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020大選觀察（下）：認同的無力

前言：本文為台灣2020大選觀察下篇，上篇為〈認同的角力〉。

這可能是本次台灣大選中，我所見到的最大的 fantasy。

在民進黨全國競選總部，放有一塊大型電子看板，滾動播放著支持者與蔡英文卡通形象立牌的合照。這塊看板被佈置成了 instagram 界面的模樣，左下角紅心點亮，旁邊寫著「2300萬個讚」。

這背後的寓意不言自明：台灣這片土地上的 2300 萬人都支持同一個政黨，所有的選票都投給同一個候選人，整個共同體都萬眾一心，同聲同氣地為民主加油。這大概是參選人最美好的期許，或許，這同時也是現行民主政體最 fantastic 的承諾：通過一人一票，我們可以獲得共識，攜手走向共同的未來。

縱使蔡英文從 1430 萬張有效選票中狂攬了 817 萬票（57.13%），與「2300萬個讚」的期待仍相距甚遠。面對 600 多萬投給了韓國瑜和宋楚瑜的選民，蔡英文在勝選的晚會上，呼籲支持者「絕對不要有任何刺激對手的言行」，「要擁抱彼此……所有人都必須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之下」。

對勝選的一方而言，團結在民主旗幟之下想必不是什麼難事。然而，作為一種制度的全民普選是否能有效運作，更加取決於在野陣營是否願意接受失敗的結果。這必然地涉及到程序正義，以及所有參選者對這種正義的共識，簡單說就是，所有玩家都預先同意了遊戲規則並確實地遵守了它。

單從這個角度評價的話，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的台灣民主，其運作顯然是有效的。這種有效體不僅體現在政治權力在不同精英集團間順利地過渡，更體現在有著重大分歧的人群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來應對這些分歧——當然，應對分歧並不等於解決或取消分歧。

有趣的是，在今年的這場選戰中，藍綠雙方不約而同地擇選以「亡國感」來進行情感動員，然而，雙方的最大分歧恰恰在於「亡的是哪個國」（不同陣營心目中的國家不盡相同，可參考本系列選舉觀察的上篇）。輿論場上的風頭火勢將這場選舉塑造為「輸了就會亡國」的最後一役，但選舉結束之後，太陽照常升起，生活一切如昨。難道是敗選的藍營在選後突然意識到國並沒有亡？還是，亡國感敘事所試圖號召的身份政治，並不如觀察家所言的那麼有力、那麼重要？

一、

選前的台北，流傳著一則都市傳說：隨便上一輛計程車，遇到的運將都是韓粉。基於觀選期間我在台北的方便抽樣，這則都市傳說的可信度頗高，排除沒心情搭理你或明確表達不會去投票的，剩下遇到的全屬藍營。

有一位司機阿伯，從我的口音猜到了我從對岸來，問我來台灣玩些什麼，一來二去，就聊起了選舉。他出生在台南、現在定居台北，他用閩南語跟我說了句「肚子扁扁，票投阿扁」，以此表達自己過去對民進黨的忠誠，然而他今年改了陣營去支持韓國瑜。我問他為什麼，他首先慷慨激昂說起的，不外乎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就沒了，或者綠營執政後中國就要打過來了——大抵都是那些網路聲量最大的「亡國」敘事。

倘若我們刻板地套用台灣四大族群的解釋框架，這位阿伯會被認為大概率是綠營的支持者，族群身份似乎就足夠把他的史觀、身份認同以及對政治政府政黨的態度統統打包在一起。問題便從這裡產生：他怎麼就突然認同了中華民國，甚至成為了外來殖民政權、二·二八兇手、白色恐怖締造者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繼續問他，韓國瑜當選，不會害怕政府和中國走得太近，不會害怕共產黨控制台灣嗎？他說，韓國瑜說會守住九二共識，會守護台灣。我問，如果守不住呢？他答，那就再把他選下去！

可是蔡英文不一樣說要守護台灣？他話鋒一轉，「可是蔡英文支持同性婚姻啊！同性戀都可以結婚了，這國家不就亡了？」我試圖解釋一下，蔡政府有遵照2018年公投的結果，不修民法改立專法，阿伯卻說，公投的結果就是不該讓同志們結婚。

