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人、爪哇人、菲律賓人都很懶惰？ ｜「懶惰」的迷思隨著殖民政策延續至今的東南亞

「懶惰原住民」（the Lazy Native）的迷思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殖民當局帶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意圖精心打造的。

如馬來西亞社會學家 Syed Hussein Alatas 所記錄的，這種刻板印象在西方殖民統治的高峰期特別針對馬來群島的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與其說是反映懶惰和生產力低落的原住民形象，更是一種方便的虛構，服務於特定的經濟和政治目標。

阿拉塔斯長期研究這個議題，因為他將知識帝國主義視為殖民主義最穩固且最持久的遺產。一種在政治獨立之後仍繼續塑造東南亞（以及大部分前殖民地世界）的政治、知識上的遺產。

「懶惰土著」是個精心的捏造

賽義德．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1928–2007）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馬來西亞學者、社會學家、政治家，也是數個社會科學組織的創辦人。他被廣泛認為是東南亞社會科學的先驅人物和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

阿拉塔斯的研究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包括貪腐社會學、多元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現代化、發展、馬來世界的史學以及穆斯林改革思想。曾在新加坡大學（後來的國立新加坡大學）創立了馬來研究系，並擔任系主任二十年。

《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1977）。 這部開創性著作批判性地分析了殖民論述中將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刻板印象為懶惰的起源和功能。被認為是後殖民研究的基礎文本，甚至影響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歐洲殖民者，特別是荷蘭人、英國人和西班牙人，遇到的社會運作系統與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大相徑庭。

當地人口經常從事自給自足的耕種、社區共享和季節性勞動週期，優先考慮與自然的平衡和社群和諧而非利益至上的生產力。在殖民者眼中，這被誤解為懶惰。但這種觀點不僅僅是無知 — 而且還是具有功能性的。

宣稱原住民「懶惰」使殖民者能夠將脅迫、強制勞動和剝削性做法合理化，將其偽裝為文明發展的必要手段。

阿拉塔斯指出，這種敘事被殖民管理人員、傳教士和偽學者的著作所紀錄、傳播。他們的作品經常被不加批判地引用，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識形態基礎，使歐洲的優越性和東南亞的劣勢成為常態。

這種意識形態機制僅服務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

殖民母國合理化剝削

如果要讓殖民母國的資本主義順利運轉，就會需要廉價、可靠和順從的勞動力。

而通常原住民人口不願意接受殖民企業提供的剝削性工資，於是被資本家視為懶惰而非理性。殖民當局沒有承認原住民抵抗剝削的能動性，反而將拒絕參與殖民經濟的行為定為犯罪。

這種意識形態政策實現了兩個同時的目標：其一，為干預原住民勞動實踐辯護，其次，則為引進勞力開闢了道路。殖民當局以往往近乎奴隸制的條件輸入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的勞工。聲稱原住民太懶惰而不願工作，使這些行動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需求。

實際上，原住民不願參與殖民勞動市場並非由於懶惰，而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不公平的勞動條件和傳統生計的退化。殖民經濟既不提供公平的報酬和尊嚴，也不符合原住民的價值觀。

阿拉塔斯使用歷史和社會學證據表明，原住民被解釋為懶惰的行為通常是一種抗議、脫離，或僅僅是對原始生活節奏的堅持。

生產力的種族化

「勤勞」的歐洲人和「懶散」的原住民之間的對立，不僅僅是純粹的一種描述，這種敘事甚至被種族化了。

生產力成為一種道德和種族類別。殖民者被視為具有生產力、理性和進步性。原住民則被視為情緒化、落後和停滯不前。這種種族化為殖民干預原住民社會提供了道德制高點。

原住民文化實踐、知識形式和社會系統被忽視或壓制，因為這一整套「原始的」價值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教育系統會導入殖民語言、歷史和價值觀，同時抹去原住民知識系統。

「懶惰原住民」神話因此成為深層次文化剝奪和異化的掩飾。Alatas 謹慎地指出，這不僅僅是偏見，更是一種系統性的、結構性的暴力，塑造了一個社會如何理解勞動、種族和價值。

關於原住民身份的敘事，本身就藉著西方優越性和資本主義規範的棱鏡被重構，因為原住民多半都沒有文字記載其歷史淵源。

知識的暴力與控制

阿拉塔斯最有力的見解之一是，懶惰原住民的神話不僅僅是社會或經濟性的，也是知識的綁架和宰制。

殖民主義不僅關於對土地和勞動的物理控制，也針對關於知識的控制。殖民者將自己定位為真理的仲裁者、有效知識的生產者和原住民生活的解釋者。

殖民教育系統系統性地破壞了當地的知識系統。殖民母國的教育將外來勢力描繪成「知識和文明」的啟蒙者，同時將原住民信仰系統描述為迷信或落後。這種知識殖民化產生了長期影響。

即使在獨立之後，許多後殖民菁英繼續在殖民統治者強加的框架內運作。阿拉塔斯將其識別為「知識帝國主義」（intellectual imperialism），這些菁英往往以中立和客觀為幌子，將一種知識系統強加於受壓迫者之上。

阿拉塔斯呼籲重新思考這種知識遺產，並敦促全球南方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重新定義自己現實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