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头巾，还是戴着头巾？

对当代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中，女性头巾不光是个人信仰选择，还成了政客和大众关注的焦点。究竟头巾意味着什么？在不同国家的公共场所，穆斯林女性该摘下头巾，还是戴着头巾？她们的选择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不过，弗朗兹·法农写于1959年的《摘掉头巾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 Unveiled）或许会给我们一点启发。由于原文比较长，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希望感兴趣的人一起来探讨。

服饰是体现社会/文明归属感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在伊斯兰文明中，由于其它特征都没有外在的服饰明显，女性的头巾也就成了该文明的标志。

在阿尔及利亚，男性的服装有更多变化，而女性清一色都是连体白色头巾和袍子（海克حايك‎，haik），没有太大变化。法国殖民者在社会学家的“科学”协助和官员的政策中，企图通过废除女性头巾，改变整个阿尔及利亚社会，让整个社会屈服。或者，用后殖民主义学者Spivak的话来说，就是“白人男性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

尽管法国殖民者系统性地从从政策和社会各个层面实施这个政策，但并没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殖民者行为的本质是“同化”，而不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文化适应”。一个社会只有在自省自身文化中最基础的价值观、看似最牢不可破的信仰时，才能真正有所改变。否则，他们面对同化政策，采取的只能是反同化对策，而且还会在无意中加强他们的憎恶与反抗。

那么，从殖民宗主国的个体心理上，又是如何想象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呢？

对欧洲男性而言，她能看到他，他无法看到面纱下的她——隐藏的总是美的，我一定要看到这种美，看到了，这种美就属于我，任我摆布。梦中，杀光一个村庄的人和强奸一个女人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欧洲女性而言，遮住的就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遮住干嘛？美的东西就应该展示出来给人看，如果真的美又非要遮住，那就是心怀不轨，想要进一步诱惑男人。

揭开面纱在当时对西方殖民者来说，仿佛看到了一场皈依仪式，带给他们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但是，在很多阿尔及利亚人眼中，这无异于一场强暴。

在这种扭曲心态的统治下，本地人原本不以为然的一个文化特征——遮盖羞体的盖头——突然之间成了斗争的焦点。

出乎殖民者意料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女性在革命中被动员起来，开始主动摘下盖头。这些女性开始从家庭空间走上城市街头，在各个城市间传递消息和资源、放哨、移开殖民者注意。

这些女性，被称为“法蒂玛”，或者“单独走上街头的女性”。这也不奇怪，那些参与革命的女性都自称法蒂玛，而且在此之前，女性若要走上街头，都要有家族中男性或年长女性的陪伴。

走上街头的女性，一开始是结婚妇女和烈士遗孀，后来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也加入斗争。

1956年，随着殖民者暴力的升级，女性也加入了武装斗争。她们在手提包里放了炸药，走进警察局、咖啡厅、办公楼或其它公共场合，将炸药递交给一个陌生人，那个最终引爆炸弹的死士。

在这个不断深入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女性变得越来越自信，她们的身体也开始适应没有传统头巾遮盖的城市空间和他人的注视。

然而，殖民者也不是傻子。

当他们发现那些摘下头巾打扮入时的阿尔及利亚女性是革命斗争重要的参与者时，毫不留情。他们开始对任何摘下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女性都开始怀疑、跟踪、搜查、甚至逮捕、虐待、处死。

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欧洲女性也开始加入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时候，系统开始走向彻底崩溃。

1957年开始，阿尔及利亚女性又开始戴上头巾，试图在头巾下逃避审查。

对殖民者来说，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阿尔及利亚人、欧洲人、他者、自己人，界限开始消失。他们设立岗哨关卡，监视每一个人。

护士、联络员、战士——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女性在革命中不断改变的身份。总之，在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她们用尽各种办法，把殖民者的手段变成了弱者的武器。不变的，是她们对自由的热爱。