我：「公投不是通過了一條以非民法保障同性共同生活？」（註：公投第 12 案）

伯：「那是民進黨他們玩的文字遊戲！」

我：「我好像記得這一條的條文是基督教背景的團體寫的？」（注：幸福盟）

伯：「不是！反正我們就是不同意同志結婚，民進黨不聽。」

關於同志平權的話題告一段落，阿伯旋即又打開了一條新的戰線，他開始說蔡英文執政四年內經濟越來越差，「就是他上台，陸客就越來越少，搞得我們都沒生意！」且不論以計程車這單一行業作為指標來判斷經濟起落是否恰當，畢竟一個人以自己的「相對剝奪感」作為投票的皈依實屬合情合理，但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曾經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的阿伯，現在卻把肚子扁扁視為不投民進黨的理據了呢？

車停穩後，我準備開門下車，阿伯的話頭恰好停在了「反正韓總說的話我就是聽得懂，哪像那些人說話我根本聽不懂。」

二、

分享我和這位計程車運將的交談，絕非想以一例孤例證明「韓粉爸媽」在邏輯上的矛盾或資訊上的偏狹，我相信要找一位身陷邏輯謬誤與資訊回音壁的綠營支持者肯定不是什麼難事——況且，這位阿伯本就做了大半輩子的綠營支持者。我想說的是，可以投的票只有三張（總統票 & 政黨票 & 分區立委票），但不得不被含括進去的議題，卻多到數不清。

在台灣社會，從來不缺需要公眾關切與政治辯論的公共議題：核能、同志婚姻、兩岸關係、年金改革、轉型正義、經濟政策、廢死、安樂死，等等等等。假定我們只有 5 個議題，每個議題又只有 3 個立場，那麼就會出現 3^5 = 243 個立場組合。這還只是假設，真實的立場組合肯定會幾倍、幾十倍於這個數字。當然，由於抱有相同價值觀的人可能會在多元的議題上做出近似的選擇，因此，有限數量的特定立場組合就可以囊括人群中的大部分。即便如此，這些立場組合的總數必然遠遠大於 2。

但現行民主政體中常見的兩黨制，卻只給了選民兩個選擇。（姑且不論小黨政治，想想想要獨善其身的時代力量的分崩離析）要如何把台灣社會眾多的議題，塞進藍營或綠營這樣局限的選擇，是每個選民都會面臨的困境，也是「含淚投票」的一個制度性因由。每位選民做出投票決定的背後，其動機往往是複雜且多因的，那麼，最終令我所遇到的那位運將投給韓國瑜的，真的是因為對中華民國楓葉版圖的強烈認同？還是信奉傳統觀念反對同婚、因為生意變差反對現政府，或是純粹喜歡拋開政治正確的快感宣言？

當我們試著去理解和解釋，那極度簡化的投票決定背後的複雜動因，認同的維度就會顯得尤其無力。倘若身份認同是一種絕對的、強力的、無法撤回的銘刻（它確實可以是），那麼高雄這座民進黨大本營都市，為何在 2018 年時將韓國瑜選為市長、成為了國民黨的囊中之物？那位肚子扁扁也要票投阿扁的台南運將，又為何會成為韓粉乃至中華民國粉呢？

身份政治仿若一重厚厚的、染著顏色的濃霧，它們將一切議題都籠罩其下。這濃霧是一種氣體，瀰漫到每個角落，又帶著一點水氣，把它所沾染的東西都弄得潮濕。藍色的迷霧與綠色的迷霧在接壤處彼此推搡，但雙方都捉摸不到，固定不了，曖昧不清。

三、

選舉當晚，開票才過半，蔡英文就已毫無懸念地鎖定勝局，在剩下的「垃圾時間」裡，他又一鼓作氣刷新了得票率歷史新高。隨後的國際記者會上，BBC 記者拋给蔡英文的第一個英文問題便是，他勝選是否要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助？可惜翻譯沒有翻這句，蔡英文也沒有回答。不意外地，不論在蔡英文自己的勝選演說中，還是在媒體報道或觀察員的分析文章中，都把蔡英文創紀錄的高票，解讀為台灣民眾堅定地向對岸說不。

