊感。而我不希望自己在精神上继续受到这种前线战壕般危机莫测的突然折磨，于是注销b站账号，警示自己不要忘了生活在半个地狱的事实。我要这么跟他说吗？不可以吧，毕竟他还看观视频（观察者网在b站建立的账号，我简单地把他归类为爱党媒体，毕竟在粪坑里分类也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当然，他会告诉我观视频里的内容要辩证的看，有的就是在宣扬民族主义和培养无脑小粉红。（是的，他也知道瞧不起小粉红）而我呢？我不想看，我不想去粪坑淘金，也就是鲁迅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严格的来说，我们无话可聊的原因很简单：我变得崇洋媚外了。我开始大量的清退国产app，国产软件，国产游戏平台，逐渐的，我想学新东西时，会下意识地找国外的教材，国外的教学视频。无聊了一会，他开始像我玩手游一样打一些东方project单机，接着又打开玩rogue like游戏，我也觉得无聊，就开始扫视他的书架，我抽出那本硕大的荣格的《红书》，看了看那些疯癫的插图便放了回去，当然，即使我根本看不懂荣格，我也一定会狡辩是因为此时不适合阅读需要极中精力的书。

他爷爷的旧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抽出它，开始阅读这本从1965年开始的红砖日记，笔记里工整地抄录了各种名人名言，革命口号，主席语录，以及小到县城，大到全球的各种行业产能数据。无数发黄的剪报被严丝合缝地粘好。直到1975年里，有几页笔记被撕掉了，只留下不规则的裂痕，跳过这些撕掉的页面，接下来的一页上一改往日的工整，充斥着疯狂的蓝黑色圈涂，这种仿佛托卡马克装置周围细密的磁感线的圈涂笔记，把笔记主人的形象从一个兢兢业业无所畏惧没有私心的人民党员，切换成了一个洛夫克拉夫特笔下遭遇未知恐惧时逐渐疯癫的主角。我尝试着从这些圈涂的缝隙中解读背后的文字：是对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的拥护宣誓：一个决议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三个字彻底被涂烂了，深蓝色的墨水仿佛板结成块，焊在了纸面上。

我突然感到一丝滑稽，就把这个分享给施某看，施某似乎并没有细看过他爷爷的这本红砖笔记，他也尴尬地笑了一笑。他也打累了，打开了他的编剧教材，拿出了他自己的笔记，里面记载了他读教材的总结归纳，以及他日常的一些想法和点子。他并没有主动给我看，我也不好意思直接照他要。我们从编剧聊到了虚拟偶像，聊到Hololive，我并不敢接话（hololive主播在油管直播时聊到了不同国家的观众打赏的情况，其中提到了台湾，这导致大陆hololive粉丝中的爱国人士的愤怒，最终hololive在大陆基本全面被禁），他开始向我推荐几个国内的vtuber，我象征性地看了几分钟。接着，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失语。我想起自己最近在看戏剧学导论，就提了一下，他问我可不可以发一下链接，我意识到THA101的戏剧学导论得翻墙在油管上看，而且没有中文字幕。我点了点头，想了一下，还是说：“视频在油管上”。他说不要紧，他也有梯子，他也不介意是全英文的。于是我把链接发给了他。之后就告别离开了。

县城太小了，即使我只在这里读了九年书，总共记不起100个同学的名字，但在这座四十万人口的县城，遇上认识的人并不是什么难事。我路过岳飞雕像下的茶叶店，店主的女儿是我的初中同学，她几乎每天都在柜台前看网剧，有时候，她也会在门口的人行横道上和父母打羽毛球，我想起我也是这样的，小时候，和父亲在小店门口的人行横道上，用他在下岗潮之前和国企同事们打球时用的羽毛球拍打羽毛球，或许那个球拍年纪比我还大。我继续走，路过小镇电脑城，城里的一位导购是我小学一年级时喜欢的同班女生的母亲，四年级时，我家在这购买了第一台电脑，当时在电脑城里，我还一边害羞一边故作矜持，实际上两边父母只把你童真的爱意当作闲话的玩笑乐了个一干二净。我沿着回家的路一直走，几乎每走一步我都能回忆起一些过去的故事，似乎站在这条街的每一块地砖上，我的脑海中都能浮现出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如果我能够明白我选择性地记住了哪些过去，或许我就能更了解自己。

我开始继续回忆，回忆一些已经消失的地方，河边的公园五年前重修了，整个大河的腹部被掏空，淤泥被堆上两岸，成为了新房地产项目的地基。那里曾经只有堤岸和两边的农田，据说，曾经的这里还有渡口和渔船。我和施某，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在每个周末都反复地途径这条河边地长堤，上午顺着朝阳来，傍晚背对着夕阳回去，在晚风中和带着斗笠，推着自行车的老农民擦肩而过。我已经忘了我们那时候在聊什么了，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电脑，我们究竟是如何反反复复地走过这条寂静的长堤的？是因为我们还小，步子也小，把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吗？是因为那时候场地上覆盖着连绵的青草，农田上散落着球白菜和萝卜苗，这些冗杂的景物夺去了我们的注意力吗？枯水的季节里，堤岸下方露出鹅卵石石滩，我们便走到石滩上寻找薄片状的石头打水漂，北上广的孩子们在参加培训班，学爱好的时候，我们想参透了人生的老僧，在短暂的童年里做着重复而单调的事情。是这些重复的训练使我们对无聊和孤单充满了抗性吗？

我开始想，如果我跟他敞开心扉会怎么样？我告诉他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有多么的疯狂和冷血，他会怎么回应我？我邀请他一起离开这里，他会如何看待我疯狂的计划？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可能，他会同意我，也会有那么一丁点可能，他会永远不和我说话。

我们没办法给某些事情找到原因，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像两条DNA链一样缠绕在了一起时，也没有任何原因，也不需要原因。一些稀薄的东西把我们两人再次分开，这样的羁绊也就悄悄解开，没有谁有错，也不需要谁承担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