這樣的解讀自然是最便利的，它也確實地捕捉到了一股真實存在的民意。然而，正如前文所說，每個選民的投票決定都極度化約了他在多元議題上的異質立場，那麼，對選舉結果進行單維的解讀，免不了帶有斷章取義或者借題發揮的色彩。

就好像那位運將在支持韓國瑜的同時，並沒有張開雙臂擁抱對岸，也沒有宣稱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要完成統一大業，他只是相信韓國瑜能在守住九二共識的同時為他帶來足夠多的陸客生意。當我們把「蔡英文、民進黨、台灣、獨立」和「韓國瑜、國民黨、中國、統一」這兩組詞組都高度捆綁之後，我們只不過是把一場總統大選——一個共同體以投票的方式選出其權力意志的象征——人為地化約為了一場單議題的公投。

誠然，許多人都說，今年的選舉是政策辯論最少、身份動員最徹底的一屆。可是，身份認同真的可以被直接地、單獨地動員嗎？

時間回到上世紀末。1987 年剛當選立法委員的趙少康，兩年後和其他少壯派主張黨內民主化，形成了國民黨黨內派系「新國民黨連線」，93 年脫離了國民黨組成新黨。1994年，趙少康以新黨黨籍與陳水扁競逐台北市市長一職時，喊出了那句著名的「陳水扁當選，外省人都要去跳海！」

「跳海」與「亡國」之間隔著漫長民主轉型，但這兩個同樣語焉不詳的詞卻穿越了時空遙相呼應。在這兩個空洞的辭藻背後，言說者到底想表達什麼呢？他似乎是在說，目前掌握在我們外省人手裡的國家機器，就要大權旁落了；或者是在說，一旦本省人執政，我們外省人就會丟了工作、沒了財產、被歧視、被打壓，生活慘到不如去跳海。從這樣的宣稱裡，我們不難咀嚼出外省族群的自覺以及危機意識，這可以被視為對本省族群身份興起的一種反應。

然而，族群的變遷並非空穴來風，其來無自。在黨國一體的戒嚴時期，中華民國三十五省的國族想象與台灣一島的政治現實之間的隔膜，對自在的本省人族群構成了鮮明的制度性歧視，這種歧視既涉及政治資源的分配，也輻射到生活機會、經濟、文化、甚至生命等維度上的權與利。這種制度性歧視，是本省族群自覺並組織起來的一個重要基礎。同樣地，令外省族群自覺要「跳海」的，也是一種伴隨著優勢地位喪失而來的相對剝奪感。我相信，關乎「省籍」的意識、問題、矛盾和衝突，從來不是抽象的空中樓閣，而是深深地嵌入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力場域。

四、

既然身份認同無法有力地解釋投票動機，同時，族群身份又無法從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獨自存在，那麼，為什麼身份認同常常被視作最關鍵的影響因素，被認為是最有力的動員武器呢？

這可能涉及到兩個視角。當族群被視作自變量 X 時，它可以有效地解釋許多社會事實，這或許是因為，同屬一個族群的人，分享且互動著大量共同的生活經驗與集體記憶，因此可能有著大致接近的價值觀與現實利益，那麼，身份認同往往就可以預言同一群人的集體行動。當然，這裡所說的族群，是對人群宏觀的劃分。

但當我們把考察的尺度從人群縮小到個體，就會發現身份認同哪怕依然是 X，也只是眾多 X 的其中一個，更多時候，身份認同是個需要被解釋的自變量 Y。甚至，我時常覺得，認同可能只是把一切都化約之後，僅僅餘下的那一聲宣稱——我是台灣人，我投民進黨；他是中國人，他投國民黨。

以身份政治進行的動員，基於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宣稱，而這宣稱遵循著轉喻 metonymy 的邏輯。最近的例子就是武漢肺炎引發的疫病恐慌，看不見的病毒逐步轉化成了可見的特定人群武漢人，他們成為了病毒的符號和化身。齊澤克 Zizek 曾經以 Pokemon Go 來類比反猶主義，希特勒指著猶太人，把他們說成是一切社會問題的肇事者，接受並內化了這種轉喻之後，猶太人理順了紛繁複雜的現實，又為個體所承受的混亂和困苦提供了解釋——一切都是他們的錯。

可以說，身份政治的效力正是源於其簡潔、直觀，甚至可以說是粗暴。當有一個他者可以為我們所喪失的幸福負責，當我們的不幸是源於這一群他者對我們快感的盜取，那麼真正導致苦痛和困境的結構性問題就被遮蔽了，問題轉變為，我們要如何從他們手中重奪我們所失去的應許之地。這樣的無意識結構，同樣體現在了 Brexit 的口號 take back control 之中，Trump 與習近平不謀而合使用的話語「偉大復興」Great Again，也只是另一個變體。

但這恰恰也暴露了身份政治的致命弱點——它只是轉移目標，遮蔽問題，卻無法解決問題。真正待解決的問題就像病毒一樣，可以傳染/轉喻為任何一個族群，或者更應該說，它根本不區分族群，那麼，立足於身份的政治，最後只能如同一重迷霧蓋住問題的本質，隨歷史的偶然變幻著迷霧的色彩。它，是無力的。

若說韓粉父母面對假資訊與「接地氣」的文宣採取了理性放空 rational ignorance 的態度，陷入了快感政治，那麼以族群/國族主義來應對制度和結構性問題的選民，也是另一種同構的快感政治，在放空的程度上，或許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五、

當候選人掃街拉票拜票的大喇叭漸漸平靜，選舉揚起的風塵也重歸大地。

在選舉前，我問了一位台灣朋友，誰當選真的會有很大差嗎？他的回答是，不會。雖然歷史容不下假設，但我確實相信，蔡英文當選，並不會快馬加鞭地讓寫在憲法裡的中華民國壽終正寢，同樣地，韓國瑜當選，也不會讓台灣在一夕之間成為香港。兩黨制的一個常見結果，正是兩黨的差異不大，當台灣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的人依然是多數，龐大的中間選民就依然會是兩黨政策趨同的關鍵動力。

與其說亡國感真實地表征了台灣正面臨著關鍵的歷史抉擇，不如說，它體現了國族快感的大爆發，只不過在台灣多線糾纏的歷史與族群敘事下，呈現出了對立的樣貌。

本文開頭我所提到的那個 fantasy，無疑也是另一個鮮明的表征。之所以說這樣的期望只是 fantasy，正因為它是不可能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言，「政治的基礎在人的複數性」；同時，當我們依然在吐槽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全票通過和橡皮圖章時，也說明了它是不可慾的。但這樣的 fantasy，讓人們會去期待以投票這個儀式來塑造共識，民主制度的運作才可以繼續下去，同時，它又為共同體設定了前進的目標與意義，成為了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支撐。

被包含在這個 fantasy 裡的 2300 萬人，也即有（或將有）投票權的人，也是被選出的政府所管轄的人，彼此之間的共識遠比他們認為得多。在世界格局仍以主權為基石的當下，掌管著護照、身份證以及一切公民權利的中央集權政府，依然是身份認同最強有力的塑造者——遠比基於神話的族群歷史敘事來得重要。就好像台灣東部鐵路線上馳騁著的列車，可以同時叫著莒光、自強、復興這些黨國遺緒的名字，也播著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言的報站，但最沉默也最有力的，依然是那個與身份證、健保卡所綁定的身份，它是一個台灣人在疫情期間可以買到口罩的唯一憑據。

相比起來，既聒噪又惹眼的族群身份認同，在網紅政治與社交媒體的提攜之下，則成了民主制度週期性投票盛宴中重要的快感來源。

倘若 2300 萬人無法在那共同的 fantasy 下對這場遊戲本身（而非遊戲內容）有足夠的共識，那才會是危機真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